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分寸感

胡亮

今天这个话题，“量子时代的诗歌表达”，确实有点儿令人不知所措。何谓“诗歌表达”，姑且按下不表;何谓“量子时代”，也许指向一个最极致—— 也最奇妙—— 的微观物理学时代？这个微观物理学时代，正如李元胜先生适才所说，“让这个世界刚刚呈现真相”，将给生活和产业，还将给诗歌—— 乃至文化和思想——带来什么样的奇异生态呢？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却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横躺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大问题。

关于这个大问题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比如，七十年前，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的系列演讲《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这个斯诺不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亦即来自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而是来自英国的查尔斯·珀西·斯诺。他的身份很有意思——既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兼有这样两重身份，在今天這个场合，我们又怎么会忽然想起他来呢？作为一个专业而高产的小说家，斯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系列小说《陌生人与亲兄弟》;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化学者，他更著名的作品就是系列演讲《两种文化》。斯诺早就已经清醒地看到，“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而“科学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物理学家”。斯诺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分化，彼此间的敌意，已经给“西方社会”乃至“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西方如此，东方如何？来看看中国古代文化史——科学与人文，还包括大自然，似乎一起度过了较为漫长的蜜月期。科学，是有边界的科学。人文，是温度的人文。科学对人文的冒犯，人文对科学的迁就，都不会有悖于对大自然的尊重。也就是说，科学与人文，都把握了高尚的分寸感。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位学者——也就是后面我还要谈到的刘朝谦教授——曾经给出一个提醒：要注意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图的一柄玉剑，这柄玉剑不具备杀伐功能，也就是说不具备任何“实用性”，因而，它不是玉剑，就是一个玉佩！在刘朝谦看来，这柄玉剑，呈现出了一种最堪珍惜的人文精神：“技术”，“诗”，两者已经成为合体。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来想想：古代的铸铜，冶铁，造纸，雕版，纺纱，榨油，乃至制造战车和弓箭，哪个画面不是洋溢着浓郁的诗意？然后，到了斯诺所说的这个时代，情况也许变得有点儿复杂甚或糟糕。“技术”的狂欢，有时候，反而会导致“诗”的式微。瑞恰慈（Richards Ivor Armstrong）有言：“有许多人在从前也许会作诗人的，现在都走进了生物化学实验室—— 这一种事实，可以用来（若我们感觉需要）辩护当代诗歌的贫乏。”刘朝谦的寂寞的博士论文——《技术与诗》——苦苦思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技术”与“诗”的关系，“何以古代如歌，今日成仇？”也就是说，刘朝谦的《技术与诗》，如此敏感地重启了斯诺的系列演讲《两种文化》，甚至重启了瑞恰慈的长篇论文《科学与诗》。

刘朝谦是我的小老乡，他也是四川省遂宁市人氏。并非基于这个原因，我要说，他的振聋发聩，无论是在古典诗学领域，还是在西方诗学领域，无论是在比较诗学领域，还是在跨学科研究领域，似乎都没有引发应有的强烈关注和持续讨论。

除了小老乡刘朝谦，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大老乡宋炜。没错儿，就是“渠炜”或“宋渠宋炜”中的那个“宋炜”。沐川县宋氏兄弟早年写诗，互有修改，故而都是共同署名。根据笔者近来的采访和研究，宋渠也坦率承认：这些作品，主要应该归功于宋炜。他们的系列组诗，包括《黄庭内照》，《家语》，《户内的诗歌和迷信》，以及《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等等，虚构了一种《黄庭经》式的修真生活，“这样足不出户的日子多么来之不易/让人围住烤火的炉灶/又可以搓手取暖/无一多事可做”。我最近写成的长文，《整体主义与汉诗》，曾经如是评价这些作品，“将个人——以至当代人——强行置于古代语境，意图以此缓解我与我、我与人、人与人、人与天的紧张感”。宋氏兄弟自称“整体主义”，我称他们为“ 空想整体主义（亦即乌托邦整体主义）”。毫无疑问，宋炜，正是那柄玉剑的信徒。他对科学，尤其是对现代科学，具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然而，这种对抗性显得非常尴尬，因为这只是思想上——而非生活中——的对抗性，这只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的对抗性。简单地说，哪怕宋炜是个天才，他也片刻离不开科学（更不要说现代科学）。成都诗人孙文波就写过一首诗，《醉酒》，讥讽了宋炜的两难：“这样，我瞧见了，他的灵魂/深处的阴影部分：仇恨。‘科学的/敌人？其实他哪里离得开？/昨天他还出入于电脑商行，/被主板、内存条、硬盘，扰得/心神像炭素墨水。他还说过：/‘谁配做我们时代的明星？/电影，还是电脑，和打印机？”。宋炜提出的问题及给出的答案，也许是无力感所致，也许是正话反说，无论如何他也已经意识到现代科学的不可阻挡的步武。

