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中国资本走出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描述的阶段特征。相比“引进来”,中国资本“走出去”起步更晚,但步伐更快。两者有显著的结构差异,且存在时变特征。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就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但是,中國ODI仍面临政治和法律等风险的挑战,民营企业同样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短板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服务业发展水平至关重要。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中国实践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两个条件:推动力和吸引力。前者针对母国,后者针对东道国。推动力又可分为宏观、产业与企业三个层面。宏观方面,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和“折衷理论”(Dunning,1981;迪肯,2009),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第一阶段(人均GNP低于400美元,1971年美元计算),母国三大优势均欠缺,FDI与ODI规模均较小;第二阶段(400-1500美元),区位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仍然欠缺,FDI规模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直接投资顺差规模不断扩大;第三阶段(1500-4000美元),三大优势同步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收敛至均衡;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三大优势进一步增强,ODI规模超过FDI,直接投资转变为逆差。四阶段的划分来源于经验数据,不同国家会有不同,但对外投资与人均GDP正相关已是学界共识(李辉,2007;薛求知,2007)。
中国直接投资状况基本符合理论描述(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