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朵小红花》：后疫情时代影像架构中的生命伦理与心灵救赎

李娟 王春艳

疾病在人类社会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医学逐渐找到了缓解病痛的种种方式，但“生老病死”仍旧是现代生活难以回避的问题。关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话题在电影中的表达也是特殊的，电影院中的观众无法在身体上对疾病的痛苦设身处地地体会，而是通过凝视与认同在心理上对疾病加以象征性的认知和体会。对于商业电影而言，由于忌讳或不愿意在电影院中感受病痛的折磨与死亡的恐怖造成的“讳疾忌医”心理也使这一题材成为电影产业中略显尴尬的一隅。2020年年底，曾执导《滚蛋吧！肿瘤君》（韩延，2015）的导演韩延再次推出了以患癌青年生活为题材的《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以主人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感动了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观众们。

一、抗癌故事基调下的人物关系与情感主题

《送你一朵小红花》主要讲述年轻的脑瘤患者韦一航接受手术后病情稳定，但却因长期的治疗养成了悲观孤僻的性格。在一次纪念去世病友的活动中遇到活泼开朗、同样患有脑瘤且病情相对稳定的女孩马小远后，在她的感染和鼓励下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力量，与家人朋友重新建立了情感联系的故事。影片以抗癌少年韦一航的口吻讲述，开头就是韦一航准备接受开颅手术前的内心独白：“对这间手术室里的人来说，除了我脑袋里的那颗肿瘤，其他都不值一提。”对很多患者来说，有基本的身体素质和经济条件，接受手术是从疾病到健康的关键契机，但韦一航却并不期待手术结果，他对自己的人生也并不抱有期望。高亮度的刺眼照明，加强混响效果的医疗仪器滴答声与医生的抚慰之词在主观性较为强烈的第一视点镜头中出现，配合医疗器械、医护工作者准备工作动作与韦一航头部的特写中，主人公始终没有在中景或全景画面中与其他人出现在景框内，这一切让本该处于手术核心位置的韦一航显得孤独冷僻，与喧闹的环境格格不入。在手术成功后，癌症复发的阴影、作为癌症患者的自卑感与病态标签、对家人的亏欠和疏离感依然横亘在韦一航的和观众心中，成为这个因癌症而起的故事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本片虽然以积极面对病痛与生活的激励疗愈为基本基调，但韦一航的离群索居、引发许多不必要隔阂的“丧”，也更加贴近许多癌症患者试图隐藏却又无法彻底回避的精神困境。在与马小远的爱情线索中，韦一航与马小远既是恋人又是同样患有癌症的病友，两人之间许多不言自明的默契成为韦一航打开心扉、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的重要契机。当韦一航以“你好，我叫韦一航，你要看我的脑部肿瘤切片吗”这一充满自怨自艾与挑衅意味的方式向马小远进行自我介绍时，同样身为脑癌患者的马小远不但没有如韦一航预料般反应，而是神色不变地询问韦一航脑瘤几级，得到答复后不屑地回答自己五岁的时候脑部肿瘤就有二级了。与乖戾孤僻、喜欢一个人缩在沙发上打游戏的韦一航相比，马小远似乎永远笑容满面，从不轻易提起癌症的事，广泛组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韦一航审视与反思自身的契机。他在与马小远的接近中逐渐打破了自己心中与“正常人”之间的区隔，从一个怀着自卑心理不断提醒自己特殊之处却渴望关爱的孩子，逐渐体会到“当一个正常人的快乐”与“和他们一样老去，不再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在两人相约走上探寻梦境之地的旅途中，马小远的病情却突然复发，韦一航第一次在患者身份之外明白了父母、家庭等害怕失去他的感受。虽然韦一航帮助马小远积极重建各自的生活，但马小远还是遗憾地去世了。韦一航决定带着与癌症抗争到底的勇气继续生活，以乐观的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患者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使围绕韦一航这一癌症患者形成的故事衍射向更广的层面，剧情与人物关系发展逻辑形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

