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种植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3073个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

张 斌，孔欣悦，但 雅

(1.新疆财经大学，乌鲁木齐 830013；2.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一、引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业的种植结构经历了明显的非粮化过程，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虽然有助于乡村振兴，但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2000-2014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从2000年的69.4%下降到2003年的65.2%后略有回升(1)裴源生，李旭东,杨明智:《21世纪以来我国灌溉面积构成及农业种植结构变化趋势》，《灌溉排水学报》，2018年第4期。。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耕地保有量逐年下降。目前，学者们从农地产权稳定性(2)罗必良, 仇童伟：《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粮化”抑或“趋粮化”》，《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农地流转(3)钱龙等：《农地流转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8期。、外出务工(4)钟甫宁,陆五一,徐志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粮食生产吗?——对农户要素替代与种植结构调整行为及约束条件的解析》，《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7期。转向了人力资本来讨论种植结构。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耕地数量(18亿亩红线)和土地过度集中等问题，而很少关注种植结构及农业人力资本等问题。非粮化会危及粮食安全，平衡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加凸显。

二、研究假说

(一)专业培训与趋粮化

为扩大粮食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第二十四条指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生产经营型，主要包括家庭农场、承包大户、合作社带头人；社会化服务型，主要包括农资经营服务员、农产品经纪人，农业技术员、农机手等；专业技能型，主要指农业企业技术员工(5)夏金星：《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第21期。。由于中国农业技术水平低，农户及农场主的技术培训需求较大，而培训能提高粮食种植意愿和产量。职业农民中的大部分随着年龄增长、经验技术的成熟逐步会向第一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转变。经过专业的种粮技术培训和实践，借助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推动趋粮化，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虽然粮食价格相对较低，但通过土地流转，大型农场能通过规模效应提高粮食产量，因此，提出假说1——

假说1a：培训和粮食生产的从业经验将促进趋粮化。

假说1b：农场规模和机械化将促进趋粮化。

(二)受教育程度与非粮化

农户的市场意识、自身素质、家庭等因素会影响农业种植结构(6)田文勇等:《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省的实证》，《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年第4期.。对农户来说，进行种植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可能对收入有较大影响，但如果调整得当，农户的收入会有明显的增长。在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农户的教育水平将起重要作用。

首先，调整种植结构将产生一定的风险，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户信心更高(7)陈品,陆建飞:《农民对种植结构调整的认知和心态分析及政策启示：基于江苏淮北4县476位农民的调查》，《江苏农业科学》，第2014年第9期。。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收内外界多样化信息的能力和市场经济意识越强，更容易掌握改种其他作物的技术(8)崔宁波,张正岩：《临储政策取消下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与收入效应：基于黑龙江省镰刀弯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商业研究》，2017年第11期。，成功率会更高。在粮食收购价相对较低和种粮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调整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种植其他作物，非粮化倾向会更明显。粮食种植比例较低的农户，在粮食价格较低及成本较高的背景下，不会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在种植初期会选择收益较高的农作物③，他们不会转向种植粮食作物。

其次，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其选择外出择业或者从事种植业以外的相关产业(9)薛庆根,王全忠,朱晓莉：《劳动力外出、收入增长与种植业结构调整：基于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减少粮食种植人口，导致土地抛荒。拥有农地的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素质和能力越强，从事非农生产的机会和收入越高，将农地流转出去的可能性越高(10)殷涛,蔡蒙蒙：《国内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综述》，《管理观察》,2016年第14期。。即使受高房价影响，选择回归故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可能性越大(11)杨忍：《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18年第11期。。由此可见，受教育年限越高，农户们种粮的积极性越会下降，产生非粮化倾向。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说2a。

