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制约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研究

邹建军

[摘 要]“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由孟德斯鸠开始，历经许多西方学者反复论证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地理学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包括文学和艺术）的起源、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展开研究，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以中国民间文学的部分作品为例进行讨论，提出“地理环境制约论”，丰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地理环境决定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制约论”;文学地理学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一般学者认为，这种理论是由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然而，我们查阅了孟德斯鸠的所有著作和论文，却找不到这种论述的具体出处。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后人根据孟德斯鸠的著作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他本人从未直接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无论是不是孟德斯鸠本人提出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是一种来自于西方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关于文学现象的理论，同时也是关于文化现象的理论，更是关于所有人文现象的理论。不过，虽然它的涉及面很广，但我们往往只是在讨论文学的时候，特别是在回顾和总结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历史的时候，才会提到西方学术史上存在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才会直面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虽然知道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在许多时候对此却又都语焉不详。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认识人类现有的文明和文化及其根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也比较复杂，可以说具有多种多样的“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似乎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或者说一种完全一致的表述。许多学者虽然认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然而认为地理环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全部的或所有的因素。有的学者对来自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明确表示不认同甚至是反对，成为了一种“反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不论是在西方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两种思想观点一直相持不下，甚至存在严重的矛盾。因此，我们在从事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时候，有必要重提这个问题，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讨论。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本质上的合理性

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在本质上是符合逻辑的，也具有合理性。文学的发生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作家的观察与感知，特别是他们对于社会和自然的观察与感知，观察到了什么？感知到了什么？在哪里观察的？在哪里感知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前者是决定了他表现什么，后者决定了他如何表现。文学的发生问题，一方面是主观的产生，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存在。主观决定了文学的产生，客观决定了文学的对象。因此，我们说西方学者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文学而言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不会存在任何的疑问。如果文学不只是人类才拥有的东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文学不是表现我们所知道和我们所想象的事件，那也是另外一回事。《黑暗传》（胡崇峻搜集整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是长期流传于神农架地区的一部叙事长诗，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它和神农架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直接相关，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才可以产生，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才可以保存。长诗中的许多地名、人物、故事都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从哲学与美学建构而言，这部长诗正是神农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产物，诗中所有的叙事环境都是由神农架及其周边地理所提供的。

地理环境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的，而这个我们所说的“人”，就是作家或艺术家（包括了所有的以文字和语言进行表达的人们）。没有“人”，就没有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艺术作品。任何文学或艺术作品都是有作者的，包括民间文学作品也是有作者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不知道作者的姓名，或者是因为当时或历代以来，许多人都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让它成为了一种集体作品。既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有作者的，那作者首先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首先会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存环境。一般而言，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祖居地、出生地、成长地、读书地、发展地、写作地，有的人还会有自己的客居地、流放地、流亡地等，因此，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只能是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性。有的作家也许具有超越性，但无论是如何超越，也不可能超越地球之上，不可能超越于太阳系之外。人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通过航天飞机发回来的照片，我们知道了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大致情形，然而也只是一种印象式的了解。不可能像对自己生活多年的老家和自己工作多年的地方，或者自己多次旅行的地方所知道的那样细微。一般人是如此，作为人的作家也同样是如此。《双合莲》（《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是湖北咸宁地区流传的一部民间长诗，虽然我们无法确知作者的名字，然而仍然可以感觉到这并不是完全由底层贫民所创作的，应当是由当地的文化人所记录，并经过了多次的修订加工，才在民间开始传唱起来的。其思想水平和艺术形式，都有比较浓厚的文人色彩，并且体现出很高的语言修养和独立的审美情趣。而这部长诗的内容和形式，则是由鄂南山区的自然环境和两湖交界地区的人文环境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和从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看得更多，我们可以与更多的人取得联系，可以有更大的生活圈子，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圈子。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世界扩大了许多倍，但这要在自己有条件获得更大的信息量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所创造与使用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然而，不论你的环境有多大的改变，它总还是自己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正是与你相关的，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你的现在和未来。前天的环境和昨天的环境不同，今天的环境和明天的环境不同，然而它在本质上还是环境，环境正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人可以超越于自己的环境之上。人们会面对共同的环境，但每一个人的环境却只是个人化的，因为每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同，他所接收的环境也并不一样。我们都到过黄鹤楼，然而每一个人所认识的黄鹤楼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才有不同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许多人都去过美国，然而每一个人所认知的美国，也是不一樣的，甚至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正是许多有关美国文学作品都不一样的原因。黄鹤楼还是一样的黄鹤楼，美国还是一样的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同样的环境却产生着完全不同的效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理解与前视野的不同所造成的，也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先天因素所造成的;共同的环境产生着不同的结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是个性化的存在与呈现。同时，不同的时间也具有不同的环境，同样是珞珈山，春天的珞珈山和夏天的珞珈山完全不同，秋天的珞珈山和冬天的珞珈山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天，早上的珞珈山和晚上的珞珈山完全不同，月光下的珞珈山和太阳下的珞珈山完全不同，一个人不可能重复进入时间的长河，也就是这样的道理。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文学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样的判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科学的，同时也是具有美学本质的。从宏观上来说是逻辑的，也就是说作为作家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作为精神创造的文学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本质上来说是科学的，因为环境通过人的身体之机能和印象之保存，同时通过情感和想象的作用，通过语言和文字的表现，文学作品才得以产生和存在。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性质上来说又是美学的，因为文学是作家审美的产物，包括审美印象、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和审美表现，而所有的审美都是一种环境的审美，或者说是不能离开环境的审美。而不论是逻辑性的、科学性的还是美学性的，文学都是通过作家主体的创造而由环境所决定的，特别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但它们都是在地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理就没有环境，人也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也是一种人与地理关系中的重要哲学理论。科学的、哲学的、美学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本认识，体现了中国文学地理学者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不承认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说文学与地理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缺失了基本内容，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就缺失了科学性。无论文学、文化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曲折和复杂，但地理决定着文学和文化，而不是文学、文化决定着地理，只是在“决定”的程度上，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而已，而这正是需要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反地理环境决定论根据的末端性

