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段海珍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董钟琦（彝族）

段海珍，云南姚安人，于十九岁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大量散文。自中篇小说《红妖》获得“边疆文学奖”后开始偏向于小说写作。先后出版了小说集《鬼蝴蝶》《红尘宝贝》以及长篇小说《天歌》等。她用独特的视角、充满情感的语言表达生活，是滇中地区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凭借个人经验和少数民族女性的身份，其小说大多站在女性立场，关注女性生活、心理及精神状态，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与作家过往的生活经验有紧密的关系。段海珍出生于一个小山村，做过村妇女主任，计划生育工作，過往的经历让她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女性，看到更多女性不幸的生活，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

一、时代烙印下的悲歌

段海珍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处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却始终走向悲剧的命运。她们中有旧社会里饱受动乱之苦的大家闺秀，有旧时农村中目不识丁、辛苦一生的妇女，有新时代下忙碌而心酸的都市女性……她们在时代的洪流里艰难前行，顽强地活着。

段海珍在描写战争时代的女性时，把视线放在了年轻男女的爱情破灭和生存的艰难上，从爱情与生存两个大方向对战争中的女性进行刻画，叙写她们的悲剧人生。而“政治运动”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段海珍写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里女性在面对无情拷问时内心的折磨，在这样的精神折磨里，战争与爱情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又彼此牵连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两个主题，两个线索，最终走向的是终结。矛盾与冲突中尽是悲怆与苍凉。《天歌》里的女主角徐梅兰身处一个混乱的时代，生命里的最重要的男人卢天赐投身战火，留给她的只有一生的等待。作者通过刻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叙写了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女性的残破的爱情。不仅如此，混乱的时代搅乱社会的秩序，也让其中的女性失去正常生活的秩序，甚至使她们的人生轨迹出现异化。《天歌》里的四小姐徐梅莲，本是出身大家的她，为了救出自己的父亲，被镇长调戏，又为了报复，毅然决然上了老黑山做了女土匪，开始烧杀抢掠，最终被解放军抓住处死。特殊时期的政治给这一时期的女性打上了悲剧的烙印，作家小说里描绘的时代动乱，把很多女性原本已经平静的生活撕得粉碎，当人性被无情地践踏，女性在这样的混乱中也渐渐失去灵魂，最后进入了“非人”的状态。在特定时代滚滚的烟尘里，作家看到太多女性的悲哀，战争的残酷让原本美好的爱情变得支离破碎，让那些平凡女性的生活毁于一旦，时代动乱，太多的冤屈与屈辱无法言说，亲人的离去，爱情的遗憾，生活的无奈，内心的屈辱……作家站在时代的洪流下游，追溯上游，像一位歌者，把这些战乱里的女性生存状态，沉重地展示了出来。

段海珍用独特写实的笔调，叙写了一个个悲苦的农村“旧女性”。偏远落后山区的农村妇女，依旧在遭受着古旧伦理纲常的荼毒，她们常常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呐喊。那些卑微的农村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男权的压迫，无端的指责，使得她们的尊严与身体都遭受了无情的践踏，她们在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下，命运渐渐走向悲剧。旧社会传统乡村里，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充当着“生育工具”的她们人生是灰暗的。这些卑微的农村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传宗接代。旧时期的乡村女性，没有文化，不被重视，她们的悲剧大多来自肉体，作为生产的工具，生育对于她们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和精神折磨，是她们沉重人生中的痛苦与灾难，是一种身体的刑罚。《鬼蝴蝶》里的母亲，为了母家利益嫁给父亲，由于生不出儿子，还得一边干活，一边一胎一胎地给父亲生儿子，直到最后彻底把自己的身体毁掉。《天歌》里的玛依洛，难产之时，家里的人却因为要保住孩子便用“草鞋吊胎盘”的方式给她接生，导致她失血而亡。作为惩罚的独自承受者，她们在绝望的边缘徘徊，作者用鲜血淋漓的描述诉说着乡村女性的悲哀，她们的生命十分轻贱，女性在这样的戕害之下，落得的是身体损毁，还有对落后伦理的控诉。

