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在社交网络上的反恐策略研究

李智　鲍宜静

【内容摘要】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的传播方式。社交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围观者”的聚集地：一方面，它随时可能成为恐怖主义扩散的温床;另一方面，它也发挥了安抚社会情绪、开展反恐斗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官方而言，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一个直接和民众对话交流的空间。基于此，本研究以“巴黎教师被杀案”为案例，以框架理论为指导，分析法国政府利用社交网络开展反恐斗争的内容建构和传播策略。

【关键词】社交网络;反恐;巴黎;框架理论

绪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不安全的因素，使公众时刻充满了危机感，甚至引起他们的恐慌和焦虑。¹根据他的说法，近代之后，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因素已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

在这些风险中，恐怖主义变得越来越“显著”。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恐怖主义的真正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冷战”后愈演愈烈。和战争相比，恐怖主义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较少。但由于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发生，且具有突发性和针对平民的特点，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²因此，在国际社会一致反恐的背景下，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

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尽管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学界普遍认为恐怖主义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以“宣传性为基本特质的政治行为”³。考虑到恐怖主义和传播的紧密联系，学者们就媒体和恐怖主义的关系开展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观点。持“共生论”者认为，媒体和恐怖主义相互依存，恐怖事件为媒体输送了饱受关注的话题，同时加强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和依赖，而西方媒体不加节制地报道暴恐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宣传。持“工具论”者则认为，媒体虽然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但也可以作为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加大反恐宣传力度、疏导民众心理并维护社会秩序。⁴

在9·11事件发生后，国内学者也就暴力恐怖袭击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在暴恐事件发生时如何报道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探讨，产生了报道内容、危机控制、媒介伦理等研究方向。⁵相关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管控社交网络来反恐，以及反思媒体机构的报道策略对反恐的影响。如彭华新探讨了在复杂多变的新媒体语境下，媒体应该如何保持客观、独立、真实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⁶余芬芬和张萌基于媒介环境的变化，探讨了媒介恐慌的形成机制，并为政府、媒体和公众提出了不同的规避对策。⁷王娟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新型的“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兴起，可能成为全球利益和国际安全的威胁，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⁸

在这样偏向批判的研究视角下，对于社交网络在反恐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很少有学者提及。事实上，虽然社交网络匿名化、即时更新、去中心化的特点，为恐怖主义话题的传播和恐怖分子的联络提供了“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了更多现实依据。但是社交网络也为主流媒体、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入场”提供了机会，这些主体的参与和发声，加强了反恐和防暴知识的宣传力度。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控制社交网络到利用社交网络反恐，这样的变化正在发生。通过分析反恐力量应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反恐斗争的成功与不足之处，既不至于“过于悲观”，也能为改进反恐策略提供切实有用的参考。

政府作为直接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保障民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强大和最关键的力量，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目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显然值得深入分析。但这也是长期以来学者比较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政府立场往往被简单地视为传统媒体反恐报道的参考方向。在学者的视野中，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定位主要是立法管控、打击暴力的主体，其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能力很少受到关注。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巴黎教师被杀案”发生后法国政府在推特上的内容框架，试图探讨其建构自身意见、反对恐怖主义的方式。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2020年10月16日，法国历史教师萨米埃尔·帕蒂（Samuel Paty）在巴黎近郊遭“斩首”致死。凶手是18岁的俄罗斯车臣裔男子阿卜杜拉赫·安佐罗夫（Abdullakh Anzorov），行凶后因拒捕被警方当场击毙。帕蒂当月早些时候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了涉及宗教的争议性漫画。⁹这些漫画曾导致法国《查理周刊》在2015年1月遭受恐怖袭击，导致12人死亡。

根据调查，安佐罗夫在推特上非常活跃。早在2020年9月，他就开始在推特上寻找“需要被惩罚的目标”——这些人往往“侮辱”了伊斯兰教及其先知。10月9日，他注意到围绕帕蒂引发的争议，并着手策划恐怖袭击。作案前四个小时，安佐罗夫在推特上发布消息预告了自己的行动。而在被害者死亡之后，他还把案发现场的照片发布在推特上，并对受害者进行辱骂。¹⁰