“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和中国，也都具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在强调主观主义哲学思想比较过头的时代。在西欧诸国，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受到重视的，许多杰出的批评家和学者都表示不同程度的认同，并且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而，在西方特别是前苏联地区，有一批学者却一再地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且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他们强调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可以脱离环境而生存和发展，也可以只靠主观而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不过，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所具有的反科学性、反逻辑性和反美学性。持“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在于人们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似乎可靠人特别是靠人自身的心智，可以单独地存在与发展。也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人的生存或有的事件的发生，受环境的影响的确不是太大，特定的地理环境对他，也许并不产生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如果一个人从小不出门，也可以通过外来的信息了解世界，也可以从事文学或艺术创作，并且也有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那么，地理环境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或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一种末端的根据，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的现象，而不是一种全面的与科学的根据。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生都足不出户的诗人和作家;与此相反，我们倒是发现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喜欢去游历名山大川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田园诗派人数之多，作品之优秀，影响之巨大，是世界上所少有的。在外国文学史上，我们也没有发现哪一位作家，可以足不出户而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有的人活动范围有限，然而他通过自己的大量阅读，通过与他人之间所发生的不同方式的种种交往，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所以，不是环境对他不产生影响，而是他所处的环境比较特殊，不具有我们平时所说的环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而已。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总是拥有自己的环境，包括屋子、桌子、空气、水和阳光。

有人举出黑格尔的例子，说他一生生活的范围不出五百公里之外，似乎是想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认为这种例证是不能成立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基本上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他虽然有可能一生只是生活在五百公里范围之内，但他对于这五百公里之内的观察和感知，或许是相当全面和充分的。即使不全面和不充分，也不能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思想和哲学这种文化形态的东西，和文学作品这种文化形态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正是由于这种比较孤寂和相对封闭环境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他才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相关的哲学和思想的问题，不然他也成不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因此，我们认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是缺少根据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首先，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存在的，并且有的时候还很强大，但是具有再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人，也不可能超越于自己的环境。如涉及整个世界的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不断索取才发生的。人类的主观意识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发挥出来的是破坏作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次，所有的主觀内容也是来自于客观，主观也是环境的产物，没有脱离客观之外的所谓主观。没有客观的自然世界，也就不会产生人类，当然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类今天的身体之健康、心智之健全，都是由于客观世界所提供的条件才造就的，也是由于客观与主观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可以在自然界所提供条件的基础上，有限度地改造自然。我们修建一个公园、建设一个社区，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还是可以的;然而，也不可以为了满足人类无限制的要求而超越自然的承受能力，大规模地改变自然的结构，破坏自然的平衡。再次，“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的提出，就本质而言也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有的人之所以提出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想法，首先也是出于他们对自然的无知，以及对自我的无知。如果他们像李白那样去看一看名山大川，虽然可能写不出杰出的诗篇，但是也可以认识到自然的伟大力量。自然界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是人类所不能相比的，有了这样的经历，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人只能在地球上生存，不能在地球之外，更不可能生活在其他星球之上。虽然有的人提出人类可以移民月球或火星，科学家们也有了这样的科学幻想，然而，我认为就目前而言那只是一种想象，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落实的。其他星球上有太阳光吗？有空气吗？有山水吗？有土地可以种粮食吗？有水可以喝吗？如果把那些提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人，让他们首先移民到别的星球，我想他们也就不会再提出这样的荒唐之论。最后，“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一种时代性的影响，那是在前苏联时期，主观主义哲学思潮盛行一时的时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的思想，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观点。已经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前苏联时期“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的情况。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代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西方的“人地关系和谐共生”的理论，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不能举证人类可以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举证作家可以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就不可再坚持“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而必须承认人是不能超越环境的。每一位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环境，每一部作品也不可超越自己的环境，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都是作家在特定的身体和心理之下创造的产物。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一个写作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像李白的《静夜思》和《赠汪伦》这样的小诗，也同样是环境的产物。李白对于环境是相当敏感的，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他没有故乡，没有对于故乡的思念，会有《静夜思》这样的作品吗？如果他没有汪伦这样的朋友，会有《赠汪伦》这样的作品吗？如果苏轼不到庐山，他可以写出《题西林壁》这样的作品吗？如果苏轼没有到过黄州，他可以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作品吗？有人举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产生的过程，来说明他没有到过岳阳楼，也创作出了千古名篇，从而认为作家是可以不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其实，这篇作品恰好说明作家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篇作品是他在邓州的花洲书院写的，正是他远在北方，才有这样的阔大的境界，才有这样超常的想象力。他创作此文的时候虽然可能没有到过岳阳楼，然而他通过文献阅读和朋友介绍，全面地了解岳阳楼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山形水势，加上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本来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相当的认识。