在与父母家人的亲情关系中，主要人物的成长环境、基本性格、人物关系却在大量细节中显得真实可信。韦一航手术后回到家中，全景镜头下狭小而凌乱的家庭空间中摆放着日常需要的各种琐碎物件，配合父母角色唠唠叨叨叮嘱儿子的台词，富有中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气息。由于家境窘迫，韦一航的母亲开车舍不得交停车费，先说只超时5分钟希望管理人员通融，后又假装没带现金以及手机无法支付，最后被管理人员不耐烦地赶出去还高兴不已，算起了自己的工资折合到每分每秒有多少钱;在菜市场买菜时母亲也摘去许多菜叶后才让小贩称重;而家里的桌子腿坏了没钱换新的，就一直垫纸支撑着……导演用种种生活化的真实不动声色地描绘了韦一航家庭中琐碎的日常细节，丰富灵动地塑造了小人物的狡黠、窘迫又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从而在家庭单位中成功建立起了韦一航与父母略显复杂的情感联系。在一般观众的想象中，年轻的癌症患者及其父母之间应当是父母在经济与情感上支持患者、患者尽可能给予回报的关系，但《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处理却远远丰满得多。韦一航并非传统意义上无法与父母共情的青春期叛逆少年，其父母也在尊重韦一航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给予了他在个人隐私与情感生活上的极大自由，送水果时忘记敲门引发的误会与夫妻两人默默关注儿子行程而打赌的段落，都令有过相似经历的观众会心一笑。在此基础上，这部影片的特殊之处在于，与其说人物性格与态度决定故事走向，不如说癌症改变了他们的一切，看似普通温馨的韦一航家庭在“癌症”这一无法驱散的阴霾下显示出情理之中的矛盾：韦一航母亲在生活的重担与病情的担忧下濒临崩溃，恰巧在堵车中遭遇乞讨，她激动地对着车窗外前来讨钱的乞丐吼道“你的孩子生病了吗？有手有脚的你为什么不去赚钱养他”，却还是掏出了100块钱送给同为母亲的乞丐;韦一航知道自己给家里带来的经济负担，背着父母报名去试药，被父母发现后脱口而出的“不如去死”刺激了一直因为儿子病痛难过不已的父親;父亲一时失控动手打了儿子后又追到邻居店中，窘迫而仔细地嘱托儿子抗癌药的用法用量。《送你一朵小红花》凭借韦一航的成长弧光以及推动主角成长的情感力量来打动观众;尽管与马小远之间的爱情是影片的主旋律，但导演也关注到了韦一航身边那些虽然横亘着“代沟”却又割不断亲情纽带的家人，将与父母乃至亲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解作为爱情关系的辅助，将在癌症阴霾下坚持抗争的平凡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心态描绘得催人泪下。

二、现代生命伦理与疾病的隐喻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在触及“疾病”尤其是“癌症”的命题时，很多题材相似的电影或将重点放在病人抗癌的漫长、反复而顽强的过程上，更多电影则会让这一命题服务于人物情感线索。但《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疾病在从推动剧情的工具升级成关键要素的同时，淡化了疾病与治疗行为的痛苦本身，将故事聚焦于离群少年与疾病长期抗争中的精神变化，并通过多个面对癌症的患者及其亲友与家庭，着力呈现不同的人在面临癌症带来的困境时的现代生命伦理，而缺乏切身经验的普通观众很难通过对银幕上角色的认同设身处地地理解癌症给患者及家人带来的痛苦。韦一航在手术成功后仍然闷闷不乐，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癌症患者，没有爱别人的资格，父母的关爱与全家谈癌色变的氛围对他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病友会上也会以不合时宜的消极发言令全场气氛陷入尴尬……这一角色从不同程度呈现了现实中癌症患者所遭遇的长期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与他人脱节、社会认同差等问题。现代医学专注于以各种方式治愈疾病、令患者的身体重返正常或健康状态的基本命题，“治愈”“出院”在很多时候仅仅指向身体状态的正常。对于二级癌症患者而言，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有一定时间段的生存期便可在医学上称为“治愈”，但仍然要以长时间的坚持服药与种种严格的生活限制保证癌症不再复发[1]。而且，与癌症的斗争并不只是病理层面上的问题，它还涉及患者对自身、家庭与社会各方面的切身感受。《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以本性善良但从小孤独敏感、又正处于青春期的男主角视角放大了这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问题，甚至在对死亡影响到他人的恐惧下将对温暖的渴望转化为其反面：“我这个人，走路喜欢挨边走，坐公交车必须得缩在最后一排，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我怕我刚把我的真心掏出来，我就死了。”在影片中，和男主角患病与治疗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负面情绪被统称为“丧”。在影片的逻辑中，由“癌”而来的“丧”被标记为一种心理上的病态，它与韦一航的病情相呼应。韦一航在与乐观、“健康”的马小远恋爱后在早餐店突然发病，情绪由积极转为消极;情绪在马小远与家人的积极“治疗”下再次转好，即使马小远不幸病情复发去世，韦一航心痛而愤怒，但并未再表现出“丧”的情绪，而是到影片结尾处都依然保持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作为一组二律背反的因素推动剧情超前发展，直到稳定于韦一航以积极的心态接受了身体可能再次发病的事实，或言以“健康”的心态接受了暂时“健康”但长期来看依旧处于“疾病”状态的危险身体，并象征性地通过对平行时空的“幻视”或想象来克服眼下的困难。这也是在治疗癌症的困境中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如影片中韦一航在与病友一同喊口号时的内心独白：“我们真的不怕病魔吗，我们真的能战胜它吗？我心中充满疑惑，但我只能呐喊，为马小远，也为我自己。”