作为一起突发的、性质恶劣的暴力恐怖事件，“巴黎教师被杀案”一发生就引发了网民的高度关注，并在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相关舆情呈现急剧放大的态势。本研究将“巴黎教师被杀案”作为案例，分析法国政府在推特上针对这一事件所发布的相关内容，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网络影响力和关注度，还由于在该事件中，社交媒体被恐怖分子利用以获取信息、计划袭击、執行并宣传自身的能力，值得反恐力量尤其是政府警惕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在研究政府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恐怖主义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的反恐策略是研究全球反恐战略体系的其中一环。

1.推特舆论扩散状态

利用社交媒体追踪服务分析工具BuzzSumo，以“Samuel Paty or terrorism”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巴黎教师被杀案”在推特上被提及的强度很大，相关热度也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从2020年10月16日事件发生，一直到11月中下旬仍被提及。

2.舆论扩散的不同阶段

从推文的数量和参与度（包括点赞、转发、评论等互动行为）的变化情况来看，有关“巴黎教师被杀案”的舆论扩散呈现四个阶段的特征。

（1）产生期（10月16日—10月17日）：事件发生在法国当地时间10月16日。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查看案发地时称此案为“恐怖袭击”，但由于案件发生时间较晚，凶手的账号在几个小时内就被推特官方删除，因此相关舆论直到10月17日多家媒体开始对这一事件展开报道后才真正开始发酵。

（2）高潮期（10月18日—10月21日）：案件发生后，法国警方展开了多项行动。截至10月20日，警方共逮捕了15名涉案人员，针对疑似极端分子展开数十次突击检查，对80余名涉嫌发布支持谋杀言论的人员展开问讯，并对51个宗教团体组织展开调查。10月2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遇害者帕蒂举行全国哀悼，并追授其法国最高平民勋章——荣誉军团勋章。全国各地民众也纷纷举行集会纪念这位遇害教师。随着调查的开展和民众情绪的高涨，大量的用户在推特上针对这一事件展开讨论，相关推文数量大幅增长，并在21日达到最高值。

（3）扩散期（10月22日至11月5日）：10月22日之后，“巴黎教师被杀案”的余波仍在发酵，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反恐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包括对宗教协会和机构加强监管、取缔存在极端化问题的宗教团体等，引发土耳其不满，认为法国的举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在敌意。¹¹因此，虽然对该事件的直接讨论与所减少，但争议仍在蔓延，甚至出现了多个小高潮。

（4）衰退期（11月6日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关事件的关注度不断减弱，推特舆论有所缓解并开始走低，但由于“恐怖主义”在法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因此相关推文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巴黎教师被杀案”和遇害者帕蒂的名字也仍在人们的讨论中出现。

（二）研究构想

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回顾可以得知，“巴黎教师被杀案”最初是一个小范围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但随着相关信息在社交网络的传播，舆论的发酵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引发了宗教仇恨、民众恐慌、国际冲突甚至是模仿犯罪，事件性质逐渐复杂化。为了不让恐怖主义借机得到宣传，也为了安抚社会情绪、稳定政治局势，法国政府的官方 “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它通过推特传播怎样的话语、构建了怎样的意见，值得关注。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法国政府为例，探究作为反恐斗争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力量，政府如何利用推特进行反恐，构建了怎样的内容框架，政府不同行为主体的框架存在哪些差异和联系。

（三）样本选定

根据对推特相关讨论热度的变化分析，本研究最终确定以2020年10月16日—11月15日，即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作为选取样本的时间范围。考虑到样本容量太大，增加了分析研究的难度，因此本研究将样本集中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三人的推特账号在上述时间段内所发布的相关推文。

在法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是行政行为的主导者;内政部长则具体负责国内的公共安全事务，包括犯罪行为和自然灾害的处置等;而巴黎市长则直接管理法国的首都，是巴黎城市建设的主持者，也是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三位在推特上发布的推文进行分析，有助于探讨法国政府不同层级的行为主体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反对恐怖主义。

