依据符号学原理谈“鬱”的病机

徐睿瑶，李良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中医的“五鬱”学说首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1］，载：“木鬱达之，火鬱发之，土鬱夺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黄帝内经》言简意赅，以“鬱”①［2］前冠以“木、火、土、金、水”命名疾病的方式来阐释病机和治则。这种命名和阐释的方式秉持了“整体观念”，将病因病机和治法治则巧妙地统摄在同一个宏观的系统中，但也引发后世医家结合各自实践竞相进行注释的现象。五行是“鬱”的限定词，“鬱”才是疾病的本质。欲要通过文献理解“五鬱”的本质和病机，并将语言承载的意义运用到实践中去，除了对文献的内容进行训诂以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疾病命名的源头研究，即将已知与未知联系的相似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依据索绪尔［3］提出的能指的任意性原理，通过表音文字命名的疾病是无法直接体现所指的，甲骨文却有先天的优势，用“象”的方式保留了所指的内容。本文拟从病名入手，通过分析甲骨文“鬱”的字形与字义以及“鬱”作为文字符号的演变过程，从而避免能指连环的“换喻”功能对历史文献的改造［4］和考古暗物质［5］的干扰，依据能指与所指［2］对应的原理，分析鬱证被命名的意图，从源头探析鬱证的病机。

1 从甲骨文的角度研究鬱证病机

把通过对由内外感受器（除视觉感受器之外）引起的感觉进行感受的产物与通过“鬱”的形传达的象征意义相联系的是人的相似性的本能。我们通过研究这种符号的起源和演变，可以对人类关于“鬱”的这种感受的起源进行理解，从符号“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6］这一性质入手，分析象形行为发生时的场景、关系和内容，推测象形的意图。因为意图构建了场景，没有意图便没有场景的诞生。由场景反推至意图，才能得到不具有欺骗性的真实意图。我们了解历史唯一的途径是文物和文献，但这些文物和文献只是历史的表象，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使用现代人的意识形态，研究“鬱”象形的意图可以排除对文献理解的误差，更加直接了解鬱证的起源。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以索绪尔提出的“所指与能指对应”的形式去研究鬱字，而是通过鬱象形保留的意义来追溯在字被当作符号使用之前，人们利用相似性是如何认识鬱证的，从而探究鬱证的病机。福柯也认为，书写物总是优于言说物，因为很有可能在通天塔以前，在大洪水以前，早已存在着一种由自然本身的标记组成的书写形式，其结果是符号会拥有一种力量，会直接作用于物，吸引物或排斥物，表象物的功效、属性和秘密［6］。这就是象形文字的优势，早于言说物存在，有理有据地表象了物的功效属性和秘密。

福柯说：“所有我们知道的语言，只有在这一丧失了相似性的基础上，在它撤空的空间里，才能被言说，希伯来语好像是以残片的形式包含了初始的命名标记”“语言是那个拯救自身并最终开始倾听真正言语的世界的构型”［6］。当我们把这种相似性抛之脑后，我们才进化出了表达的功能。文献研究利用了人类表达的产物，对甲骨文字形和字义的研究则以此为起点向前溯源，以期找到文字中残留的人类作为一个格式塔（gestalt）的整体存在时的感受，这种研究的优势在于从整体观念出发，站在身体统一性的对立面的立场，避免了由象征构建引起的西西弗斯式的困局。

我们研究象形文字需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便是本文的论据：语言还未与自己命名的物脱离，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语境，在这一阶段，语言不是为了表达而存在，语言只是指示物的表象。这就是从甲骨文入手研究人类认识和感觉的优势，避开了人类意识上的欺骗性②。象形的文字虽然是人类意指活动的产物，但它却没有承担连接所指物和实在物媒介的角色，因为在以象形为造字意图的阶段，并没有形成任何“心理再现”或者“可言物”［7］，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人类倾向于使用感觉，即直接对物的表象进行记录来认识世界，这种记录的其中一种便是甲骨文。研究甲骨文的字形③即研究人类对物的表象的直接认识，避免了可言说的概念系统④迭代产生的理解误差。可言说的概念与情绪的诱因迭代模式相似：不仅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与人类进化的历史相关，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遗产和时代智慧［8］。

