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之创伤书写

雍晓燕

摘 要：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在《追风筝的人》中向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富汗不为人知的充满创伤的另一面，审视了战争摧残下的阿富汗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借助相关创伤理论分析作品中人物经历的心理和文化创伤，进一步探究平复创伤的两种方式，希望能引发人们对于创伤的关注和创伤疗愈的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追风筝的人》 创伤理论 疗愈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最引人关注的一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阿米尔背叛友情继而自我救赎的故事，作者细致描述了二十世纪处于战争和动荡下的阿富汗人民经历的温情与苦难，诠释了宗教、文化、种族和战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内容感人至深。此文以相关创伤理论为出发点，就小说中相关人物遭受的创伤的体现及疗愈的方式展开探讨。

一、创伤理论

“创伤”（trauma）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意为“身体上的伤口”。“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的提出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南战争后，相关学者对越战退伍的士兵做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很多参战老兵身体上的伤虽已愈合，心理上的伤痛却久久无法疗愈。此后“创伤”逐渐用来指代精神上遭受的创伤，这是一种看不见却又真切存在的伤痛。在《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叙述和历史》一书中，文学创伤理论之母Cathy Caruth率先定义了“创伤理论”，认为创伤是“突然或灾難性事件的压倒性经历，对事件的反应通常是滞后的、不受控制的并反复出现的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1）（11-12）。目前，创伤理论已经扩展到很多学科，诸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文学创伤理论的理论基调是创伤的无法言说论，认为受创者可能遗忘或无法确切地描述创伤，这一理论一直作为文学创伤研究的起点而被广泛接受。哈特曼通过提出“梭子之声”这一经典隐喻力证创伤不可言说论的合理性;卡鲁思在《不被宣称的经历》一书中直接指明创伤是一种压倒性突发事件，是受创者当时的心理无法处理的。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文学创伤理论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已有近三十年，这段时期文学创伤理论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首先，创伤理论已经实现了从病因学研究到文学情感的转化。其次，文学创伤理论研究的主题由之前的战争文学向日常生活创伤文学过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与文学批评接受了由杰弗里·哈特曼等创伤理论家提出的新的创伤文学理念，文化创伤理论日益被当作一种文学实践的理论性框架来运用。再者，文学创伤理论研究从美国向国际型发展。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主编的《文学与创伤研究杂志》正式标志着文学创伤研究向国际化迈进。目前，随着不同研究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伤理论实现了多样化，主要体现为以莱斯和茨维特科维奇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创立了新的创伤研究模式，挑战了经典模式以普遍性特征与效果定义创伤的统治原则。此外，许多运用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理论的最新创伤批评重构了我们对文学中的创伤功能的理解（2）（206-207）。基于以上创伤理论，本文将着力于探讨作品《追风筝的人》中相关人物所遭创伤的不同体现，并探析疗愈创伤的途径。

二、创伤体现

（一）家庭创伤

小说的主人公阿米尔是阿富汗喀布尔的一位富家少爷，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巨贾，也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然而，阿米尔的童年却充斥心理阴影和伤痛。阿米尔的母亲在生产时难产去世，阿米尔从一出生就缺乏母爱，更加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和呵护。然而父亲对他的态度却是冷漠疏离的，这一点在小说中的前几章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当“我”想要坐在父亲身边听他和朋友们高谈阔论的时候，父亲总是将“我”拒之门外;照片里抱着“我”拍照时的表情疲倦而严厉，没有对儿子的温情;当“我”完成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想要急于跟父亲分享的时候，他却表示不感兴趣;父亲对“我”不满冷漠，却对仆人阿里的儿子哈桑关爱有加，不但每年都记得哈桑的生日，甚至专门请来医生修复哈桑的兔唇，面对这些，“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像哈桑那样患有类似的残疾求得父亲的怜爱……可见，阿米尔的父亲在情感上对儿子是冷漠忽视的，用阿米尔的话来说，不止一次，父亲只用几个字就可以刺痛他，这一点让他稚嫩的心饱受煎熬。虽饱受冷落，但阿米尔的“伤”却无从言说，他没有办法准确地将这种心理上的伤痛描述出来，转而将之转变为对哈桑的疯狂妒忌和对其他父亲关爱的恤孤院孩子的仇视诅咒，无疑给文中的悲剧埋下伏笔。