在本研究时段内，@EmmanuelMacron、@GDarmanin、@Anne_Hidalgo三个推特账号共发布相关推文313条。

根据统计可知，法国政府三个推特账号发布推文的数量基本和推特上的舆论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产生期，事件影响刚刚发酵，推文数量最少;随着相关讨论进入高潮期，推文数量显著提升;扩散期，相关事件陆续出现且周期长，因此发布推文数量最多;衰退期，推文数量开始减少。由此可见，法国政府在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恐怖主义时，也注意到了调整自身的声量大小，没有轻视或忽视事件发展带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1月13日是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五周年的日子，因此11月13日—15日，巴黎市长发布了大量关于恐怖袭击的推文，不仅缅怀当年的受害者，也提到了不久前遇害的教師帕蒂，因此，在事件影响衰退期，相关推文数量不降反升是合理的。

（四）类目设置

本研究的媒介选择为推特，根据研究需要对分析框架进行修改与设定后，围绕传播主体、来源路径、主题框架、事件框架、形式框架和框架功能建立指标体系，并依次进行编码与统计，如表2所示。

提出应对措施并展开行动

在整个框架体系中，框架被分为中高低三个层次，分别涉及主题、事件、形式三个方面，而框架功能的设计则参考了恩特曼的分类方法。¹²

三、法国政府不同主体的推文框架分析

这一部分将以框架理论作为研究指导，对法国总统、内政部长、巴黎市长三个推特账号所发布的推文内容进行分析，描述不同行为主体关于“巴黎教师被杀案”推文的主题框架、事件框架、形式框架和框架功能，并且进一步探究以下问题：他们的框架存在怎样的不同或者相似之处，这样的差异或联系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

（一）高层结构：主题框架的数量分布

框架的高层结构主要涉及对某一事物的界定，在媒体报道中通常以新闻的主题、标题等呈现。推特上的发布的推文字数不能超过280个字，因此本研究在编码时以涉及的主要话题作为框架的主题。

根据主题框架的数量分布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文主要关注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会情绪的变化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着重于描述国内的反恐斗争状况。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推文尤为关注社会情绪。这样的差异显然与三者的不同身份定位有关。

总统作为法国的国家元首，一方面要对全体民众负责，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国内社会的稳定运行是其职责所在;另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和他国交涉，力图解决国际冲突、开展国际合作。因此，马克龙的推文主要是表达法国官方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如表示法国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同胞无辜地死去，法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自由和主权不受侵犯，法国同情并支持其他受到恐怖袭击国家的反恐工作等，因此其推文在主题上集中于对社会情绪和国际关系的讨论。

内政部长是法国政府内阁的主要官员之一，負责国内的公共安全事务，并且管理着国内主要的执法力量。因此，达尔马宁发布的推文主要介绍并赞赏了法国警察队伍的反恐斗争。而且相比另外两位，达尔马宁在推文中也发布了更多关于此次恐怖袭击的事实性信息，其推文中对于国际关系和社会情绪等问题的讨论则大部分来自对总统推文的转发。

巴黎市长作为城市建设的主持者，其职责与总统相比更加具体，与内政部长相比则更加面面俱到。因此，伊达尔戈就相关事件所发布的推文数量在三人中是最多的。与此同时，作为本次恐怖袭击事件的案发地居民，巴黎市民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更大;而“巴黎恐怖袭击”五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使得民众的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甚至产生仇恨引发暴力冲突。因此，伊达尔戈大量转发了民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推文，试图表达自己和民众站在一起的立场，以安抚社会情绪、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行。

（二）中层结构：事件框架的数量分布

中层框架主要涉及推文中的内容架构，由主要事件、先前事件、事件影响等环节构成。考虑到“巴黎教师被杀案”作为突发暴力恐怖袭击的事件性质和社交媒体传播的特征，本研究将事件框架分为五个环节，即（对当前事件的）事实认定、事件归因、历史联想、事件评价和反思应对。

从事件框架的数量分布来看，法国总统和内政部长发布推文的内容架构相似，事件评价框架和反思应对框架都很显著。相比之下，巴黎市长的推文则以历史联想框架和事件评价框架为主。但在同一类事件框架的内容构建上，他们采取的策略基本一致。

