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文献综述与展望

朱清香 苏媛 沈明慧

摘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撑。从微观层面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并找到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总结了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梳理了这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权变因素，提出了未来深化研究的几个方向。

关键词：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企业绩效;调节变量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2 - 0121 - 0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改革要素配置机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需要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来发挥引导作用。作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产业政策相关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证、宏观到微观层面的转变。系统地回顾产业政策和企业绩效在已有研究中的进展和未来面临的机遇，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产业政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另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坚持创新驱动，重点提高企业的供给质量，淘汰落后产能。因此，为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尤其是重大技术突破，政府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培育企业新的增长动力[1]，推动产业发展和快速升级，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然而，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还是一个有待达成共识的话题，需要梳理现有文献，厘清学者们的观点。本文在对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概念和测度研究进行总结后，尝试梳理这三个变量两两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时探寻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之间重要的调节变量，从而提出未来的几个研究方向。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测度

（一）产业政策

1.產业政策的概念界定。“产业政策”一词的正式提出是在1970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会上，研究热潮起于二战后的东亚经济腾飞时期。多年来，学术界对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不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有分歧，对产业政策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在我国，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学术讨论[2]。林毅夫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包含的范畴较为广泛，不只是包括针对目标产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3]。张维迎则认为这种概念界定太过宽泛，产业政策的界定应为：政府对私人物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和歧视性对待[4]。产业政策的概念界定对相关研究结果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如何选择应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虑。若要对产业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其定义不宜过于宽泛，否则会模糊不清，使结论的可靠性降低。

2.产业政策的测度。由于政策量化存在一定的困难，早期的大部分学者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主要进行定性分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衡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国内外学者逐渐构建出量化政策的方法。其中，Gray将美国内华达州关于矿产权的活动浓缩成法律变革指数，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5]。Sylvie等构建了优惠政策指数来测量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6]。殷华方等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种政策类别所对应的审批程序赋予各类政策不同的权重，进而得到产业的政策指数[7]。之后，比较典型的政策量化标准是由彭纪生、孙文祥和仲为国学者构建的，他们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这三个角度分别加以评判。其中，政策力度是以国家行政权力结构和政策类型为依据来评分量化，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标准是在研读政策文本、专家讨论修正后确定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政策变量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这对之后的产业政策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8]。除了借鉴彭纪生等的测量方式，还有一部分学者将产业政策表达为虚拟变量。比如，黎文靖和李耀淘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年度是否在产业政策激励范围分别赋值0和1[9]。此外，有学者把产业政策分成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以半年为周期，分别计算考虑效力的政策数量的算术总和来构建产业政策指数变量[10]。总之，产业政策的测度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者们尝试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客观地研究其经济效果，要综合多种因素选择与构建。

（二）技术创新

1.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20世纪初，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是将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而技术创新区别于发明创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含有一定的商业性质[11]。之后学者们对技术创新的定义本质上与Schumpeter一致。Enos从行为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是指研发目标选择、资本投入、组织创建、计划制定、招工和开辟市场等几种活动的综合效果。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的定义最早是由清华大学的研究小组提出的，其描述涉及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整体过程，包括有关科学技术、组织、商业和金融等方面的一系列活动。技术创新不是单个行为，而是一个从研发到最终实现价值增值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目前，国内外学者比较认同的技术创新概念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界定的，一般指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为目标进行的创新活动。

2.技术创新的测度。关于技术创新的测度问题，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仍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衡量指标体系。除了国外学者早期提出的用人均研发支出、研发支出与销售额的比值衡量外[12]，我国一部分学者以创新投入来衡量技术创新，包括支持创新的相关资金、物质、人才投入等。但有研究指出，研发活动可能会失败，不确定性高，所以对比而言，创新产出可能更会体现出企业真实的技术创新水平。在这里，一般是指创新成果和创新效益，例如使用公司发明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或引用量来衡量[13]。雷根强等采用上市公司及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计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技术创新变量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向与力度[14]。周虹除了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技术创新，还进一步划分成发明专利数、实用新型专利数、外观设计专利数三类分量指标研究[15]。此外，学者们还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进而更加客观地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三）企业绩效