（二）直击伤害事件

卡鲁思认为，遭受创伤的人应该经历了灾难性的压倒性事件，并且受创者对于事件的反应存在滞后的反复出现的幻觉，这一点在《追风筝的人》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男性的传统活动，也成为他们展示智慧和实力的生活方式。风筝线会涂上一层混有玻璃细碎的树脂胶水，风干之后就会变成锋利的武器，最终用自己的风筝线割断别人的，让自己的风筝最终留在天上的就是赢家，被割断的风筝就是他的战利品。在哈桑的协助下，最终，阿米尔成功割断了最后一个对手——那只蓝色的风筝，作为追风筝的高手，哈桑负责去追回风筝。谁知返回的途中哈桑遇到恶少阿塞夫，尽管面对极端的威胁恐吓，哈桑始终不愿将代表着主人荣誉的风筝交予对方，结果惨遭阿塞夫残忍强暴。这一切都被躲在一边的阿米尔看在了眼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情同手足的哈桑被人伤害却始终未施以援手，成了他后来一直无法摆脱的梦魇。阿米尔的这一行为有着诸多原因。首先，阿米尔性格较为懦弱胆怯，这也是他父亲对他冷漠的最大原因，他不敢为哈桑挺身而出，因为他害怕受到伤害;其次，他太渴望那只能帮他赢回父亲赞赏的风筝，这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最佳时机;最后是深植于阿米尔内心的种族观念。在潜意识里，他是高高在上的普什图人，哈桑是卑微低贱的哈扎拉人，他已经见惯了周围普什图人对于哈扎拉人的欺压与迫害，基于这一点，他也许觉得哈桑为了捍卫主人荣誉作出牺牲不是多么严重的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阿米尔背叛了友情，自己背负了沉重的枷锁。这一灾难性事件对于阿米尔内心的刺激十分强烈，但他没有对任何人吐露心声，导致这一外部刺激未经过意识的充分理解和消化就被埋藏在潜意识里，最终形成了创伤记忆。严格来说，创伤记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忆，体现为支离破碎的画面和感觉。“创伤记忆是一种孤独的行为，常常是无意义的重复，没有社会交往的功能。这种特点决定了它难以用言语表达，是一种介于说与未说之间的无法言说之痛”（3）（168）。小说中，阿米尔虽未吐露实情，但那些碎片化的片段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作品一开头便以第一人称描述：“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在过去2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巷子。”（4）（1）《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认为“侵入”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侵入”，是指创伤性事件像侵入性的外力那样，通过关于该事件的记忆或梦境，重复地、不受控制地骚扰着患者（5）（271）。根据以上标准，阿米尔显然饱受创伤记忆的折磨，是实实在在的受创者。

（三）文化创伤

《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追风筝的人》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对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作者用温暖的笔触将阿富汗的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无疑是普什图人对于哈扎拉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哈扎拉群体遭受的文化创伤令人窒息。普什图和哈扎拉是阿富汗的两大种族，长相方面前者胡须浓密，高个子挺鼻梁，是阿富汗的土著名族;后者少胡须，个头矮小塌鼻梁，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西征版图扩大后留在阿富汗的混血后裔，是蒙古入侵阿富汗的证据，因此遭到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敌视。此外，二者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尽管信仰的都是伊斯兰教，但派别不同。普什图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哈扎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因此出现了前者迫害后者的现象。可以说，这种歧视和迫害的行为贯穿了整部小说。小说的一开始就交代了哈桑父亲阿里的身世，他的父母被一对普什图兄弟在抽了大麻喝了酒之后开车撞死，代价只是到坎大哈充军一年，这在当时看来居然是最严厉的判决，最终这对肇事者家里动用了手段让这俩兄弟连服役都免了，哈扎拉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根本一文不值。失去父母的阿里从小腿患残疾，一直遭到周围人乃至小孩子的嘲弄，他们当面称呼阿里是“塌鼻子吃人的巴巴鲁”，毫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和父亲阿里一样，哈桑的一生也是悲剧。刚出生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母亲不检点，哈桑还受到了外人的侮辱嘲弄。虽与小主人阿米尔从小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但在受到普什图恶少欺负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阿米尔的援助，后来甚至因为阿米尔的故意陷害而被迫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最后，哈桑因为拒绝将阿米尔家的老宅让给塔利班而被残忍射杀。失去父母后，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惨遭当时已是塔利班成员的阿塞夫蹂躏，遭受心理生理的双重伤害。可见，哈桑一家四代人的悲惨遭遇让人痛心无比，造成他们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哈扎拉身份，他们一家的遭遇其实是当时整个哈扎拉群体的遭遇。阿米尔也在母亲留下的书籍中惊讶地发现他的普什图族人曾经疯狂地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以罄竹难书的罪行镇压了他们”（4）（9）。二十世纪末，塔利班执政后，开始了对哈扎拉人的疯狂迫害和杀戮，小说中对塔利班攻陷马扎后屠杀哈扎拉人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4）（267）此外，塔利班还炸毁了象征着哈扎拉文化的巴米扬大佛。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末，骇人听闻已不足以描述这一种族迫害行为，种族歧视和迫害给哈扎拉人带来的文化创伤无法估量。

