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偏偏我秃头？

姚远

脱落

脱发以后，无论走到哪儿，郑凯的目光总是先落在别人的头顶上。

一个年轻男孩把头发烫成了卷儿，很是时髦，蹬着单车从郑凯身侧飞过，他的卷发也在风的吹拂下飞了起来，像是在头顶炸开了一样。

郑凯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到了晚上，卷发男孩的身影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把这则见闻发到QQ群里，与其他380余位“发友”分享。

“看到头发多的，就感觉很帅吧。”

一位发友这么回复，一语道破郑凯的复杂情绪。

寻得共鸣，比一个人独自消化好受许多，聊天框不断弹出，从“头发与颜值的相关性”“颜值与找对象的相关性”扯到“今天掉了多少根头发”，最终又回到群聊永恒的主题：如何治疗脱发。

郑凯今年23岁。他说，“如果30多岁，掉头发就不在乎了，20多岁，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之前，他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半个月值一次夜班，“掉了好多头发”。他习惯用手指计量自己发际线的高度，去年，从发际线到眉毛，放得下四根手指，现在，额头的宽度放得下五根。

以为是时常熬夜的缘故，郑凯从电子厂辞了职，找了份作息规律的工作，每天坚持吃药，但发际线的发展趋势仍不容乐观。

稀疏的头顶，显得人老了十几岁。郑凯羡慕别人的茂密的发量，羡慕他们看起来那么健康和年轻，生活与事业仿佛都因头顶的茂盛顺遂起来。“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我是秃头佬呢？”他的提问，仿佛在抛给命运。

医学是这么回答郑凯的：“遗传因素、年龄增长、免疫异常、精神压力过大或应激、内分泌失调、服用某些药物、自身免疫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脱发的发生。”根据发病原因不同，脱发主要分为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生长期脱发、牵拉性脱发和疤痕性脱发六个类型。

其中，以雄激素性脱发最为常见。雄激素性脱发，又名脂溢性脱发，多见于男性，女性也可患病。在雄激素的“攻击”作用下，头皮毛囊渐进性缩小，最终变为毳毛毛囊，形成临床上可见的脱发。

通常，男性于20岁至30岁开始发病，从前额两侧开始，头发变得纤细而稀疏，额部发际线逐步后退，呈现出“M”型。随着年岁渐长，头顶部的头发也开始脱落，最终裸露出头皮，也就是所谓的“地中海”。

南风窗记者观察，郑凯所在的脱发交流群组里，有87%是男性，90后占50%，00后占27%。“发友”的画像数据，与雄激素性脱发的医学特征相当契合。

在这里，他们上传头顶的照片，请其他发友帮忙判断自己“还有没有救”。他们谈到脱发对工作生活的影响，“剃光头找不到工作的，像劳改犯一样”“头发这样的，没希望讨老婆了”。他们分享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的用药效果，这是目前仅有的经过美国FDA认证治疗脱发的两种药物，也讨论民间偏方，甚至是走私药的可能性。

还有植发。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改善方案，当然，它所需的财力成本、时间成本也最高昂，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本抓住这根稻草。

也许是“久病成医”，尽管深陷焦虑，他们仍保持理智，那些混进发友群想趁机打广告的微商，一经发现，立即作移出处理。

植发手术无法阻止脱发区的原生发继续脱落。这也是蒋嘉元最担心的一点，尽管通过手术填补了发际线的空白区域，“但脂溢性脱发的问题还在，原来的头发还会继续掉”。

有趣的是，对待推销生发神药的微商，他们的态度相当微妙，没有愤怒和指责，而是戏谑的、自嘲的。

“在座的都是可怜人，你还来骗我们。”又一个微商被移出后，发友们的讨论迅速回归“自怜自哀”的情绪基调。

移植

手術267598例。

7月6日下午4：35，记者来到雍禾植发某家分院，在候诊大厅整面的电视墙上看见了这个数字。45分钟后，数字变成了267616，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又有18位患者在这家机构完成了植发手术。

这组数字以5分钟为频率实时更新着，它的下方，分别显示着男性女性手术的具体台数。从比例上看，男性手术占80%，女性手术占20%。

此时，已接近下班时间，候诊厅里不再进来新的咨询者，除记者以外，共有7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正在等待问诊，形象地印证着屏幕上大数据的比例。