1.企业绩效的概念界定。学术界有关企业绩效的研究历史悠久，但学者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Buekert等学者认为，企业绩效涉及效能、效率和适应性，效能指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效率考虑组织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反映了组织适应其环境变化的能力[16]。有学者主要是从行为、结果以及两者综合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绩效。Campbell认为，企业绩效是与企业目标有关的行为;Brentani等则表示企业绩效是行为的结果或者产出;Brumbrach提出企业绩效是行为和结果的统一体。我国学者指出，企业绩效应包含企业在某段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和经营业绩，具体体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及经营者对企业经营、成长、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作出的贡献。学者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一般会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来选择合适的指标检验。

2.企业绩效的测度。在测度企业绩效方面，学术界主要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常见的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回报率、销售增长率、税前平均利润率、财务指标利润率和托宾Q值等。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值和公司资产重置价值之比，可以动态衡量企业绩效，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托宾Q值既考虑到了上市企业的市场价值因素，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出现人为操纵的问题，可以相对全面地反映上市企业的真实绩效[17]。除了财务指标，学者们还加入非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比如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让企业管理者主观评价经营情况，再根据量表进行打分构建测量指标[18]。主观绩效主要源于被调查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顾客对新产品的满意度、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高低等，其准确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但不管是财务指标还是非财务指标，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学者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综合考虑。

三、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优势。政府出台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转型升级。虽然现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阐述了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但观点不一，大体分为促进论与抑制论。

（一）产业政策的技术创新促进论

技术创新活动本身是一个时间长、高风险、易失败的过程，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支持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19]。与普通投资相比，技术创新具有正外部性、投入产出的高不确定性等异质性特征。不少国外学者认为，对于高成本经济下的现代制造业来说，产业政策可以干预其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系统故障，进而激励创新行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

外部性理论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理论。其中正外部性是指一個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会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相关代价。因此，技术创新主体的私人收益会低于社会收益，市场价格呈扭曲状态，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需要政府来介入[21]。林洲钰等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后发现，税率降低和研发费用抵扣政策可以明显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促进企业创新[22]。

从信号传递理论来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会向社会各界传递正面信息，将大量的资源引入被扶持企业，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创新活动。Zhao等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提出政府补贴可以为企业提供初始资产，增加投资回报，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23]。王红建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促使信贷资本从低生产率的企业不断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4]。技术创新的特点本身会给企业带来融资难题[25]，鞠晓生等提出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缓解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稳定企业的创新支出[26]。

（二）产业政策的技术创新抑制论

尽管产业政策可能会帮助企业获得资金，增加创新投入，但仍有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或者导致产业政策无效。

寻租理论是导致产业政策无法发挥预期作用的一个重要理论。政府干预市场，就会用权力来配置各种资源，企业为获得丰富资源，可能会释放将要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虚假信号。比如，用购买日后没有使用的研发设备来获取有关特权，这并没有起到激励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的效果[27]。再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转型经济体国家，政府还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寻租行为易发生，企业热衷于建立政治关联，从而挤占了创新资源[28]。黎文靖和郑曼妮利用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检验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结论显示，在选择性产业政策出台后，企业大多是为“寻扶持”而创新，即创新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创新质量并没有显著增高，仍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29]。此外，由于大量资源涌入被扶持企业，若是出现了盲目生产、产能过剩的现象，也可能会导致企业在其他方面过度投资[30]，分散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注意力。黎文靖和李耀淘认为，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将会导致国有企业进行无效率的过度投资[9]。

（三）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权变因素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产业政策作为对经济的一种干预手段，是内嵌于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其实际效果会受到微观企业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一理念，学者们开始探究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权变因素。