假说2a：农业经营主体的受教育年限越高，非粮化倾向越明显。

水果、蔬菜、畜禽等非粮产业，需要具备育种、防虫、防疫等技术，只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通过干中学等方法才能掌握，而政府或市场提供的通用或一般技术，只能应付粮食种植。根据农业部《2015年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监测》数据测算，小、中和大型农场的年总平均利润分别为23.02、28.07、52.40万元，亩均利润分别为0.27、0.14、0.046万元，同时小型和中型农场的畜禽水产品收入比例远高于大型农场。(12)小、中和大型农场的规模分别为200亩及以下、200-600亩、600亩及以上，以下简称该数据为调查数据。相对粮食种植，非粮产业效益更高，大棚等集约化模式占用土地较少，更适用于小型农场。所以，中国新型农业主体(农场)的人力资本与农场规模、技术是基本匹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经营高效的小型农场，通过一般培训掌握种粮技术的普通人力资本从事规模农场，以规模提高总利润(纯收入)。根据调查数据，在粮食价格下跌的情况下(2015年)，选择减少粮食种植规模的农场仅占35.11%，而51.72%的中型农场想通过扩大规模提高总收入。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说2b——

假说2b：教育程度较高的新型农业主体倾向从事高效益的非粮农业，加剧了非粮化。

(三)品牌与非粮化

中国农场主的品牌意识淡薄，政府有关部门的宣传工作不到位(13)张姗：《宁夏家庭农场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农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大多数农场主不了解注册商标的作用以及注册商标的程序，生产的农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便品质优良，因消费者可能无法追溯原产地，不利于形成忠实的顾客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有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当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改种技能越多时，在粮食作物相对收益偏低的情况下可以改种其他作物以增加收入。因此，受教育年限越高时，通过改种其他作物能够增加收益。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说3——

假说3：受教育年限较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品牌经营来获得更高回报，加剧了非粮化。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模型

农业部《2015年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监测》的调查数据提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详细信息。2016年年初，全国共有3073个家庭农场填报问卷，形成有效问卷2903份，问卷有效率为94.5%。基于这些有效问卷和前文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并探讨粮食安全问题。

Yi=β1+ΣβkXki+ΣβhZhi+εi

(1)

其中：Yi为第i个农场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全部耕种土地的比率，比率越大趋粮化越明显，Xki是第k个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培训和从业经验，Zhi是第h个控制变量，εi为随机项；β1为常数项，βk,βh为待估计参数。

(二)变量选择

解释变量(X)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受教育年限、是否接受培训和具有从业经验。农场主的受教育年限设定为：没上过小学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职高)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19年；接受培训为1，否则为0；有农业从业经历为1，否则为0；农场主有相关农业从业经历，从业经验为1，否则为0。

被解释变量(Y)是种植结构趋粮化，借鉴罗必良(14)罗必良, 仇童伟：《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粮化”抑或“趋粮化”》，《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在研究种植结构时选用的被解释变量即粮食播种面积占家庭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例来衡量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程度。

控制变量(Z)。借鉴钱龙等的研究(15)钱龙等：《农地流转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8第8期。，引入家庭农场特征和家庭农场经营特征等多个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1)农场规模，以经营土地面积度量；(2)是否示范农场、产品是否获得过“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复种指数、农场自有农机具数量、耕地地形等变量；(3)技术水平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来度量。(4)农场经营情况采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农机对外作业收入、农机作业成本、劳动力成本来度量。

(三)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在调查数据样本中，黑龙江省样本最多，占比16.09%；广东样本最少，占比为0.68%；平均每个省级单位的样本数为39个。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1。根据表1所示，新型农业主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7年，相比普通农户，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其中，初中学历占比为46.36%。有过农业从业经历的比例为14%，由于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职高占比为30.54%。83%的农场主参加过培训，其中主要的培训为育种和栽培技术，参加的比例为68.26%，其余分别为土肥培育技术(61.59%)、疫病防治技术(42.26%)、农机驾驶操作技术(28.14%)。培训的内容基本是粮食技术培训，较高的技术如农产品加工技术(13.6%)和“三品一标”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22.6%)等较低，有待于加强。