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国内政部长和巴黎市长都转发了总统发布的官方声明，没有自行增加其他内容。在事件归因上，三人的口径很统一，强调政府打击的是恐怖分子，而非穆斯林或是移民群体。如马克龙在推文中指出，法国没有宗教问题，但要对抗“以伊斯兰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达尔马宁在推文中表示“向极端主义宣战”，伊达尔戈还转发了清真寺伊玛目¹³的说法，告知民众“造成这些死亡的是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在历史联想方面，三人都提到了维也纳恐怖袭击、尼斯恐怖袭击等不久前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事件，但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马克龙作为法国的最高领导人，代表法国对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态度，涉及发生在喀布尔、维也纳、伊拉克多地的恐怖袭击事件;达尔马宁则聚焦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同时也关注暴力冲突、模仿犯罪等影响社会治安的事件，如清真寺遭到袭击、宗教协会负责人受到死亡威胁等;而考虑到巴黎曾经历过多次恐怖袭击，伊达尔戈的推文中不仅涉及“当下”，还对恐怖主义的“创伤”记忆有所梳理。

在事件评价方面，三人都批判了恐怖分子的蒙昧无知和残暴邪恶，并将直接受害者帕蒂视为“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值得尊敬的老师”“为维护批判性思维和言论自由而牺牲的勇士”，但侧重有所不同。为了缓解伊斯兰国家的抵制和攻击，在总统马克龙的推文中一直将此事描绘为“不应被外国势力插手的内部事件”，并重复声明法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且“不存在宗教问题”。为了获取国际支持，他还强调，法国一直“站在人类尊严和普遍价值观的一边”，是“全球反恐斗争的可靠力量”，而某些伊斯兰国家却在“为暴力辩护”。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经常转发马克龙的相关推文，也表示法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国家，目前正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敌人”，“其他国家应该尊重法国的主权而不是阻挠和干涉”。在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推文中，不仅提到了法国，还把巴黎描述为“一座团结、宽容和博爱的城市”，也是“始终站在其他受到恐怖袭击的城市身边的坚定力量”。

在反思应对上，三人都谈到了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哀悼活动，表达了整个法国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绝不屈服的斗争信念，但他们的推文中也体现了“职责范围”的差异：领导整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强调了自其上任以来，法国在反恐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强调他会和以前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全体国民的安全;同时，他呼吁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负责维护国内治安的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则更多提及法国警察的一些具体反恐行动，并为法国公民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主持巴黎城市建设的市长伊达尔戈发布的关于国际合作、国内整体防范措施的推文占比则相对较少，更多关注巴黎如何应对，如提到要慰问受害者家属并为他们提供援助、要在首都选一个地方用遇难者帕蒂的名字来命名以示纪念等。

（三）低层结构：框架形式的数量分布

框架的低层结构主要涉及其表现形式，由语言或符号组成。由于推特上发布的内容都非常简短，由于关键词、高频词都在中高层框架中有所提及，因此这里只讨论不同的内容表现形式，即文字、图片、视频、链接等元素的运用。需要指出的是，一篇推文中往往包含多种元素的搭配，如“文字+图片”“文字+视频”“图片+链接”等，因此以不同内容表现形式为标准计算的推文数量可能存在重复之处，即总数超过实际数量。

根据统计可知，法国总统、内政部长和巴黎市长发布的推文都包含了文字、图片、视频、链接等多种形式，并都用文字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总统马克龙，在他发布的55条相关推文中，纯文字形式的达到34篇，超过总数的一半，这类推文在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推文中分别占比33%和19%，差异明显。

在图片的使用上，三人选取的是与推文内容有关的图像，包括记录埃菲尔铁塔熄灯、民众集体哀悼、警察开展巡逻等现场状况的新闻图片，以及为恐怖袭击受害者专门制作的纪念图像。如总统马克龙发布过一张无文字的纯图片推文，以表示对帕蒂的缅怀，还得到了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的转发。

与总统和内政部长相比，巴黎市长的推文中出现图片的频率相对更高，主要因为2020年11月13日是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五周年，伊尔戈达转发了很多与此相关的推文，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纪念图片。