因此，我认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具有的只是末端性。而所谓的末端性，是指持论者是从结果来看，而不是从开始来看;是从孤证来看，而不是从全面来看。如果我们只是从末端的根据出发，就可以推翻从前的科学结论，那任何研究都会失去意义。“地理环境决定论”本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既然有人提出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就只有进行全面的讨论，以正是非、明道理。“地理环境”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是指人类所面对的所有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本质而言，人也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因为人首先也是自然的人，而非社会的人;人的生物属性是第一属性，而社会属性则是第二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属性是由人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这恰好证明他的一切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外在的一切是如此，内在的一切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上过学，只是请教书先生来到家中教他读书，他因此读了许多的书，并且可以通过阅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的内心世界与知识结构，也同样是由他所接触的书本所形成的环境而决定的。如果我们在鄂东山区唱陕北的民歌“信天游”，别人就会觉得好笑，因为“信天游”这种形式是属于黄土高原的;如果我们在东北大平原上唱“五句子”山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五句子”山歌属于鄂陕和川鄂交界地区，是一种特殊的以情歌为主体的民歌形式。

同时，主观所具有的能动性是有限的，并且所有的主观也是在客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决定”这个词，也具有一种根本性的、根源性的意义，而不是“影响”的同义词。不过，“决定”一词是在哲学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而言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主观能力，也是由外在的客观所决定的。首先，人的个性与气质等天生的因素，就是由遗传所决定的，而遗传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其次，一个人的童年或少年记忆，是主观和客观相遇的产物，主要是来自于客观与自然。再次，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再强大，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所谓的世界也就是环境，包括了人类自身在内。最为关键的是，人类所面对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强调主观而忽略客观所造成的。所以，地理环境不仅是决定了人类的文学和文化，而且直接决定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可能性，决定了人类的未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思想，已经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结论，在总体上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而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和文学的决定性意义，本来也并不存在问题，只是有的人并不站在哲学和美学的立场来看待，这才产生了思想上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争议。

三、“地理环境制约论”与文学地理学

“地理环境制约论”是一种新的人文地理学理论，是在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由中国文学地理学者在2018年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来的（2018年11月，第一届“文学地理学前沿论坛”在成都理工大学召开，笔者做了题为《“地理环境制约论”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修正》的大会发言）。其基本的思想，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文现象，包括文学与艺术以至于所有的文化，都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制约的。这种理论认为，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然而用词太重，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容易引起误解，从而削弱文学地理学的存在根据和内在逻辑。而“地理环境制约论”，则从根本上论证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及其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存在，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单独存在，总是会受种种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人類的文化和文学，总是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从总体到细节，从外部到内部，从时间到空间，都是如此。

