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外交仪轨及其特质

李鸿宾

【关键词】唐朝 邦交礼仪 “朝贡制度” 天下观 基本特质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618年（武德元年）唐朝立国就给人一股崛起的雄强力量的话，那么630年（贞观四年）征服草原最大对手东突厥之后的唐朝，就以太宗李世民集“皇帝”与“天可汗”为一身之称号，标志着统辖中原农耕与草原游牧的多元复合型王朝于世界东方伫立之形象的确立。①这固然是秦汉基础之上王朝的进一步整合，但它向周边开拓引生中原与域外交流网络中“邦交关系”之扩大，则成为唐朝盛世场面的一个突出标识，亦成为我们关注唐朝的一个焦点。

唐朝邦交的礼仪模式

按照《唐六典》这部行政法典权威的记载，唐朝的鸿胪寺具有“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的职能，它是负责朝廷与其他政权交往的一个专门机构，重在安排来访国王与使者在长安城的相关事宜。这方面的文献史料向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过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那些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雕刻壁画，譬如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步辇图》、高宗武则天乾陵诸蕃长的朝拜雕像群和章怀太子墓道壁画出现的使者图就是其中的典型。

乾陵的60余座外臣朝拜的场景以其震撼的视觉最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外臣的身份和排列目的曾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搞清了其中近40位石像的文字③，经今人辨认，多系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周边属部之头人，个别为昭武九姓、波斯等远域之使者。不管具体的目标如何，出自什么程序，单就如此排列，唐朝与周边外族乃至外国之间的宗主——藩属这种“差序”关系的确立，成为所有动机背后最突出者，当无疑义。

与此对照的章怀太子墓道东西两侧的《客使图》，它同是唐朝与其他部族和政权之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因少有文字描述，就像乾陵石人雕像那样充满了晦暗不明的变数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时至今日，《客使图》在持续的追索中，长安官员引领蕃酋、使节通过外交礼仪达到双方会面目的而渲染唐朝宏大气象的描述，似乎更能契合那个时代特定的境况。这就如同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④规范的那般，皇帝以接见各地和远域诸邦的国王、使者仪式，将唐朝与这些政治势力乃至国家政权调整至主辅有别之轨道，当为礼仪宣达的中心意涵。这些仪式举行的场所，多在长安宫城之内的太极殿与正南承天门之间，抑或大明宫的含元殿等处，这同样成为皇帝与百官、外国使者庆贺新年乃至宴请蕃国要人的场所；⑤其规模之盛大、仪典之考究、主辅位置之分明，无不展现出君主地位之尊崇和唐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之典范。

上面的案例固然是唐朝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它的选取并非刻意为之。就唐朝这类仪轨的展现而言，文本文獻尤其官方的记载无疑最有说服力，但石刻雕像和墓道壁画形象的直观和生动，更予人以感官印记。两个案例都与君主陵寝及其陪葬密切相关，或者本身就是其中的组成，这实乃由陵寝作为王朝法统的象征所决定。陵寝是君主生前的死后回照，它通过建筑者的再塑造以表达君主统辖的正当性，作为皇权内外伸张的蕃王使者朝拜所映照的唐与域外之关联的象征，它同样是现实场景的再现，只不过充满了塑造者的主观想象和设计而已。

唐朝邦交的主要特点

藩属酋长这些域外政权的头领或依附于唐朝的外族军政官员，出于“礼”的规约，以朝奉表达的形式或死后陪奉陵寝周围的行为来践行唐朝的礼仪。因它涉及邦交礼仪规则，由“涉外”的尚书省鸿胪寺专职承办，这已如上文所述。然而对这套礼仪进行规范的，则来自同省礼部的主客郎中，它以负责“诸蕃朝聘之事”而著称。⑥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当以礼部出政令、鸿胪寺具体负责而表现；这套仪轨的施行，则有赖朝廷制度性建构的礼法规范，正是通过这种建构，王朝的法统地位得以确立并获得周边外围的承认。作为王朝与周边外界沟通手段的五礼之一的宾礼，它强调“重宾主之仪”⑦，刻画出唐朝在那个世界中占有的支配地位。这在艾兹赫德将唐置诸印度世界、穆斯林世界、拜占庭帝国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对比中有鲜明的反映。⑧由此可见，宾礼的本质就在于如何调整唐朝与其他势力、其他政权的关系。与“内政”对照，它关注的是“外交”，那么，它的“外交”有什么特点呢？

费正清将这套“外交”描述为“朝贡制度”（或“朝贡体系”），它的基本特质是：以皇帝为中心，通过施加管理于周边各地，形成一套上统下属的非均衡组织体系，又以儒家文明论作为意识形态，将中国与周边抟合成为一体。⑨与此前后，以西嶋定生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册封体制”，强调的也是以中国为中心建构的东亚关系之差序格局。⑩国内外学界多就此研讨且众说纷纭，但这套“中心——四方”差序不等的儒家伦常支配的跨王朝体系则为大家所公认。与此对应，我们看到，近代以前人类社会既有草原游牧政权的相互兼并、印度世界的邦国林立、中西亚诸国的争衡与彼此替代，又有东罗马帝国的盘桓沿承，或者拉丁欧洲的封建诸侯，这些地区的大小政权分立于草原绿洲乃至平原谷地，更多以自身能量的扩展为依托，像唐朝构建中心外围那种朝贡标识的权力网络，实不多见。这促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何以唐朝有如此“外交”体系并伫立欧亚大陆的东缘？

唐朝邦交的基本属性

国家“外交”和“内政”之分工，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界定，但有别于当今民族——国家范式的古典唐朝，二者之间的界限却远非那么分明，这乃基于王朝国家的基本属性。

唐朝的建立，如同陈寅恪先生分析的那样，是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势力通过兼并和收降诸路反隋力量而达成。11它从关中出发，占据山东（函谷关迤东）、控制江淮，进而构筑农耕核心腹地的王朝格局；又在太宗、高宗主掌下将大漠草原、东北边外和西域腹地那些非农耕地区的人群连带其活动地域予以囊括，进而形塑了兼跨长城南北的复合型王朝构架。12这种从内向外呈同心圆式的开拓，一旦超越传统的农耕之地，唐朝面临的就是突厥、铁勒、吐蕃、契丹或者西域诸国这些非汉系的人群及其政治势力。唐朝与他们结成何种关系、采取什么措施予以应对？这既是自身的考量，也涉及到双方或多方的互动和博弈。武力征战式的军队开拓固然不可或缺，但紧随其后的行政建构，要么以正州正县的开局将其等同内地，要么以羁縻府州的设置表明唐朝主权的落居而治理的权宜考量。外交关系正是伴以这套措置处理周边和外围的另行方式，如费正清所言“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13，这的确道出了唐朝“外交”的本质所在。何以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