2 甲骨文“鬱”的研究方法

我们研究“鬱”的甲骨文，其实是在搜集相似字形的甲骨文，也就是在搜集指示相同事物的甲骨文。我们对这些甲骨文字形进行分析，进而推断其被创造时使用的素材——一种基于相似性形成的内化产物，这种产物是人类对外界和自身变化的朴素而直接的感觉，而非经验的联想。

我们已经讨论过文献文物是以概念的形式对古人的感觉感受进行传递的，表达的方式是有限而实体的，而感觉是无限而无实体的，我们通过真实的文献文物也不能完全接收古人的真情实感，以“鬱”字表达的感觉为例，中医用鬱来解释某一种疾病的病机，而中医的病机并不都是实体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病机，从而正确辨证辨病。中医的经验不仅包含可言说、可观察、可推理的内容，还包括很多直觉。这些内容被历代医学家借助民俗、文学的套话和语法的技巧融合在各种命名和修辞里。“只有当两个早已被人认识的因素之间的替换关系的可能性被人所知时，符号才能存在［6］”。在人类在龟甲和兽骨上进行刻画甲骨文的时期，符号并不存在，因为人类还停留在象形地模拟阶段，并没有将刻下的图形转化成一种可以表达的概念，并把这种概念与客观存在联系并替换。因为知觉的一个要素要想成为知觉的符号，“必须要以知觉的名义区别于并脱离与自己模糊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体印象”［6］，在甲骨文阶段，很明显人类还不具备这样的智力。

我们在推理隐藏在字背后的物的时候，必须把载体和人类刻字能力对字形的限制和考虑在内，那些与语言相似的物⑤［6］，与字能够模拟的场景下呈现出来的人类的具体的知觉和情感存在出入，所以技巧就是把象形放在第一位。在现代人看来除了所指物就什么都不是的象形文字本身其实在造字者和使用者眼里与所指物没有差别，他们创造象形的文字或许无法完全表达并展示他们内化的产物，但其实表达并交流也不是他们创造文字的意图，他们只是在象形，并没有创造客观存在的替换者，在象形的过程中将意义分布于客观存在和自己刻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图形里。这个意义就是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事物的表象。此外，还存在一种自然表象的过程，即没有人为干预的、不体现表达意图的信息传递，载体还可以是一种功能性符号⑥［7］，承载了考古学方面的信息，符合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

当文字被概念奴役，除了所指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内容的时候，由人类创造的用于交流的符号便产生了。从甲骨文到金文的过渡中可以看出，甲骨文并没有语法，一个独立的字传递的信息多于一段文字，而金文却已经把文字当作符号，并出现了言语的组合模式，通过组合试图传递更多信息。在金文阶段产生的“鬱”字较之甲骨文，最大的变化不是字形上的改进，而是象形功能的缩减。那些原本用甲骨文象形传递的信息被语义结构更加细致地表达了出来，象形的意图是描述事件，而载体、技术、人体功能等多方面限制了二维的象形文字对意义的表达，人类不得不运用想象和言语对其进行补充。到了金文阶段，那些象形所做不到的即对事件的描述被文字的组合完成了。金文阶段的“鬱”把自己在表象过程中获得的意义贡献给了语义。这些画符本身就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符号，人们再也不能通过观察一个字的外形来了解它想要传递的信息，而只能联系上下文。在文字变成了书写符号的阶段后，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符号作为物本身：需要借助载体才能呈现的物质实体，如刻有文字的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石鼓、竹简、帛书、线装书等，这个层面的物质实体就更多被当成文物来看待，具有考古学的价值；第二、符号作为一种规则本身：从研究符号价值的角度来看非实体的非物质的符号结构，如六书、部首、音韵等；第三、符号的所指物：符号的作用是让人注意到符号的存在又忘记符号本身，通过符号触发的人类的认识，可分为实体的、可言说的概念和非实体的、不可言说的知觉或感觉两类，如“鬱”字作为一种书写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可以指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也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感觉；第四、符号的所指：完全取代符号最初要象形的物的时候，我们使用符号的习惯和规则，如语法、色彩搭配法则、人工智能、母题等。

3 从甲骨文“鬱”的演变谈五鬱的命名和病机

观念的联系并不蕴含着因果关系，而是蕴含着标记和符号与其指称物的关系［6］。我们首先要辨析“鬱”字的所指物是什么，然后了解当象形文字完全把意义让给所指物的时候，是什么新的机制承担了它象形的作用。鬱在《甲骨文合集》⑦中的字形见表1。