那么，刘朝谦所说的“技术与诗”——或蔡天新教授所说的“数字和玫瑰”——到底哪个更加重要？也许像杨振宁或陈景润这样的“绝对科学家”，像顾城或海子这样的“绝对诗人”，他们很快就能给出答案。当然，前者和后者，肯定会选择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像斯诺这样的“科学家小说家”，或者说像蔡天新这样的“数学家诗人”，像哑石这样的“数学系诗人”，面对这道选择题可能就会显得尤为迟疑。文化之曙光，正在于这种迟疑。是的，这道题，就不该是一道选择题！“科学”不可或缺，“诗”也不可或缺。对科学，对科学家，到底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既不必过度夸张科学的“ 危害性”，也不必故意虚构后工业时代或核时代的“绝望感”，——最近一百多年来，这个主题，却恰是世界文学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母题（Motif）：从美国生态文学，到日本战后文学，到最近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也许，到了今天，应该转而听命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道家美学和山水诗——给出的方法论，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化解敌意并互相搭救。合肥既是一座科学之城，也是一座桂花之城，那么，不妨这样来说——桂花与科学，也有机会交换奇香。关于这个问题，蔡天新曾经写到，“ 毕达哥拉斯用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弹拨乐曲，一边苦苦地构想着/那座水晶般透明的有理数迷宫”。吉狄马加先生适才也说，“ 科学与诗相通于对宇宙的想象力，对未知的想象力，这种伟大的想象力将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另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比，似乎面临更加显而易见的危机。因而，“诗人”，“艺术家”，或斯诺所谓“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就有可能过度强调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比如，他们也许会说：在面对人性的时候，诗，与量子计算相比，当然具有更加强大的洞察力。这种“过度强调”，也许，既有其“ 及时性”，亦有其“ 合理性”。为了表明笔者的态度，有必要谈到殷晓媛女士组织召开的一个云会议。今年1 月11 日，她邀约多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一个与今天的话题很相似的话题——“人工智能与艺术生态”。发言代表有诗人，有作家，有画家，有创意写作教授，有数字地球与遥感技术专家，有国际记者，有视觉艺术家，有医学硕士，有理论物理专家，有分析数学教授，还有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我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云会议，当时说了两段话，也许可以偷个懒，借来作为今天这个发言的结束语—— 第一段话，关乎“ 当代人”的处境或可能处境：“ 生活中的智能元素——互联网，智能手机，微信，高德地图，数字图书馆。我使用它们，也被它们使用。然后，我就误入了大数据的白虎堂：我，或者说我们，或有可能沦为裸体奴隶”，也就是说，要善于避开科学对人性的伤害;第二段话，关乎“ 诗人”的信心或永恒信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就是非机器非流程非预设的一切。真正的诗艺，不可复制，为智能机器望尘莫及。换句话说，诗歌很有可能是智能机器唯一不能掌握的技术。机器人小冰写出来的诗歌，只是美学上的充气娃娃”，也就是说，要敢于置疑科学对诗艺的取代。事实上，谁都可以伤害谁，谁都不能取代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