“地理环境制约论”这样的理论表述，不仅比原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加准确，并且也更加科学，特别是当我们把“地理”理解为“天地之物”的时候。“人”在天地之间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文学地理学理论中所说的“地理”，与从前中小学教科书上所讲的“地理”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从前的“地理”概念，其内涵多半是“地形”“地貌”和“地质”，完全是指地球的表面所存在的样态，而中国文学地理学者所讲的“地理”，则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超越了原来的所指，更加有利于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文化和文学而言，地理具有制约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甚至所有的人文现象和思想现象，都是在地理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而所谓的“制约”，也就是决定、规定、影响与形塑。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制约”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老家四川省越溪镇，有远近闻名的“抬工号子”，它的特点是气势宏大、声音高亢、曲折多姿，并且是以情歌为主，这是与当地高台深谷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的。所谓“高台”，就是方山台地的简称，一座台上还有一座台，其上还有一座台，重重叠叠，层出不穷;所谓“深谷”，就是台地与台地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沟谷，从下往上看不到天际，从这面到对面可能只有几百米，讲话也能听得清楚，可是从上往下再到对面，即使花半天时间也难于走到。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越溪“抬工号子”以上的鲜明特点。所以当地人说，汪洋的“抬工号子”虽然评上了省级非遗，但远不如越溪的“抬工号子”。因为汪洋是丘陵地区，而越溪则是高山地区，高山地区的人们由于呼吸的需要，肺活量更大一些，所以声调就会更高、音域更为宽广一些。这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制约，对于人的发声及其效果的制约。

人是不可能离开地理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人类自始至终受到环境的制约。眼下的人类，虽然自我膨胀得很厉害，但仍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地球而生活，当然，也没有人愿意离开地球到外星球生存和发展。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出门就见到山与水，关门就会见到自己的居住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論古今中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无论是古典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是地上的文化还是地下的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外国的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只是由于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比人类自身更为复杂，所以我们说它们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根本的影响。对于人类的文学而言，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无论是散文还是戏剧，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也都是环境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类文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比人类自身更加曲折与复杂，所以我们说它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总体上的影响。而对于文学（包括艺术）而言，所谓“制约”，可以是思维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思想上的影响;可以是题材上的影响，也可以是形式上的影响;可以是情感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想象上的影响;可以是语言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技巧上的影响。汉族长诗《哭出嫁》前面有一个题记，其中说：“《哭出嫁》是在上海郊区奉贤、南汇等县搜集到的一首民间抒情长诗。当地人有的叫它《哭嫁囡》，有的叫它《哭嫁歌》。”①这首抒情长诗显然是产生于江南地区，从题材到内容，从人物到故事，从语言到形式，都打上了中国江南地区的深厚烙印。吴言软语，曲折缠绵，细致入微，毫发毕现，这样的长诗不可能产生于中国西部边疆，也不可能产生于北方草原，更不可能产生于岭南或海南地区。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还可以是直接加间接的关系，总之是比较复杂的。比起动物与植物而言，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而文学与艺术则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直接写照，所以它比人类本身更加复杂。

同时，我们说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更是一种制约性的关系，为我们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为制约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多层结构的、多个角度的，不仅揭示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且为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就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没有限定的，可以采用西方引进的文学研究方法，还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放弃“决定”而采用“制约”，则让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保留了多种多样的选项，让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决定”似乎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制约则是一种间接的、曲折的与复杂的关系，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这样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关系。首先，地理环境对于文学的制约是通过了作家这个中介，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作家本人观察与想象的产物。这就正是文学之魅力来自于作家之魅力的根本原因。其次，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东方的作家不同于西方的作家，中国的作家不同于日本的作家，韩国的作家不同于日本的作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既然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那人所创作的文学自然也是环境的产物。再次，作品里的内容存在之所以不同，也是作为主观的作家对于客观的世界的观察与想象不同，而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是由他自己的出生地、成长地、客居地和祖居地等因素所决定的。《百鸟衣》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中国北方，《江格尔》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南方，《格萨尔王传》这样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东海之滨，《阿诗玛》这样的故事也不可能产生于北冰洋地区。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的语言，就是来自于沱江流域的四川方言和土语，而《哭嫁歌》里的方言则是来自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包括其中的所有的词语。艺术形式就更是如此，如“信天游”的产生离不开黄土高坡，而“五句子”山歌则离不开秦巴山区和大别山区，“竹枝词”则离不开巴山蜀水的大江与大河地区。因此，“地理环境制约论”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于地理的认识更加复杂，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更加复杂。“地理环境制约论”既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对于从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必要的纠正，也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发展。

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地理环境制约论”，不仅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跨越，也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跨越，让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发展到了现代的阶段。文学地理学是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批评理论，体现的是中国立场、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法，而文学理论中的“地理环境制约论”正是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法的集中体现和最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