外娶而来的“新女性”由于其外表和内里的“先进”，她们成了旧女性悲剧的另一种特别的表现。她们的人生悲剧更多的是心灵的创伤，旧女性对她们的各种偏见与误解打破了她们心里所有美好的幻想，可怕的谣言、恶毒的诅咒把她们推进了悲剧的深渊。《红妖》里的秋水，初到麻湾时头发梳的一丝不苟，油光水滑，穿着旗袍，梳着像绣楼一样高的发髻，脸上搽着胭脂花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自来到村子里便再没穿过旗袍，化过妆，她的到来让村里的女人觉得自家男人会被她这个“狐媚子”勾引，渐渐地在这样的偏见下，关于秋水的种种谣言开始扩散。带她回来的男人意外死去，让大家觉得她是灾星。丈夫死后，村里男人的骚扰，让她无奈选择嫁给了聋子铁匠，可关于她的谣言从未结束，甚至还带到了她女儿身上，最后秋水失去了女儿，落寞地死去。像秋水这样的新女性，她们的人生往往更加艰难，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同为女性的旧女性对她们怀着种种不理解，对她们进行恶意揣测，那些恶毒的话语让她们在误解与冤屈里度过悲哀的余生。处在落后年代里的女性是开辟女性新时代的殉道者，在腐朽落后的观念影响下，她们的人生是屈辱的，她们被传统观念压迫，被各种落后的眼光嘲讽，被迫去承担一切。不论是新女性还是旧女性，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她们都是“残缺”的，她们活得痛苦，这样的痛苦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在这样的折磨下她们的人生注定就是一出悲剧。但她们的悲剧，正是对落后伦理思想最有力的控诉。

新时代对于女性而言既是一个好时代却也是一个更加艰巨的时代。作家关注到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女性对于爱情更加缺乏安全感，变得敏感而脆弱，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冲突也让她们喘不过气。段海珍的小说里叙写了很多为维护爱情而变得卑微的女性，为爱情不惜代价的她们是悲哀的。面对爱人，面对感情，女性总是追求完美，又太过害怕失去，爱情使得太多的女性迷失自我，变得委曲求全，丧失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自信。《桃红柳绿》里的唐卡与雪菲，《奔跑的海鸥》里的海鸥，她们都是新时代下的女性，却偏偏在爱情上成了最卑微的人。当这些女性为了她们所谓的爱情不顾所有流言蜚语，为爱情而活的时候她们早已没有了理智，早已丧失了自我，变成了爱情里最不理智最卑微的人。作家观察到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给女性带来了个难题：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这一对矛盾困扰了太多的女性。她们往往为了平衡而选择牺牲自己，为了家庭她们放弃了休息的时间加倍工作，放弃了原本所热爱的一切。作家笔下的这些新时代女性，同样面临时代“赋予”她们的悲剧，并且在这出悲剧里，苦苦找寻不到出路。

段海珍对于“女性”的时代把握细微而深刻，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落后的旧时乡村，抑或是如今的新社会，作家笔下都有着大批的女性，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应该说，她们以女性的“悲剧”，点亮了时代的悲剧。作家也如同她们一样，在寻求一个个答案——结束这一出出悲剧的答案。

二、礼俗牢笼下的悲鸣

作家的小说里，存在很多被鄙陋民俗规矩迫害的女性，这些女性的人身权利被无情钳制。从作者描写的西南边地彝族部落的神秘仪式里，可以看到很多顽固可怕的礼俗规矩对于女性的迫害。在这种顽固的礼俗桎梏下，这些女性遭受着身体和心理两大方面的折磨。