蒋嘉元是这组数字的其中之一。他今年28岁，6月26日，他在雍禾植发完成了2000单位的发际线种植手术，共花费了26000元。

一单位，相当于一个毛囊。“一单元价格有10元的，也有20元的”，雍禾植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10元的适合光裸区，20元的适合稀疏区”。

蒋嘉元选择在发际线光裸区种植价格10元的单位，在“与原生头发接壤的部分用20元的”，“因为据说20元的针孔比较细，不容易破坏以前的原生发囊”。

从初次咨询到接受手术，仅隔了一周。蒋嘉元决定的速度相当之快，他没有考虑太多，因为正值期末，正好有一周的休息时间，也因为他想做。

两年前，他发现自己的掉发量不太正常，在医院确诊了雄激素性脱发。医生开了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但他只使用了后者，“非那雄胺是抑制雄激素分泌的，担心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问题”，蒋嘉元解释。

不少男性患者都有相同的担忧。非那雄胺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血液和前列腺内的二氢睾酮，从而抑制头皮发囊变小，逆转脱发过程。但它也有副作用：长期服用，会导致一定的性功能障碍，具体程度因人而异。

雄激素不会停止分泌，想要保持治疗效果，药物也须长期服用，“一直吃到不在乎脱发的年龄为止”。

所以，相较药物治疗，在发友们看来，植发似乎是更加“一劳永逸”的选择。“但植发也仅仅是帮助改善脱发状况，没办法彻底解决问题。”河北北方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世宁告诉南风窗记者。

植发手术的基本原理是“拆东墙补西墙”，并不是在头顶种植全新的毛囊，而是将手术者本人后枕部对雄性激素不敏感的健康毛囊移植到前方，填补头皮无发的部分。这一切，相当于调整头发的分布密度，而不是让头发的整体数量变得更多。

最重要的是，植发手术无法阻止脱发区的原生发继续脱落。这也是蒋嘉元最担心的一点，尽管通过手术填补了发际线的空白区域，“但脂溢性脱发的问题还在，原来的头发还会继续掉”。对于未来，他心怀忐忑，和医院计划着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

接受采访时，手术已结束十天，植发区的疼痛、红肿基本消除，他也逐渐习惯了保持侧身不压到取发区的睡觉姿势。蒋嘉元用刘海儿遮住前额植发区的发茬，戴上帽子，几乎没人看得出异样。他期待着发茬长长以后，坦荡摘下帽子的那天。

再回忆起那场持续了约4个小时的手术，蒋嘉元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医生将刚刚从他后枕部取下的2000发囊，以50个为一组摆放在一起，请他计算确认。看见眼前这些大约半厘米的小发茬，想到它们即将被种植到自己的前额上，那一刻，蒋嘉元顿生一股奇妙的心情。

“没有害怕和恐惧，当时心想，现代医学真厉害呀，类似这样。”他想了想，形容道。

毛囊存活率

作为美容整形手术的一类，有成必然有败。植发机构们竭尽全力地宣传成功案例，却对失败案例三缄其口。

32岁的王勇，不幸地属于后者。

2019年，他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见某家植发机构的广告，决心通过植发来解决自己头顶脱发的困扰。他共交纳了24184元，经历了10个小时的手术，从后枕部取出4500个毛囊移植至头顶。

必须承认，植发手术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改善头顶的美观度，但它是暂时的，且具有个体差异性。一味夸大植发作用的销售话术，必然会让部分不适合植发的患者付出冤枉钱。

“下了手术台，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之后我也一直很快乐地期待植发效果。”王勇回忆自己刚结束手术时的心情，手术结束15天后，他开始使用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来巩固效果。坚持了六个月后，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通常，手术后半个月至一个月左右，种植区域会进入“脱落期”，这属于正常现象。植入的毛囊需要重新建立血运关系，发干脱落，再长出新发。

“但第6个月总不可能还是脱落期吧。”王勇心生疑惑。到了第十个月，他坐不住了。头顶新移植的4500个毛囊并没有如想象般生长起来，他用手机拍摄自己的头顶，发丝稀疏地交搭在一起，头皮颜色仍隐约可见。