影片中并没有对这一贯穿故事发展的核心问题作出回答，而是以模棱两可的“只能呐喊”加以掩饰。事实上，“战胜病魔”一词暗含的是从患病到痊愈的单向线性过程，并不适用于癌症这样复发率高、难以痊愈的慢性疾病;手术成功并不代表“战胜病魔”，如何习惯与挥之不去、伴随终生的癌细胞共处，让生活在大包药品的维持下有质量地继续，才是癌症患者面对的最大难题。在现代科学认知与对疾病的知识增多之后，许多如癌症一般难以治愈、且致死率高的现代慢性疾病也成为笼罩在现代文明社会头顶的一片阴霾。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将这些疾病比喻为“生命的阴暗面”与“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指出疾病并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在每个人来到世上时便与之同在，“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得不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2]疾病和健康并行不悖，没有人能永远保证自己的健康，如同韦一航等癌症患者在接受手术后仍然经常检查、担心癌症卷土重来一般，现代疾病的常态化也使现代人在做人生规划时经常将生命长度和质量的不确定性纳入考虑。在亚健康状态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常态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与大大小小的慢性疾病纠缠在一起。近年来蔓延全球、成为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埃博拉病毒、美国流感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我们从“健康王国”进入“疾病王国”的担忧。尽管这些流行传染病的感染率要远远低于影片中主角所患的癌症，但在没有确切治愈方法的前提下，传染病带来的需要根据阻断病毒传播与预防感染调整未来生活与预期计划的心理压力，也许并不比使韦一航变“丧”的压力要小。

三、后疫情时代电影对心灵的撫慰功能与象征性救赎

在健康的观众凝视以“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它”等口号自我砥砺的患者时，很难真正做到设身处地地产生共情。其原因既有对口号与“心灵鸡汤”的本能抵触，也有对癌症基本状况的了解：癌症反复发作、无法根除的特性意味着彻底“战胜”的不可能，《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大量以“战斗”为隐喻的话语映射出将癌症看作侵入身体的外来势力的内在观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使人类身体组织不受控制地增殖的癌细胞恰恰来自人体内部，但人类对癌细胞的“战斗”目前还无法彻底取胜，只有相对稳定的阶段与无限的复发风险。这也是为何始终满面笑容的马小远也会在病情突然复发之后如同韦一航一般“丧”。相比之下，通过现代以来发现的诸种慢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威胁来理解癌症患者的经历，比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出发评价韦一航、马小远乃至更多电影或现实中癌症患者的心态是病态的“丧”还是所谓正常的“积极乐观”要切实得多。影片中，马小远通过微博联系了一名叫张鹤松的“大师”，在线下病友会上向听众宣扬“期待奇迹”的廉价情感共鸣时，韦一航尚未同一般病友建立情感联系，单纯为马小远来到活动现场，在张鹤松的点名下不屑地说了“你们不会真的信这些吧，这不就是一骗子吗”“说什么期待奇迹，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奇迹”“疼在咱们身上，根本没必要演给别人看，更没必要假装自己正常”等令在场者扫兴的“冷言冷语”。《送你一朵小红花》在表面上展现了病友群线下活动时大喊口号、相互鼓励“战胜病魔”等癌症病人面对疾病的“正常”或“应有”的态度，更难得的是也通过韦一航的视角揭示出癌症病人在接受自身疾病无法根本治愈这一事实之后，在此基础上以非“正常人”的身体勇敢追求“正常”生活的决心。

时至今日，韩延拍摄《滚蛋吧！肿瘤君》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出发点可能是通过对癌症病人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展现，号召社会关注癌症群体，鼓励遇到困难的普通人也积极面对生活。但在20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之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上映和传播却不期然地带有了以“抗癌”故事象征性地安抚“抗疫”后观众的功能。韦一航父母拍摄了假设韦一航不在以后的日常短片来告诉儿子“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要认真活好每一秒钟。我跟你爸如此，你和小远也如此”，从而在叙事层面上达成了病人与“正常人”的和解。作为一部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远去之后的“跨年档”与观众见面的大众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情绪导向必然是“正能量”的，因此开头“丧”气缠身的韦一航必然通过“正常”的马小远完成心理问题“治愈”的转变。在影片结尾，导演在制作人员字幕旁放送了2020年很多流行于网络的真实影像，内容包括在积水送餐的外卖小哥、在地铁上强忍疲惫坚持通勤的公司职员，还有在洪水里举着家当等待救援的人，并配上了“谨以此片献给积极生活的我们”的字幕，将治病抗癌与更广层面上的困难相结合，在与当下社会的共振中完成了生命与生活主题的升华。

结语

在癌症被污名化为一种社会表达的禁忌之时，韩延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电影突破了抗癌过程中对病痛本身的描绘，将癌症患者与其家庭如何面对疾病的威胁、如何在当下找寻生命的意义等主题深刻地描绘了出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但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要面临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后疫情时代，这样温情的影片不失为特殊时期抚慰观众的一味良药。

参考文献：

[1]涂炯.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15.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