三、创伤的修复

赫曼指出了创伤修复的一个重要方式：受创者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现实世界，直面内心的恐惧，与自我讲和，并建立起新的自我及对他人的信任，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重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6）（155）。阿米尔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实现了创伤的自我疗愈。创伤事件发生后，阿米尔首先采取了躲避的方式，认为只要不看到哈桑就会渐渐忘了那一幕，最终发现是徒劳。这其实是阿米尔内心直面创伤的一种应激反应，因为“创伤是一种不被体验到的经历，它抗拒或逃避意识”（7）（52）。然而等阿米尔到了美国后，他积极融入了周围群体中，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高中毕业那一天，父亲明确表示以他为傲，这让阿米尔深深感到了久违的父爱，心里的冰山开始渐渐融化。后来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同样来自阿富汗的索拉娜组建了家庭，阿米尔逐渐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关爱，心理创伤进一步愈合。接到故友拉辛汗的电话，在得知了哈桑的遭遇和真实身世后，他决定勇敢地直面现实，只身前往虎穴不惜豁出性命营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并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将索拉博带回了美国。这是一个阿米尔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通过直面内心的恐惧，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实现内心创伤的疗愈。相较于阿米尔，哈扎拉人遭受的创伤更难修复。种族歧视带给了他们毁灭性的心理和文化创伤，对他们进行创伤疗愈的最佳方式是对其身份的认同和重建。作为小说中哈扎拉人的代表人物，哈桑和儿子索拉博都因为哈扎拉身份而备受侮辱压迫，但他们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哈桑性格顺从忠诚，对于外界的不公待遇一直逆来顺受，从未加以抗争，犹如一只乖顺的羊羔，或许在他看来，身为哈扎拉人就要接受这样的命运。他尽管聪明且求知欲强却没有机会上学;尽管一直得到阿米尔父亲的疼爱关照，却一直恭敬地以“老爷”相称;尽管遭到阿塞夫的残忍侮辱，却只能在聚会上以仆人身份毕恭毕敬为其倒酒;尽管遭到阿米尔背叛和恶意的诬陷，却只能咽下所有委屈不曾为自己辩解开脱……究其原因，尽管普什图人歧视压迫哈扎拉人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但哈桑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是导致悲剧人生的重要原因。他的儿子索拉博不一样，虽然同样身世可怜，同样遭受了阿塞夫的侮辱，但是成功实现了身份的重建，最终拥有了与其父哈桑完全不一样的结局。索拉博被阿米尔救出后，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便一心想着跟阿米尔去美国开始全新的生活。领养手续遇到麻烦后，他宁可自杀也绝不回恤孤院重复以往的悲惨生活。同时，他也得到了阿米尔一家的认可和关爱。当阿米尔岳父表示带回一个哈扎拉孩子会不会有损名誉时，阿米尔坚定地告诉他索拉博是他的侄子。索拉博不仅是一个哈扎拉孩子，更是他们的亲人，这一点对于索拉博心理创伤的疗愈至关重要。正是索拉博身份的成功重建使得他最终走出阴霾，重新拥抱美好的明天。

四、结语

《追风筝的人》一经面世便得到了全球读者的追捧，作者以细腻朴实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阿富汗文化，对于作品中人物所遭创伤的描写打动了千千万万人。本文从基本的创伤理论出发，分析了作品中相关人物经历的不同创伤，进一步探讨了治愈创伤的相关方式。在人生前行的过程中，我们会在这些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找到一定的共鸣之处。当我们面对内心的创伤痛苦彷徨时，让我们打破沉默，直面现实，勇敢地找到疗愈的方式，最终实现阿米尔般的胜利，坦荡骄傲地喊出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

参考文献：

[1]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6.

[2]趙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19（2）.

[3]谷音.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阿根廷“肮脏战争”小说[J].外国文学，2020（2）.

[4]卡德勒·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M]. Arl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6]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7]Caruth， Cathy and Geoffrey Hartman.An Interview with Geoffrey Hartman[J]. Studies in Romanticism.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