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伟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经历了从权力精英支配向互动创设的制度变迁,专家参与也从开展个别咨询转向支持智库建设和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1]。档案政策制定也遵循了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一般程序,能够广泛征求档案学界和业界的政策建议,从而将档案理论研究成果和档案工作经验转化为档案政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档案政策的理论性和实用性色彩。与此同时,档案政策制定过程(确立政策目标、制定政策方案、进行政策选择、实现政策合法化等),也是国家发展意图与档案工作实践相衔接、档案行政管理需要与社会利益诉求相协调的过程,体现了某一特定时期档案事业的内外部环境和主要发展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档案政策内容及其表述方式的变化加以分析,有助于从政策语境的视角探究档案事业的演进过程与发展趋向。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几年国家档案主管部门提出的档案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也是档案政策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的重要内容。对《“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2](下文简称“《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中关于档案治理的政策内容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档案主管部门对档案治理这一新事物的认识过程,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新阶段档案事业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