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香港书写

关于葛亮《飞发》

许婉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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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对城市进行描述的时候，很喜欢做一些‘格物’的工作。去年完成《浣熊》。较之前作，更为关注香港本土民间社会的现实，特别是一些即将凋零的部分，比如传统的节庆与风物。为此在撰写过程中，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和访谈，应该说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葛亮如是说。以“格物”的方式，收集资料，从香港传统文化角度切入香港书写——如短篇小说集《浣熊》收录的《龙舟》对于离岛端午“龙舟竞渡”的描画——葛亮的这份写作自觉在《浣熊》时期确已具雏形，在近年“匠人”系列的写作中，更得到了发展。刊发于2019年的《书匠》对于修书工艺的熟悉和大段描写，已透露出葛亮更为深入的尝试；而2020年的《飞发》与前作相比，葛亮的“格物”更为细致，将“飞发”传统近乎考据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书写中。

这份细致，从《飞发》的结构便可窥一二。《飞发》以穿插的方式，将考据与故事交织呈现。《楔子：“飞发”小考》、《贰：“飞发”暗语》、《肆：有关“三色灯柱”的典故》是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偶数章节，葛亮将其学者的考据功底和治学本色发挥至极致，以考据笔法介绍“飞发”名称由来、行话及“三色灯柱”等与“飞发”或紧密或衍生的知识。将这几个章节集中阅读，甚至可以组成一篇介绍“飞发”的文章。语言上情感色彩较弱，虽然有诸如“也别有一番趣味”等点到为止的评述，但通篇观之，大多就物论物，以事讲事，隐藏在文本后的全知全能叙述者似乎不带个人化情感，以“非虚构”的笔法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