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元
一百年前,30岁的晏阳初从美国回到中国,开始平民教育工作,号召“除文盲、做新民”。随着平民教育实践的深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可概况为“愚、贫、弱、私”四大病,并对症下药提出了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的解决方案,还提出了“化农民”与“农民化”的观点。时至今日,中国乡村是否还存在着晏阳初先生所认为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显然,经验和认知不同,人们的回答肯定也不一样。不过,今日之乡村问题,也很难用“愚、贫、弱、私”这样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以及用“四大教育”来破解了。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5.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我国的整体教育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教育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全新姿态。
但是,当我们把乡村教育放到整个乡村社会甚至是百年以来的现代化浪潮中来审视与反思的时候,不难发现:乡村教育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似乎失去了重塑乡村社会精神内核的统领力,也在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力量的制度化教育体系中脱离了赖以生存的乡村文化土壤。以至于,我们在使用乡村教育这一概念时,大多意指乡村的学校教育;我们在探讨乡村教育时,大多围绕校舍、师资抑或集中办学、撤点并校、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等问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