表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农场粮食作物占全年播种面积的比重平均为78.26%，趋粮化程度远高于普通农户的68%(16)裴源生，李旭东,杨明智：《21世纪以来我国灌溉面积构成及农业种植结构变化趋势》，《灌溉排水学报》，2018年第4期。。其中，小、中和大型农场的趋粮化程度分别为64.59%、78.26%和87.17%，这说明农场规模越大粮食安全越有保障。农场的平均经营土地面积为411.12亩，主体为中型家庭农场；标准差为479.36亩，说明中国家庭农场的规模差距很大，很多农场的规模过小，而规模小的农场趋粮化程度低，不利于粮食安全。固定资产总额平均为65.45万元，标准差为115.98万元，差异很大。农场的固定资产规模较小，资产包括农机、烘干设备、仓库、晒场等众多各类资产，个别农场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可能的原因是农场主投资的意愿不强。县级示范农场的比例为40%，说明大部分农场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

“三品一标”认证的比例为14%，由于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等高品质农产品的技术、市场推广等难度较高，获得认证的农场比例偏低。这类产品价格更高，能够显著增加收入，是很多地区农民致富的主要方式，如寿光和台湾地区等，发展这类产业是振兴乡村的主要途径。根据调查数据，小、中和大型农场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比例分别为18.44%、14.46%、17.76% 。很明显，小、中和大型农场的发展策略不同，小型农场更偏好高效农业，大型农场倾向规模化农业。相关系数检验表明种植结构与教育、培训在统计上显著正相关，然而这只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并没有控制其他影响的因素，后文将做更严格的实证检验(17)为节省篇幅，变量的相关系数表及显著性检验省略。。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一)基准回归

根据表2的模型1，受教育年限、接受培训和种植结构趋粮化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是否有农业从业经历与趋粮化无显著关系。由于多数农场主参加了种粮培训，培训提高了农场主的技能和信心，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提高了趋粮化程度(18)根据调查数据，参加种粮培训的比率为84.3%，非粮培训为49.9%，其中约30%的新型农业主体参加了两种培训。。由于样本农场主的农业经历主要来自小农式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小，技术和机械化程度低，其经验和技术对现代农场不具有指导性，农业从业经历无助于趋粮化。根据模型1，接受培训的新型农业主体，粮食种植比率提高4.82%，培训有力地促进了趋粮化，所以针对粮食生产的培训能够有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假说1a成立。农场规模、自有农机数量与粮食种植比例显著正相关，农场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趋粮化越明显。规模化农场能够实现以规模保收入，假说1b成立。

表2 基准回归

根据模型1，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粮食种植比例显著减少1.20%。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家庭农场主，知识、技能和信息的接收与学习能力更强，调整种植结构的成功率较高。由于粮食作物成本高、价格低，为规避风险农场主普遍不愿意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在其他作物高收入的诱惑下，有能力的人自然倾向于将自己的一部分粮食作物改种其他作物。根据调查数据，大专以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农场主，掌握育种栽培技术的比例高达86.24%，适合知识型创新，开拓新的种植产业。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外出务工并流转农地的意愿越强，而农地流转存在明显的非粮化倾向，趋粮化程度因此下降。所以假说2a不但获得证据支持，也符合逻辑。

其他控制变量劳动力成本、秸秆还田技术、固定资产和所有农机对外收入对趋粮化种植结构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机作业成本、示范农场、复种指数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秸秆还田技术、固定资产和农机对外收入都是规模化农业的基础，这些技术和投资有利于扩大粮食种植规模，能够显著推动趋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机械替代劳动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途径，劳动力成本与技术等变量的效果类似，都与趋粮化正相关，示范农场和复种指数，是精细化小规模农场的特征，这类农场相对更擅长非粮产业。