一部分研究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比如孙早等学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更易获得金融资源与政策优惠，所以相比民营企业，政策对国有企业会产生更强的创新激励效果[31]。再者，市场化程度也会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因为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本身可以获得较多的资源，这必然会弱化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32]。吕晓军发现政府补贴对股权分散度高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会显著提高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33]。李万福等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行业属性、内部控制水平及外部环境均会显著影响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扶持对象的特征[34]。

除此之外，企业生命周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权变因素。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研发需求、现金流量、融资约束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汤颖梅和王明玉利用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衰退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对成熟型企业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政府应根据企业特征有针对性地发放补贴[35]。童锦治等通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会影响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36]。刘谊等认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会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所以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差别[37]。陈红等区分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活动，分别研究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激励效果[38]。综上，提高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要充分考虑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扶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四、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从提出创新理论开始，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热潮，目前关于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较为成熟，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呈正相关、负相关或者不显著关系。但总体而言，学者们的主流观点是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39]。

（一）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技术创新理论由经济学者Schumpeter提出，之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根据企业能力理论可知，技术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进而获得超额利润。Barry等学者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收入增长和利润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能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显著提高企业绩效[40]。胡保亮研究了58家创业板上市企业，利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即技术创新和企业利润增长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1]。朱乃平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经实证检验，结论显示技术创新投入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42]。沈弋从产权异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扩张型绩效，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将会使单位销售额的经济效益增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43]。张琴认为，不但要增强研发投入水平，同时还应该注重提高创新产出和效率，为企业积累优质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44]。

（二）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或不存在显著关系

风险理论中的风险包含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技术创新因为不确定能否获得预期利益，所以存在一定的投机风险。技术创新本身就具有投入产出不确定的特征，其产生利益的周期长，失败率较高。陆玉梅和王春梅以部分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R&D投資强度和投资当年公司经营绩效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且存在滞后影响，需要创新投入积累到一定的量才能产生推动作用[45]。黄禹等以中国20家新能源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股价收益率和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两个维度衡量企业绩效，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黄禹等认为，可能是受到了某些调节因素的影响，导致创新投入无法有效转化为企业绩效[46]。Li等研究技术密集型的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企业发现，创新对公司的总资产和就业率的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47]。

五、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绩效的实际作用，但文献数量不多，且研究结论也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一致。

（一）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市场失灵理论给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因为实际社会中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公共物品的存在而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市场。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实施干预的一种重要方式。牛文琪和史安娜根据电网企业的特点，构建了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政治绩效相结合的电网企业绩效评级体系，结果显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了企业绩效[48]。

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如果一国的某种资源相对较为丰富，那么在其生产技术水平与他国相同的情形下，该国可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快速发展起来，这种理论也适用于产业的发展。如果产业能从外部获得优势资源，企业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实现转型升级。胡浩然利用DID模型检验分析设立出口加工区的政策效果，发现产业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而显著提高具有外资背景企业的出口水平[49]。刘婷婷等研究产业政策不同机制对企业绩效的传导作用，认为政府可以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益[17]。

（二）产业政策阻碍企业绩效提升

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同，也有研究证明了产业政策虽然使得受鼓励行业更易以较低成本获得信贷，但由于未能高效利用这些资金，不仅未能提升企业绩效，还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与资源禀赋对应的是资源诅咒理论。Auty提出，丰富的资源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资源的过度集中可能会使产能过剩，进而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余东华等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解释了这一观点，即企业承受了过多产业政策传导的社会责任，以致其行为产生扭曲，盲目地超规模进行投资[50]。韩超等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研究，发现供给型政策并不能提升企业绩效，反而会产生抑制作用[10]。此外，若是相关制度不明晰，企业为获得优势资源可能会产生寻租行为，从而挤占经营资源，恶化行业环境。