短小精悍的短视频符合当下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的需要，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吸引用户的注意。在法国政府发布的推文中，不少插入了视频，但时长都得到了严格控制——基本都在10秒～1份30秒。这显然是顺应移动互联时代传播规律的一种策略，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除了记录相关事件的進展之外，更多的是政府官员接受采访的片段节选。短视频和文字内容保持一致立场却提供了更加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每一次播放都代表了官方意见的输出和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法国总统、内政部长还是巴黎市长，都会在一些推文中插入链接。这些链接大多导连接了媒体的报道，并且以对自身的采访为主要内容。这一方面为民众了解更多、更细、更深刻的内容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媒体和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上的合作。

（四）框架间差异和联系的成因

根据上述分析，法国总统、内政部长和巴黎市长三者的推文不仅建构了代表本群体意见的差异化框架，还建构出了同质化框架。同属于政府官员，他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时拥有共识，但在具体的内容建构上又存在差别，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职能差异影响了内容传播策略。尽管三人都代表法国政府发声，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并在恐怖袭击面前采纳同一套政治修辞，但由于各自管辖的领域不同、他们针对的受众面也不同，在推文内容框架的建构上就会产生差异。

其次，推文来源路径塑造着意见表达。从表6可见，法国总统、内政部长和巴黎市长，关于“巴黎教师被杀案”推文的原创内容比例是递减的，这或许与三者拥有不同的话语权有关。

作为国家元首，马克龙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法国官方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在发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恐怖袭击事件时，他需要为法国发出“自己的声音”。内政部长属于政府内阁的一份子，掌握着国内的部分行政权，但作为“执行者”，他要做的往往是和高层领导人的立场保持统一，因此他多次转发了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卡斯泰发布的推文，在发表意见时也向他们看齐。巴黎市长虽然也是政府要员，但与前两者相比和民众的距离更近，她的发推频率更高但原创内容却不多，主要是对他人推文的转发。和达尔马宁不同的是，她虽然也会转发政府高层的观点，但转得更多的是对市政府同僚乃至民间意见领袖的推文——由于来源路径的多样，她在推文上构建的框架不管是主题还是事件，都更加多元和细致。

框架间的差异和联系，表明法国政府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恐怖主义时存在一定的共识，在具体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描述，彼此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

（五）框架功能分析

每种类型框架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指向，这就是框架的功能。恩特曼认为，新闻框架具体有4种功能：提供问题定义（problem definition）、阐释事件原因（causal interpretation）、提供道德评价（moral evaluation）、示意解决方案（treatment recommendation）。¹⁴以上这些功能都只能在与受众框架的互动过程中透过受众框架的过滤才能发挥其效果。¹⁵

在本研究的框架体系中，中层的“事件框架”和“框架功能”联系最为紧密。对于事件的不同角度的构建，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的。其中，事实认定框架是为了实现“提供问题定义”的功能;事件归因框架是为了实现“阐释事件原因”的功能;历史联想框架和事件评估框架则是为了实现“提供道德评价”的功能——回溯“同类”事件的过程是为了明确当前事件的性质，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应对方法框架”则是为了实现“示意解决方案”的功能。

法国政府发布的相关推文最主要的功能是示意解决方案和提供道德评价，而在提供问题定义和阐释事件原因上所做的努力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完成了后两项任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事件的后续进展很多，导致大家对事件本身信息的关注被分散，而转向对其他话题的讨论。法国政府官员为了应对舆论的这种变化，也需要对推文的内容侧重进行调整。通过对框架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在反恐阵容中的分工——主要作为社会情绪的安抚者及反恐斗争的实际执行者。这同时说明了，法国政府在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时，一直关注事件的进展并及时做出回应，体现了其对民生利益的关切。

通过社交媒体追踪服务工具BuzzSumo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上针对“巴黎教师被杀案”的态度以愤怒为主，悲伤次之。可见，法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为民众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并缓解其焦虑情绪，符合民众需要而且有利于稳定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

事实上，在面对暴恐袭击这种性质恶劣的事件时，民众受到爱国情绪的感染，立场一般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法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自由国家的形象，它对于恐怖势力的坚决打击也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印度和欧洲的一些民众还自发创建了#IStandWithFrance和#WeStandWithFrance的主题标签，表示声援法国。¹⁶