为进一步理解人力资本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将样本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农场分别估计模型(1)，结果见表2的模型2、3和4，受教育年限和培训变量仍然显著，参数符号不变。根据模型3，小规模农场教育的估计系数(绝对值)要明显大于中型和大型农场，分别为2.8和2.7倍。由于小型农场更偏好非粮化(19)在培训的机制选择部分，概率选择模型表明小型农场选择非粮培训的概率更高，更倾向于非粮化。，说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更倾向于通过学习技术，从事效率或收益更高的非粮产业。所以，实证结果支持假说2b。

(二)内生性检验

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和IV估计，结果见表3的模型5和模型6。可以看出，使用工具变量纠正了内生性问题之后，受教育年限、培训仍与种植结构趋粮化在统计上显著相关，参数估计值更大，种植结构对受教育年限和培训更敏感。工具变量为是否有其他从业经历以及农场自由劳动人员个数。农场主的其他从业经历与农场主的观念和知识有关，农场自由劳动人员个数主要指家庭农场可以自主支配的劳动力，通常是家庭成员。如果农场主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其家庭成员劳动效率也高，那么劳动的安排和选择会更自由，教育年限可能与之相关。这两个变量都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DWH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符合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等条件。在解释变量的内生性DWH检验中，P值小于0.01，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解释变量内生；在过度识别Hansen检验中P值为0.3057,不能拒绝原假设，可知过度识别检验有效；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F值大于10，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3 内生性、稳健性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将受教育年限替换成虚拟变量(是否毕业大学生/中专生)，通过加入相同的控制变量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3的模型7，家庭农场主是毕业大学生/中专生的家庭农场粮食种植比率在10%的水平上显著减少约9.83%。其他变量的参数符号及显著性与模型1和模型3基本相同，实证结果较为稳健。例外的变量是农机作业成本，农机作业成本变量不显著，但该变量在模型4和5中，参数估计值都大于1(20)变量的t值大于，也说明该变量对因变量产生明显影响。，且参数估计符号都为负，农机成本变量也是降低粮食种植比例的重要变量。

根据调查数据，培训分为种粮培训和非粮培训。(21)种粮培训包括育种技术、土肥培育技术、疫病防治技术、地膜覆盖技术、农机驾驶操作技术，非粮培训技术包括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三品一标”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经营管理知识及其他技术。根据表3的模型8，种粮培训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种植比例，有利于趋粮化和粮食安全；而非粮培训显著负向影响粮食种植结构，降低粮食安全。非粮技术产品的收入显著高于粮食种植收入，更有利于提高收入，促进乡村振兴。根据调查数据测算，小、中和大型农场的粮食种植比率分别为64.59%、78.26%和86.85%，而利润率(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分别为35.82%、31.98%和27.57%，非粮化效率更高。由于粮食种植技术培训比率远高于非粮培训，模型1参与培训的参数为正，反映了多数样本的平均结果。

(四) 培训的选择机制

1.能力和风险机制

宁光杰指出“正是意识到个人能力低，农村居民才会选择参加培训；或者说，如果不参加培训，这些农村居民的收入会更低一些”(22)宁光杰,尹迪：《自选择、培训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为检验能力机制，以教育程度、是否掌握测土施肥技术代理农场主的能力。个人能力与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包括学业能力、创新能力、组织能力、综合能力等是获得教育机会的关键因素(23)刘精明：《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非粮种植技术难度较高，多数农场主学历较低，学习能力和机会有限，只能选择培训成功率最高的种粮培训。复杂技术需要较强的能力才能获得，测土施肥技术相比秸秆还田、农机作业更难以掌握，测土施肥技术能够较好体现农场主的学习能力。