传统闭塞的彝族村寨保留下来的神秘仪式背后往往伴随的是一个个女性的牺牲。《鬼蝴蝶》里的阿姑婆，她在年轻时被屌兵侮辱怀孕了，村里人认为阿姑婆肚子里的是蛊娃会带来灾祸，需要接受净身。所谓净身就是村里的巫医用马口刀将女人的肚皮割开，取出里面的小生命，然后在肚子里填上回阳草缝好才允许下葬。段海珍的小说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天歌》里麦吉未婚先孕，村里的赛摩多念着咒语，用各种蛊药给麦吉堕胎，致使麦吉的身子自那天起渐渐衰弱。女性在这些蛊术面前是弱小的，人们总是习惯把所有不好归罪于女性，崇拜那些没有道理的巫蛊之术，女性的生命在巫蛊文化面前没有丝毫意义，她们的人生就这样葬送在人们的无知与吃人的礼俗里。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仪式像是拴住女性的无形镣铐，让她们无法反抗，只能束手就擒。这些可怕而神秘的仪式不断蚕食着女性的生命，让她们承受着身体的折磨与心理难以言说的疼痛，在这些礼俗的钳制下，逃不脱也躲不掉，只能独自承受。巫蛊的神秘性、危害性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它折射的其实是人性最丑陋的一面。通过这些神秘可怕的民俗文化，可以窥探到愚昧文化对女性的无情摧残。

作者笔下传统闭塞村寨的彝族女性是不自由的，她们被牢牢捆绑在传统家长制观念下。作品里可以看到各种族长老，他们是一个寨子最大的“家长”，他们的决定被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这种绝对崇拜的观念是腐朽落后的，女性在这样的环境里，稍有不慎便要面临责罚，甚至被逐出族群。在这样的文化里，女性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换取没有尊严的一生。对于女性而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们的婚恋在这样的制度下长久以来不能自主，并且追求“自主”的后果往往就是按照规矩接受相应的惩罚。《桃花灿烂》里我从水莲与桃花的身上看到了女性在家长制观念统治下的卑微与无奈，在少数民族的文化里，女儿出生就要被父母指婚，因此水莲在出生时就已经被作为寨佬的父亲指给了舅舅家，爱情与婚姻甚至是自己的后半生从来由不得自己做主，是女性的悲哀。而嫂子桃花因为年轻时与外来实习老师相恋，被村里人抓住，接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匆匆忙忙嫁到寨佬家，还得依照规矩被罚“洗寨子”，这一洗就是一辈子。在这种家长制的影响下，桃花和水莲的一生自始至终从没有自由，她们是被拴住手脚推着往前走的，做什么由不得自己。

家长制观念影响下的女性是悲哀的，那些愚昧落后的观念思想一点点吞噬着女性的精神人格。作为女性，她们不愿屈服却又无可奈何，没有人敢于挑战千百年延续下来的规矩，一旦挑战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愚昧的观念是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一個个女性争取自由的灵魂。