产业政策无效论者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是只有政府干预这一种方式。张维迎指出，企业家可以在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才使得市场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品，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而政府官员并不具备企业家的能力，反而会扭曲激励机制[4]。Chen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指出地方政府竞争虽然可以使产业政策的制定更加灵活，但也会导致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失败，进而使得产业政策低效甚至无效[51]。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会受到行业特点、企业特征、地区差异、鼓励强度等影响而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这些因素，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升提供针对性建议。

六、总结与展望

为了使产业政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更加合理有效，研究其对企业微观行为和业绩的影响很有必要。不仅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信息，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还可以提高企业主体的动态适应能力，为企业提升绩效指出一个新方向。在已有的研究中，实证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多，且研究结论不一，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某些中介因素和調节因素而影响了结果。本文通过梳理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两两之间关系的研究，探寻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一）产业政策的量化方法有待拓展

现有研究大多将产业政策量化为虚拟变量，或简单分为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两种变量，或借鉴彭纪生等学者的做法研究其效果。政策文件也多取“五年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等，研究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较多，较少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业进行政策分析。实际上，为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可以针对某一特定行业将产业政策划分为不同的政策措施，比较得出针对某一行业政策的有效路径。产业政策的测量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考虑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与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是否能够协调发挥作用，因而需要加入地方产业政策变量，构建符合研究的评价体系。

（二）需要进一步揭开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黑箱”

随着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关注“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什么”逐渐转变为关注“产业政策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某些中介因素，比如融资、投资、创新等，但仅有这些因素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探寻其内部机制。比如，产业政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社会责任、经营战略等，这些将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路径研究越丰富，企业便越能根据产业政策制定经营战略来提高企业绩效。

（三）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调节因素

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之所以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权变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规模与性质、公司治理、所在地区等因素进行探讨，调节因素研究还不算完善。实际上，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微观反应也会受到管理者的影响，因此管理者特征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调节变量。此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实践属性，这也是为什么针对不同国家研究产业政策会得出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

综上可知，将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期，政府必然会出台各种产业政策解决结构性矛盾，提升企业的供给质量，进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对企业而言，要把握机会，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资金、人才等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绩效，获得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MATHIAS B， CINDY L B， ANDREA S W. Radical or Incremental： Where does R&D Policy Hit[J].Research Policy，2016，45（4）：869-883.

[2]杨阔，郭克莎.产业政策争论的新时代意义：理论与实践的考量[J].当代财经，2020（2）：3-13.

[3]林毅夫.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比较，2016（6）：163-173.

[4]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J].比较，2016（6）：174-202.

[5]GARY D L. 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Case of Western Mi-neral Right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8，38（2）：338-362.

[6]杰夫·萨克斯，胡永泰，鲍曙明，等.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经济研究，2002（9）：14-23+92.

[7]殷华方，潘镇，鲁明泓.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测量和有效性研究：1979-2003[J].管理世界，2006（7）：34-45+171-172.

[8]彭纪生，孙文祥，仲为国.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变与绩效实证研究（1978-2006）[J].科研管理，2008（4）：134-150.

[9]黎文靖，李耀淘.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4（5）：122-134.

[10]韩超，肖兴志，李姝.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不同政策与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影响差异[J].财经研究，2017，43（1）：122-133+144.

[11]SCHUMPETER J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132-134.

[12]GEROSKI P A.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mpirical Work on Corporate Growth Rate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2005，26（2）：129-138.

[13]CORNAGGIA J， MAO Y， TIAN X， et al.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ffe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5（1）：189-209.

[14]雷根强，孙红莉.产业政策、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税务研究，2019（8）：5-11.

[15]周虹.前瞻性环保、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4）：12-18.

[16]ROBERT W R， ORVILLE C W， KENNETH J R.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A Con-tingency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1）：13-25.

[17]劉婷婷，杨蓉，高凯.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9（5）：46-56.

[18]徐建中，贾大风，吕希琛，等.装备制造企业突破性创新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5，20（5）：97-103.

[19]ACHA V， XU Z X.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novation： The Cas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6，124（2）：223-243.

