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后期水军中的“戚法”运用情况

摘要：在万历朝鲜战争中，以“戚家军”为骨干的明军浙兵的作战表现给朝鲜王朝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以《纪效新书》为代表的戚继光兵法也被朝鲜学习吸收。朝鲜积极引进刊行并推广《纪效新书》，同时以此为基础编纂了自己的兵书，并将其广泛运用到本国水陆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训练中。其中在水军方面，朝鲜王朝吸收了“戚法”中关于军事训练方面的原则内容，但同时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在军队编成和武器装备技战术方面也保持了自身的军事特点。

关键词：朝鲜王朝后期水军;戚继光;纪效新书;军事训练

中图分类号：K31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2-0132-03

引言

万历二十年（1592年，农历壬辰年）在朝鲜半岛爆发的壬辰倭乱中，明神宗朱翊均派兵援朝抗倭，其中以戚继光兵法训练而成的南兵，特别是以“戚家军”为基础的浙兵在一系列攻坚作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收复“三京”之一的平壤城的作战中，明军参将骆尚志指挥的南兵率先登城。此战之后，朝鲜王朝君臣对浙兵推崇备至，并对这支精兵的缔造者及其兵法——戚继光和《纪效新书》高度肯定，继而将戚法投入到自身军队的建设中[1]。朝鲜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编纂了自己的新兵书并投入应用。本文尝试通过对朝鲜后期水军训练建设特点的探讨，来分析“戚法”在朝鲜水军中的运用情况。

一、《纪效新书》在朝鲜王朝的应用及发展

（一）《纪效新书》的整理刊行

在壬辰倭乱爆发后的第二年，明朝援军进入朝鲜半岛后，朝鲜王朝开始设法引进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并积极学习吸收。同时朝鲜也请求明朝南兵将领担任朝鲜军队的教官，请其依据亲身经验训练朝鲜官兵熟练掌握戚继光的军事作战守则和战术方法。壬辰倭乱结束后，在历经各种动荡后，《纪效新书》逐渐散佚。1664年（清康熙三年、朝鲜国王显宗五年），朝鲜兵曹判书金佐明将自己求得的不同版本《纪效新书》经过校勘整理后刊行[2]。此版本《纪效新书》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朝游击将军李承勋所刊刻的十四卷本的基础上增添了戚氏《练兵实纪》关于车营骑兵等内容的四篇，合为一书，即朝鲜增刊本《纪效新书》，此版本得到当时朝鲜王朝官方的大力推广[3]。

（二）朝鲜王朝后期以《纪效新书》为据编纂的其他兵书

在引进吸收《纪效新书》的同时，朝鲜王朝也在此书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编纂了新兵书，影响最大的是在18世纪朝鲜国王正祖李祘执政时期组织编纂而成的《兵学指南》和《兵学通》，从而使朝鲜在18世纪形成了一套融合“戚法”和本土化特点的完整的新式军事训练指挥体系[4]。在这当中，《兵学指南》一书是朝鲜依据自身需求对《纪效新书》主要内容的精简摘编和归纳总结后制成的军事条令，最初由在朝鲜王朝首都汉城设立的新式军事机构“训炼都监”用来指导训练禁卫军，后来在用于指导其他部分军队训练的实践中，各地方部队和不同编制单位之间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差异;而《兵学通》则是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对军事训练准则重新进行了汇编整理，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化军事训练规范[5]。