结论

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由美国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和应对恐怖主义研究协会策划并建立）的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全世界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基本保持在每年大约50人，¹⁷尤其是自2017年以来，死亡人数一直在不断下降，但民众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感知却没有减弱，紧张和仇恨的情绪一直存在。这不仅与传统媒体的大量报道有关，也因为极端势力掌握了利用互联网传播“信仰”和渲染恐怖的能力。如果政府无法及时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就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社交媒体作为目前应用最频繁的信息交流渠道，为各类社会行动者建构意义和传播思想提供了广泛的参与空间。如何运用好这一工具，避免在恐怖主义面前处于被动状态，对于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通過对“巴黎教师被杀案”的研究发现，法国行政系统不同级别的三位官员，即总统马克龙、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针对此事发布推文时，根据各自的认知理解、价值观念、身份特征和职能范围等设置了密切联系又存在差异的内容框架：第一，在高层结构上，马克龙主要关注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会情绪的变化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达尔马宁着重描述国内的反恐斗争状况;伊达尔戈则特别关注了社会情绪的起伏变化。第二，在中层结构上，前两者的内容建构十分相似，事件评价框架和反思应对框架都很显著。相比之下，伊达尔戈的推文则以历史联想框架和事件评价框架为主，但在同一类事件框架的内容构建上，他们采取的具体策略基本一致。第三，在低层结构上，三者发布的推文都包含了文字、图片、视频、链接多种形式，顺应了社交媒体传播的规律，并都用文字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框架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是由不同主体的政治职能和多样化的推文来源造成的。这表明，他们的立场一致但落脚点不同，表达的意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处于一种相对灵活的关系之中。

此外，法国政府相关推文的框架主要是为了实现示意解决方案和提供道德评价的作用。致力于构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自由国家的形象，它对于恐怖势力的坚决打击也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不过，法国政府关于反恐的内容构建策略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文中表明了法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宣传了相关举措，但在措辞上，马克龙将这一恐怖袭击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在伊斯兰国家看来这是“一种冒犯”，最终使得这场发生在法国国内的恐怖袭击发展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大型冲突。再比如，身处巴黎这一案发地，巴黎市长却缺乏对事件事实认定的相关推文，没能在总统的声明之外补充一些新近的、细节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播资源的浪费。不过，这一问题并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有待后续研究继续跟进。

（责任编辑：周亭）

作者简介：李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鲍宜静，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1 马媛媛：《媒介报道带来的媒介恐慌及规避》，《新闻世界》2014年第1期。

2 崔磊：《西方反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媒体控制》，《新闻大学》2001年第1期。

3 何晶：《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

4 彭华新：《新媒体语境中恐怖事件传播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新闻世界》2014年第10期。

5 吴波：《框架理论视野下的涉恐报道对比分析——基于CNN5·22新疆和11·13巴黎暴恐事件》，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6 彭华新：《新媒体语境中恐怖事件传播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新闻世界》2014年第10期。

7 余芬芬、张萌：《新媒介环境下媒介恐慌的形成机制探讨》，《新闻世界》2012年第6期。

8 王娟：《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及控制》，东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9 新华社：《一起袭击案引发的争吵，背后竟有这么多矛盾》，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500642？channel=weixin。

10 中新网：《马克龙称巴黎郊区教师被杀案为恐怖袭击 至少9人被警方拘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803194140448341&wfr=spider&for=pc。

11 新华社：《一起袭击案引发的争吵，背后竟有这么多矛盾》，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500642？channel=weixin。

12 杨璀璀、蒋忠波：《“框架”概念再辨析——兼论近年国内外的框架研究》，《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5期。

13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原意为“首领”“表率”“站立前列者”，现专指穆斯林集体礼拜时的领拜者，或指清真寺的教务工作负责人。参见：浙江伊协在线：《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教职称谓》，http：//www.zjislam.org/show.aspx？id=955&cid=63。

14 R.M.Entman，“Framing：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Vol.43，No.4，pp.51-58.

15 冯剑侠：《框架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发展》，《新闻传播》2011年第9期。

16 Usaid Siddiqui，“Muslim Worlds Falling-out with France Deepens”，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10/27/world-reaction-to-mac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