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璐,潘一帆,秦会,张疆雨,刘薇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工业生态与环境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疏水和疏油等特殊的理化性质,曾被广泛用于工业和民用领域数十年[1-2]。PFOS具有环境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远距离迁移性和多种毒性作用[3],在地表水、底泥和灰尘等多种环境介质以及人体中均检测到PFOS,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因此,2009年5月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将PFOS列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单[4]。目前环境残留是PFOS的重要暴露来源,PFOS的毒性机理研究对于其他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PFOS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PPARs)的天然配体脂肪酸的结构相似,使得PPARs成为其毒性作用的首要分子靶标[5],PPARs包括PPARα、PPARβ和PPARγ这3种亚型。动物实验发现PPARα是PFASs对啮齿类动物的主要靶标,是诱导肝肿瘤的重要机制,但人体PPARα的敏感性明显低于啮齿类动物[6],因此根据动物实验结果评估PFASs的健康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此外,PPARs各亚型在调控细胞分化中起到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PPARγ为脂肪形成的主要调节剂,其表达可促进干细胞/祖细胞的成脂分化并抑制其成骨分化,从而增加细胞脂质水平并减少骨形成[7]。此外,PPARγ激活可促进破骨作用。因此PPARγ在调节骨量和骨代谢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与PPARγ相反,PPARβ作为骨转换的关键调节因子,其被激活而抑制成骨细胞介导的破骨细胞生成[8]。因此,研究PFOS与PPARs的相互作用,对于阐明其分子毒理学机制和毒性预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