二、戚继光兵法在朝鲜水军中的运用

（一）“戚法”与朝鲜水军的编制

《纪效新书·〈舟师篇〉》中记载了每个水军基地（水寨）舰队的编制。每艘战船由名为“捕盗”的军官指挥，最小的作战单位是“哨”，哨官统领五到十艘战船;两哨为一“司”，由“分总”指挥;二到三司、最多为五司（左中右三司加前后两司）为一部，由“主将”（一般由“把总”充当）指挥，主将直属战船编制为中中司;前后左右中五司和中中司六个作战单元有不同颜色的信号标识，从而构成一支舰队的基本编制[6]241-242。在18世纪的朝鲜水军实际编制中，作战单元的整体框架和信号标识采用了《纪效新书·〈舟师篇〉》记载的内容，但是在具体编制构成上存在一些差异。朝鲜水军对应“部”一级编制的是“营”（同时也是《纪效新书·〈束伍篇〉》中陆军官制），营以下为五司，每司由“把总”指挥，每司由五哨组成[7]28。除了采用《纪效新书》中的内容，这一编制还融合了朝鲜水军旧有的编制特點。例如“营”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朝鲜王朝之前的在地方各道设立的水军节度使营体制，“营”以上还有朝鲜水军统辖多个道水军基地的战区级军事编制“水军统制使营”，如“三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水军统制使”[8]。按照19世纪朝鲜王朝全罗道水师节度使营编纂的水军档案《湖左水营志》记载，按照《纪效新书》的水师编制框架，在最小的作战单位“哨”中，朝鲜水军一般编有一艘主力舰（板屋船或龟船），一艘护卫舰（兵船）以及数艘辅助船;由于朝鲜舰船以浆动力为主，故主力舰上人员编制较多，其中桨手等负责船只动力和保障的后勤非战斗人员所占比重较高[7]36-38。而与之对比，《纪效新书》中记载的明代水军中的主力舰中人员编制较少，且战斗人员比重大，舰上装备的轻重火器数量和种类多，冷热兵器搭配使用[6]242-245。

（二）“戚法”与朝鲜水军的战斗训练

在水军的训练管理层面，《纪效新书·〈舟师篇〉》中的“舟师号令”部分记载了水军日常管理的规范，包含各级编制单位及官兵之间的指挥隶属关系，舰队内务管理;“水操解”则记载了实战训练演习中的战斗操作流程;“发舡号令”记载了舰队离港出航的程序;“行泊号令”记载了军港警戒卫戍和舰队战时驻泊的注意事项;“夜行号令”记载了舰队夜间行进驻泊要则;“水战号令“主要内容是战时军纪整饬[6]286-298。

在《兵学指南》和《兵学通》中的水师部分，朝鲜方面学习了《纪效新书》中关于水军日常训练管理和作战指挥方面的大部分基本原则[8]。朝鲜水军在训练法中将《纪效新书》中的内容进行了简化和摘要归纳，制成了条令，运用到各地方水军的日常训练中，如18世纪朝鲜全罗道水师节度使营所运用的《战阵图帖》和《水操笏》[9]。18世纪的朝鲜水军在日常作战训练流程中的侦察、接敌交战等步骤中融入了《纪效新书》的内容，而《纪效新书》中关于水军管理中日常军法奖惩和战时军纪整饬方面的详细内容，朝鲜水军方面则吸收不多。由于朝鲜王朝自身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防建设水平，其水军的规模和装备水平相较“大而全”的明代水军而言，属于“小而精”的类型。因此，后期朝鲜水军的训练法中仍继承保留了壬辰倭乱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海战技战术特点，即强调发挥舰队战斗序列少量核心主力舰（龟船和板屋船等大型战船）的中心箭头作用，突出这些主力舰的战斗力优势，并围绕这一中心发挥舰队整体战斗力[9]。

（三）“戚法”中的武器装备技战术内容及朝鲜水军的实力状况

除了水军编制管理，指挥训练体系等内容外，在武器装备技战术层面，《纪效新书·〈舟师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舰队中不同规格的战船所应该装备的冷热兵器的具体技术特点，以及如何进行这些武器装备的操作运用训练。例如，最大型的主力舰应该装备各种不同规格的轻重火器，其中重型的无敌神飞炮应配备六门，次一级的佛郎机炮应配备七十二门，再下一级的百子铳（霰弹火器）应配备六部，最后是鸟铳应配备二十门，每种火器所应配备的弹药规格和数量及技术特点和操作方法也有详细规定;此外还记载了属于喷射类火器的喷筒、火药助推的神机箭以及各种刀剑、长枪、钩镰刀、铁镖、盾牌、弓箭等各种水上近距离作战时使用的冷兵器所应配备的数量和规格及其技术特点和使用方法[6]。当时明朝水军中的最大型的主力舰为福船，体型庞大、吃水深达一丈二尺，船体共分为上下四层，由下至上分别用于装载压舱物、官兵居住、航行操作和海上作战使用，明代嘉靖年间军事家郑若曾所编纂的海防军事书籍《筹海图编》中描述当时水军主力舰福船的特点为“高大如楼，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诚海战之利器也”;戚继光也肯定了福船适宜在大洋中争夺制海权的作战[10]。