表1 《甲骨文合集》中鬱的字形表

依据相似性，这些原级性⑧［7］的事物和场景都是由人和植物构成，人的形态有两种：直立和俯身，其中俯身的躯干与地面几乎平行，只有编号8638和11253的甲骨文的人形是向右俯身，其余都是向左；他们的排列组合有两种：只有俯身的和直立的在俯身的上面，后面这种组合只有编号5426和8182。植物的形态有两种，植物形态一是、形态二是；他们的排列组合有三种，排列组合一是形态一上下左右各一、排列组合二是形态一于甲骨文鬱的上部左右（或水平左右，这种情况只出现有直立的人的形态存在时）各一、排列组合三是形态二于甲骨文的上部左右各一，形态一和形态二的联系是是形态二成轴对称后的两个图形结合就是形态一。因为甲骨文是二维的，三维的影像转变成二维的图像过程中需要借助抽象的技巧⑨，对表象人的那部分甲骨文，我们可以理解成两种场景，排列组合一是只有俯身的人，排列组合二是直立的人和俯身的人在同一场景中出现。因为是二维的图像，所以无法证明其表象的是直立的人站在俯身的人身上；对表象植物的那部分甲骨文，我们可以理解为排列组合二表象的植物要比排列组合三更高大，排列组合一表象的植物要比排列组合二更多。

综上所述，在以象形为意图的造字活动中，特定形态的人和植物的组合传递了相似的信息，当文字成为符号后，我们将它等同于它复制的表象，再次遇到相同场景、事物以及在相同环境下激发出的相同的情感，我们则倾向直接运用符号，我们可以从金文中选取与上述排列组合相似的文字进行分析。

金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体名称，指的是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铸造刻字的工具比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的工具会更加专业，载体已经由自然物转变成人造物，且青铜器制作工艺复杂，说明造字的意图已经不仅仅是象形、模仿，而转变成一种引起注意和共鸣意味的表达。《殷周金文集成》中的被训为“鬱”的金文大致有两种字形，其中较为相似的第一种字形是编号4133的是叔的和与编号5428的是叔父卣的和；第二种字形出现在编号9571的孟父壶的。很明显第一种字形更接近于甲骨文，但是甲骨文与金文最大的不同是，金文出现了独立的语境，而甲骨文的象形还承担了一部分场景的功能，也就是说，金文更接近于一种文字符号的存在，复合文字使用的规则。根据金文编号4133的上下文可知，这里的鬱指示了一种赏赐品，根据金文编号5428的上下文可知，鬱与彝连用，彝是一种容器，鬱前还有“小”字形容，说明这是一种体型较小的与鬱有关的容器。在符号进化的历史上，引申一定是建立在实践的经验基础上，甲骨文的鬱模拟的场景一定与金文鬱的所指在一定程度、某一层次上有联系，给金文鬱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以熟悉的感觉。从更加看重字形的甲骨文分析可知，鬱模拟再现的场景一定有植物和人的存在，甲骨文鬱的存在是为了其被看到时可以传递上述场景下发生的事件或者产生的感觉，当文字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之后，到了金文出现的时期，用语境来替代场景的时候，甲骨文鬱所传递的信息就会被一部分引用。从金文鬱来看，鬱指的是一种具有赏赐价值的、能够放入彝中用来祭祀的一种东西，而这一所指引申字相似字形的甲骨文，于是我们可以合理猜测甲骨文鬱所象形的事件可能与祭祀活动和祭祀用品有关，或者其通过象形传递的感觉与金文鬱的所指相似。从字形直接推理可知，这种祭祀活动的场景是被植物围绕的地方，那么甲骨文鬱可能情景再现的是人在植物围绕的地方进行一种神圣的、沟通天人的活动，而这种植物在活动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十分珍贵，以至于在叔的记载中将其与白金相提并论，甚至列于白金之前。所以这种植物在祭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天人沟通的成败，或许是一种可以传递信息的作用，被视为一种“仙草”。