在手术之前，双方曾签署过一份《植发手术保障协议书》，其中有一项“存活率保障”，写道：“在本机构全国任意一家医院进行自体毛发移植手术的发友，本机构保证毛囊存活率不低于95%（疤痕种植毛囊存活率可达85%）。发友在本机构进行自体毛发移植手术12个月后，如因手术技术及操作的因素造成毛囊存活率未达到上述标准，经鉴定确认后，本机构可进行免费修复或退还未成活部分的手术费用。”

王勇认为自己的毛囊成活率显然不足95%。于是，他将机构起诉至法院，向法院申请对植发区毛囊存活率进行鉴定。但司法鉴定所复函称，这一要求超出司法鉴定业务范围，不予受理。

“我还问了医学会、医疗纠纷调解、健康委员会和咨询律师，都说没办法（鉴定）。”王勇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还在合同上明目张胆地写保障毛囊存活率，这不是又做球员又做裁判吗？”

纠纷发生后，该植发机构工作人员曾回应媒体称，“植发手术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在植发后状况相较于术前有所改善，即可认定植发手术成功。纠结毛囊存活率的意义不大”。

“现在整个行业都是在合同上规定（毛囊存活率）不低于90%或95%，但大家都说不清楚，法律上对毛囊存活率也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消费者对毛囊存活率有争议，可以自行去权威机构进行检测。”他坦承，“目前确实没有机构能对毛囊存活率进行检测。”

皮肤科主治医师王世宁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通过毛发镜，是可以检测毛发的生长情况的。“但它需要根据操作者的主观经验去判定，无法直接生成定量分析数据。”不是技术上无法达成，而是在植发行业内没有一个权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来进行检测。

京师律师事务所王辉律师认为，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但是，如果没有机构可以对此进行鉴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对方是否夸大服务的质量和结果。假如测算方法已经得到业内和社会认可，且某机构确实可以达到95%成活率的话，则不涉嫌。”他向记者解释。这一矛盾令维权者陷入两难。

“这是行业发展的通病，”植发医生李丙双撰文指出，“（植发失败的）界定没有恒定的标准，所以难以维权。由于毛囊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维权结果要么是赔钱，或者重新补种，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法院驳回了王勇的诉讼请求。他并不甘心，打算把案由从“服务合同纠纷”换成“侵权责任纠纷”，重新起诉。他把自己的豆瓣账号名称改成了“头秃山反植发鬼”，把头像换成漫画《一拳超人》里的“秃头披风侠”，向网友介绍自己植发和起诉失败的经历。

毕竟，植发手术无法根治病原。即使填补了发际线和额角，如果前额和头顶的原生发继续脱落，还是逃不出脱发焦虑。

他不断发帖，帖子又不断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植发广告里。

植发机构们数额庞大的营销开支，纷纷流向了线上社区推广、搜索引擎广告、社交网络平臺推广和电梯展示广告。与去年的在线教育行业类似，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为拓展市场，入局者不得不尽己所能烧钱营销，拉拢用户，促成转化。

不久前，雍禾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书，以此为契机，植发这一行业涌入公众视野的焦点。招股书披露，雍禾植发2020年度实际接待患者9.1万名，营销支出7.8亿元，这相当于，平均花在每一名患者身上的营销费用，超过了8500元。

必须承认，植发手术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改善头顶的美观度，但它是暂时的，且具有个体差异性。一味夸大植发作用的销售话术，必然会让部分不适合植发的患者付出冤枉钱。

毕竟，植发手术无法根治病原。即使填补了发际线和额角，如果前额和头顶的原生发继续脱落，还是逃不出脱发焦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植发中心主任吴文育教授曾给出建议，对于雄脱患者，如果用药后不再继续脱发，或对形象改善要求较急迫，如1年左右要结婚，以及雄脱严重，但后脑勺有足够毛囊覆盖的，可以考虑植发；但如果每次洗头掉一两百根头发，植完后原生头发还可能快速脱落，这样的情况不适合再植发。

一位资深发友写道，“治疗脱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心理建设也是一种治疗方案。”

他自己，已经找到了对抗雄激素性脱发的最终答案—假发片。

（文中郑凯、蒋嘉元、王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