而在朝鲜王朝后期，其水军的总体装备态势状况是不同于明代水军的。在18世纪，由于朝鲜半岛地形山地丘陵多、平原少，加上人工疏浚能力不足，沿海地区缺乏可利用的深水良港，不适宜停泊大量吃水深的大型主力舰，因而当时的朝鲜水军舰队开始调整缩减大部分作战舰船的船体尺寸规格[11]。在朝鲜王朝国王英祖李昑执政时期，朝鲜水军更是依据中国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的记载，仿制了发源于中国唐代的中小型快速战船——海鹘船[12]。此外，由于国家的总体实力所限制，朝鲜王朝水军舰队的总体规模较小，其中核心主力艦（龟船和板屋船等大型战船）的数量较少，中小型战船（兵船和海鹘船）和辅助船只所占比例较高[11]。

因此，当时朝鲜王朝水军由于主客观的缘故，在其编纂的本土兵书《兵学指南》和《兵学通》中关于水军的部分并没有对《纪效新书》中所提到的有关武器装备技术战术特点和实战操作内容部分予以广泛明确吸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朝鲜王朝水军自身的总体装备水平和明朝水军并不处于同一等级，适合于明军的武器装备和技战术很可能无法应用于朝鲜水军。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壬辰倭乱时期的海战中，朝鲜王朝水师将领李舜臣在海战中的胜利使其在整个国家中获得了崇高威望，他总结的一些作战经验和战术成为了后世推崇的军事遗产，因而后期的朝鲜水军也依旧继承反映了这些军事作战特点。因而在朝鲜王朝水军实际采用的军事训练法，如《水操笏》中并没有体现出《纪效新书》的武器装备技术内容[13]。

结语

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总结归纳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涵盖军队组织建设、训练指挥作战要则，武器装备技战术要点等多方面的指导方案。其核心要素在于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强调灵活性。相较于朝鲜王朝在陆地军事力量的建设中对《纪效新书》中有关军事指挥训练和武器装备技战术等内容的广泛吸收和应用（主要体现在新式军事训练指导机构“训炼都监”的建成和由“射手、杀手、炮手”构成的“三手兵”的创立）[14]，朝鲜王朝水军主要吸收应用的则是《纪效新书》中有关水军日常指挥管理和作战训练的基本原则，即所谓的“水操程式”部分。而在舰队具体人员和船只的编制配备和水军武器装备技战术的运用上，朝鲜水军则是在采用《纪效新书》的框架基础上，融合进了一些自身固有的军事作战管理体系和技战术的特点。

在引进学习戚氏兵法的过程中，朝鲜水军主要是将《纪效新书》中的具体内容进行精简摘编和总结归纳，提炼成条令式的指导性原则来优化改良其自身军事指挥及训练的操作流程，使之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其目的和重点在于“束伍”，即规范自身军队指挥体系。而在水军建设管理及武器装备的技战术运用等其他方面，朝鲜水军仍旧保持了一些自身的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在吸收外来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力求结合自身实际来发展军事力量的主观意图和对以往军事遗产的继承考虑;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其自身国家总体军事建设水平和能力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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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徐荣辅，沈象奎.万机要览：军政编四舟师[DB/OL].[2021-03-05].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GO_1367A_0100_030_0010_2010_002_XML.

[12] 金尚喆.国朝宝鉴卷六十二[M].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所藏古籍，1782：4.

[13] 国王正祖.兵学指南：卷五[M].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古籍，1787：15.

[14] 徐荣辅，沈象奎.万机要览：军政编二训炼都监[DB/OL].[2021-03-05].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GO_1367A_0080_040_0010_2010_002_XML.

作者简介：张子昂（1992—），男，汉族，河北邢台人，韩国全州大学史学科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朝鲜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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