三、自身局限下的悲剧

关于段海珍小说中女性悲剧，在关注各种外部因素的同时，女性自身也是不能被忽略的。女性作为悲剧的主体，其内心的精神世界的柔弱是铸就其悲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段海珍的小说里塑造了大量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思想观念里女性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只有服从男性，不能反抗也没有资格去反抗。在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下，她们自身竟也极少会去反抗，甚至甘愿被奴役，把自己当作了附属品。在自身思想的束缚下，渐渐消磨掉了她们“人”的意志，造就了她们骨子里的奴性。《桃花灿烂》里唯唯诺诺接受一切惩罚的桃花，明明可以选择追随爱情，却甘心放弃抵抗，自己一人扛下所有，接受现实的安排。《鬼蝴蝶》里的大姐面对生活的压力，丈夫不忠，却从未有过一次抱怨，没有责备丈夫却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而选择羞愧的自杀。段海珍的小说里，大多数女性因此也是懦弱的，长期的依附性地位和遭受的各种惩罚，让她们变得懦弱，不敢反抗。作品中真正敢于反抗的女性是极少的，她们大多是懦弱地活着，见过太多流血牺牲的她们变得胆小怕事，甚至她们还会为没有反抗没有被惩罚而庆幸，懦弱的她们还会洗脑其他女性让她们因为害怕从而放弃抵抗，使得这些女性自己谱写了自身的悲剧。虽然她们中的一些认识到压迫，也想解脱，但也由于大多农村女性没有经济收入，认为自己要靠一个男人才能活下去，虽有意识但缺乏勇气，只能忍受着各种不幸。经济的依附性成为她们不敢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她们有些认为被男人教训打骂是一件无可奈何以至于无可厚非的事情，她们没有反抗家庭暴力或者说反抗男权的勇气。《桃花灿烂》里的桃花，面对丈夫一直外遇且时常打骂，她没有反抗，对于丈夫的畏惧，使得桃花不敢反抗。对于男性的依附使得她们的人生更加艰难，只能过着自己最不愿忍受的生活，悲哀而痛苦地度过余生。被惩罚支配的恐惧是农村女性自我救赎路上的阻碍。大多女性不是不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她们却又大多选择放弃，造成这种局面还有一部分源于反抗造成的后果。女性处于劣势，反抗必然要面临惩罚与牺牲，她们大多见过或经历过因为反抗的惩罚，对惩罚的畏惧让她们选择放弃。《鬼蝴蝶》里的阿姑婆选择与强权对抗，却落得悲惨的下场。女性的能力是弱小的，她们试图争取，却因为势单力薄反抗失败，遭受可怕的惩罚。女性在反抗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经济的依附，权威的震慑，惩罚的威胁让她们变得胆小害怕，在反抗的道路上懦弱地停下了脚步，让自己在悲剧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在作家的叙述里，这些女性的个性与欲望是处在长期压抑状态里的。她们身上有着作为人最起码的个性与欲望，但却始终不能得以释放，这样的隐忍与克制使得她们丧失了作为人的权利，也让她们的人生变得毫无生机与活力。个性被压抑的女性是痛苦的。作为女性对于美都有着追求，无论是《杏眼》里活泼爱美的小花枝，还是《红妖》里穿着旗袍的秋水，在世俗的压迫下她们放弃了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对女性爱美这种天性的压抑，是不把自己当女人来对待。千百年来对于女性贞洁的要求从未松懈，在这样的要求下女性的感情被压抑，个性得不到释放。《私奔的兔子》里的红玉对于木匠师傅是有情的，她想留住他，和他相守余生，却因为自己寡妇的身份害怕闲言碎语不得不把自己的感情压在心底，自始至终没有表露。对于红玉而言，为了所谓的名声辛苦压抑自己而错失了美好的爱情，是遗憾的、痛苦的。女性内心长期对爱的求之不能之后，拒绝爱，这是另一重悲哀。小说中的部分女性，她们遭受压迫后，不是选择反抗，而是选择对自己心性进行压抑。在段海珍的小说里，一些女性在闭塞压抑的环境里艰难生活，连她们作为人最基本的欲望都难以满足，在长期的压抑里女性过得痛苦而煎熬，对爱的渴望让她们不顾一切发泄自己心底的欲望，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一生。《石头的罪》里的阿果，由于长生性无能，阿果是寂寞的，最后在遇到莫甲后发泄了自己长期压抑的欲望，怀孕生下了畸形的孩子，事情败露孩子被杀，谣言四起，最后消失在世界上。女性由于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环境之中，她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当欲望压抑到了极点，她们冲动的选择又酿成了另一种悲剧。例如，麦吉与阿果在追求爱时是冲动的，这样的冲动让她们感受到了一时的满足，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作家笔下女性的自身思想观念的局限是造成其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在落后观念毒害之下女性意识的缺失，种种压迫之下不敢反抗的懦弱与畏惧，还是个性与欲望压抑之下的冲动，都使得女性的心理与精神世界在发生变化，甚至使她们的心理发生扭曲，在抗争的路上步入歧途，最终自己把自己拖入了悲剧的深渊。

不仅仅是让读者能够了解关注边地女性、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更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去思考女性，去为女性呼告，鼓励更多的女性站起来为自己争取，这才是作家不遗余力书写女性最根本的意愿。

责任编辑：李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