[20]MARTIN S， ALAN H， KATY M， et al. Creating the Competitive Edge：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7（1）：49-51.

[21]徐桂华，杨定华.外部性理论的演变与发展[J].社会科学，2004（3）：26-30.

[22]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所得税改革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3（3）：111-123.

[23]ZHAO Q Y， LI Z Y.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J].Sustainability，2019，11（10）：1-17.

[24]王红建，陈松，李艾珉.产业政策、信贷资本逆向流动与企业转型升级——基于信贷资本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的再配置研究[J].经济评论，2020（2）：52-67.

[25]CHEMMANUR T J， LOUTSKINA E， TIAN X.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Value Creation， and Inn-ovation[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27（8）：2434-2473.

[26]鞠晓生，卢荻，虞义华.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13，48（1）：4-16.

[27]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44（10）：87-98+120.

[28]ZHU Z H， LIAO H. Do Subsidies Improve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Companies Evidence from China[J].Natural Hazards，2019，95（1）：241-256.

[29]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30]CHEN D H， ZHEN O Z， XIN F. Five-year Plans：China Fina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J].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7，10（3）：189-226.

[31]孙早，肖利平，刘李华.产业所有制结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改善——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所有制结构就一定不利于产业创新吗[J].南开经济研究，2017（6）：3-19.

[32]逯东，朱丽.市场化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J].产业经济研究，2018（2）：65-77.

[33]吕晓军. 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5.

[34]李万福，杜静，张怀.创新补助究竟有没有激励企业创新自主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证据[J].金融研究，2017（10）：130-145.

[35]汤颖梅，王明玉.政府研发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J].企业经济，2016，35（11）：73-78.

[36]童锦治，刘诗源，林志帆.财政补贴、生命周期和企业研发创新[J].财政研究，2018（04）：33-47.

[37]刘谊，章新蓉，沈静琦.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周期视角[J].财会通讯，2019（9）：97-102.

[38]陈红，张玉，刘东霞.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3）：187-200.

[39]CHO H J， PUCIK V.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ness， Quality， Growth， Profitability， and Market Valu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6）：555-575.

[40]BARRY L B， GARY E， ROBERT J.The Financial Rewards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 in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2）：197-210.

[41]胡保亮.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3）：95-100.

[42]朱乃平，朱丽，孔玉生，等.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4（2）：57-63+95.

[43]沈弋，徐光华，钱明.双元创新动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产权异质性的比较视角[J].经济管理，2016，38（2）：69-80.

[44]张琴.技术背景CEO、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8（5）：82-87.

[45]陆玉梅，王春梅.R&D投入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信息技术业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5）：122-127.

[46]黄禹，韩超.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新能源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J].会计之友，2013（11）：37-41.

[47]LI H Y， JIN L Q ，DING Y Y. Innovation， Mark-Up and Firm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IT Industry[J].Sustainability，2019，11（7）：1-19.

[48]牛文琪，史安娜.我国电力产业政策与电网企业运营绩效相关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5）：96-99.

[49]胡浩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绩效——基于出口加工区企业样本的准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8（12）：27-38.

[50]余东华，邱璞.产业政策偏好、社会责任属性与民营企业绩效[J].财经问题研究，2017（7）：20-27.

[51]CHEN 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Why Industrial Policy   Failed[J].Journal of Economics，2016，40（3）：755-774.

Industrial Polic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hibition

Zhu Qingxiang，Su Yuan，Shen Minghui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Deepening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needs effective industrial policy suppor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tudy how industrial policy affects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rom the micro level and find its promotion pat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industrial polic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comb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variables，and explores the contingency factors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industrial polic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orporate performance; moderator

責任编辑：李祖杰

收稿日期：2021 - 01 - 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企业绩效提升研究” （项目编号：18BGL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清香，女，浙江文成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

苏 媛，女，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

沈明慧，女，河南信阳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