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09)
中国共产党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出发,提出在农村发展工业。在走共同富裕道路下构建起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和积累机制下,农村工业、社队企业①成功起步,尽管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但这一“草根工业”“草根企业”具有顽强生命力,也具有较强的活力。改革开放后,在搞活政策下,城市工业通过促进城乡经济联合、走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两个路径向农村扩散,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两条腿”工业化发展道路,这对于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视实现国家工业化为民族复兴之大计。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初期,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由经济之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就论及了工业化的必然性,共产党人恽代英于1923年10月30日在《申报》“时论”专栏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署名戴英,收入《恽代英全集》第5卷)、杨明斋在撰写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第三卷中的《评〈农国辨〉》,基于国际上工业国压迫剥削农业国,或者将农业国变为殖民地的事实,指出了章士钊、董时进等主张“以农立国”的危害,即作为农业国的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之工业国独立存在,因而主张“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