吴振武先生［9］在释“苞”和“鬱”的时候引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图版26.253）“牝痔有空（孔）而血出者方”中的训为与甲骨文中被训为“鬱”的字形是一个俯身的人 和两个植物形态一 有关，并释血为瘀血，其理由是与其字形相近的被训为“鬱”的甲骨文有滞留积聚之义。《五十二病方》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牝痔有空（孔）而血出者方”的全文是：“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其中从字形上来看由植物、人和缶组成，但在战国时期，造字已经形成基本的规则，比起通过与物相似而产生意义，人类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了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传递概念这一功能上。方书的出现说明人类使用文字的意图已经转移到表达以求共鸣上，而出现在方书中说明人类把它当作一种概念用以表达。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单纯象形上对其进行分析，更多地需要从造字法的层面对其字形和字义的由来进行分析。不论是向甲骨文或金文鬱借音还是借义都说明在《五十二病方》的使用语境中存在与甲骨文或金文鬱传递的信息相似的内容。通过对“牝痔有空（孔）而血出者方”的全文分析可知，此则记录了中医外治法中的熏洗法治疗“牝痔”一病。《圣济总录纂要》“痔瘘门”中记载：“论曰痔有五名，一曰牡痔，二曰牝痔，三曰脉痔，四曰肠痔，五曰血痔。证虽小异，大率皆饮食饱甚，情欲过度之所致也，饮食饱则肠胃伤，情欲过则气血耗，毒气乘虚，流入下部，所以澼积而为痔也［10］。”在“牝痔”一则中记载：“论曰牝痔者，由邪热壅在肺经，传注大肠，又大肠久虚，风热留滞，故令肛边生疮而出血也，此皆酒食过度，毒气攻注所为，故又谓之酒痔。”中医认为，凡痔澼积所致，而牝痔的症状之一就是肛边生疮而出血，所以“有空（孔）而”与疮大概有相同的病理基础，牝痔是出血，所以血解释为瘀血是不对的。依据造字原则，是甲骨文或金文鬱与缶的结合，那么的所指与“鬱与缶”有关，《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对五痔症状的辨析中可知，只有牝痔是着重记载有“肿痛”，且“从孔中起外肿，五六日自溃出脓血”［11］。通过后世医书对牝痔的理解可知，牝痔的主要症状是疮肿出血，那么有可能指示的就是疮肿的症状，该病一般病机是大肠久虚，风热留滞，其中的“缶”所指的是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或者相似形状的乐器。那么此处的“缶”可也能所指的是一种形状，用“缶”来象形有孔的疮肿，那么“鬱”所指的有可能就是用来界定此类疮肿的内容，可能就是疮肿的病机，即气机不畅、毒气攻注、羁留下部。由此可以看出，甲骨文或金文鬱的引申义与气机不畅相关。

《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至两汉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对五鬱的记载“木鬱达之，火鬱发之，土鬱夺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调其气”中“调其气”即鬱证的治则。综上所述，从甲骨文鬱到金文鬱，再到战国时帛书中相关字的创造和使用角度进行分析可知，从依据相似性的象形到造字法的使用，“鬱”字都有指示“气的升降积聚”的作用，所以鬱证的病机与气机不畅有关。

注释：

①《简化字总表》（中国标准出版社：北京，1986）第23页载，“鬱”已经简化为“郁”。此处服从简化字的同音合并原则，但并不符合字义的引申原则。本文旨在从鬱字的字形对意义的反映和保留的角度入手分析“鬱”所对应的概念，进而分析其所对应的证的病机，所以全文不使用简体字“郁”。

②人类隐瞒意图的功能，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关于客观存在的概念来理解客观存在的异化属性。

③避免使用结构、章法这样的概念是因为甲骨文创造之初并不被当作一种文字，甲骨文的创造意图和意指作用与我们使用的现代文字是不同的。

④可言说的概念系统的原罪是不可避免的，越是可以表达的概念就越是脱离事物的本质。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The more it tells you the less you know.——Diane Arbus。

⑤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1）第49页载，名词置于被指称的物上，恰如力量书写在狮子的身上，权势书写在老鹰的眼里，恰如行星的效应刻画在人们的前额上：都是通过相似性形式。

⑥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31页载，很多符号系统都有一个本体不在意指的表达实体：通常，这些是由社会出于意指目的加以衍义的实用物品。

⑦不论训为鬱的甲骨文是不是指向同一个字，由于在创造甲骨文的时候并没有文字的概念，所以相似是唯一可靠的原则，相似的甲骨文背后所指的事物和场景是相似的。象形文字之前的数字是其在《甲骨文合集》中的编号。

⑧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30页载，内容的实体指的是所指在情感上、意识形态上或仅仅是概念上的形态，其原级性（positif）意义。

⑨不排除甲骨文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审美观对甲骨文形状的影响，如为了符合自己的审美而忽略某些素材的使用或者改变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