根据前述分析，相对于非粮种植技术，粮食种植等通用技术对能力的要求较低，更容易通过培训获得，同时还可以降低创业风险。风险规避程度会影响农业生产和投入行为(24)Paudel K. P, Lohr L., Martin N.R.Efect of Risk Perspective on Fertilizer Choice by Sharecroppers. Agricuhsal Systems,2000.，为对冲风险农场主会增加农药和化肥用量，也可能推迟技术引进(25)仇焕广等：《风险规避对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3期。；风险偏好程度也与农场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经营失败的损失也越大。技术培训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创业或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风险偏好或风险状态会影响农场主的培训选择。根据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不同资产的投资组合会有效分散风险；若家庭农场收入来源越单一，粮食销售收入占农场总收入比重越大，潜在经营风险越高。参考孔庆洋等的方法(26)孔庆洋，闵继胜：《风险、技术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肥使用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使用粮食种植收入占农场总收入 (包括非农收入) 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家庭农场的潜在经营风险。

2.能力和风险机制的检验

为检验能力和风险对农场主培训选择决策的影响，分别以是否参加培训、种粮培训和非粮培训为被解释变量建立Logit模型检验培训选择的能力和风险机制，估计结果见表4的模型9-15。

表4 培训选择的机制检验

考虑到农场的规模异质性，将样本分为全样本(模型9-11)、小型(模型12)、中型(模型13)和大型农场(模型14-15)以检验能力和风险机制。根据模型9，控制相关变量后，受教育程度和测土施肥度量的能力变量能显著增加参加培训的概率。培训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支持能力机制，在模型11中，培训变量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根据模型12和13，能力强的小型和中型农场主选择非粮培训的概率更大，由于中小型农场占多数，而大型农场对培训不敏感(参数不显著)，所以全样本模型9培训的估计结果主要反映中小农场。综合教育和培训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适合从事高效率的非粮农业，推动了非粮化，假说2b得到验证。

在模型9-11中，以农场种植收入比重度量的农场潜在经营风险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小型、中型农场不支持风险机制。考虑到规模较大的农场经营压力更大，以大型农场为样本重新回归分析得出模型14和15，结果表明潜在经营风险确实显著提高了大型农场参与培训的概率。更重要的是风险对粮培训的影响更显著，参数估计值更大，说明风险更能扩大种粮技术的培训需求，风险机制是培训的一种重要选择机制。

(五)非粮化增收的路径：品牌化

受教育程度高的农场主能力更强，借助商标的品牌效应可以显著增加收入。将调查数据分成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两类样本得表5的模型15和16，结果表明有商标的农场主，其受教育年限在5%的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粮食种植比例，假说3成立。考虑到农场规模的异质性，将注册商标的农场按小、中和大型农场分别回归得模型17-19。其中小型和大型农场教育变量的参数显著为负，小型农场教育变量的参数绝对值最大，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小型农场主更偏好品牌和精品农业，实证结果支持假说2b。

表5 非粮化增收路径检验

根据模型16，未注册商标的家庭农场，受教育年限对于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系数的符号仍然为负。经计算，注册商标的农场主高中学历占49.5%，远高于未注册商标的32.5%，而且注册商标的农场主平均收入38.7万元，比未注册商标高77.2%。因此受教育年限高的农场主通过品牌策略，减少了粮食种植，增加了收入，回归结果支持假说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受教育年限、培训等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种植结构显著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程度越低，培训则相反，IV估计和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的农场趋粮化越明显；而技术水平越复杂的农场主越倾向非粮化，小型农场最明显。能力和风险是培训选择的重要机制，能力和风险偏好强的农场主倾向选择非粮培训；注册商标的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远高于未注册商标的农场主，通过注册商标的途径新型农业主体扩大了非粮作物的面积和比例。实证研究还发现，农业经历与粮食种植结构没有显著关系，新型农业主体的生产可塑性更强。从农业人力资本的两条路线和逻辑来看，学历较高的知识型农场主倾向非粮化，而通过培训获得专业技术的普通人力资本倾向趋粮化；前者以品牌、精品增收，后者以规模保收入；前者降低粮食安全，后者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都能够提高两者的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的统一。

(二)政策建议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机制整合碎片化土地，推广现代农场。深化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为规模化农业创造条件；提升教育水平，激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创新品牌并打造精品农业。对粮食种植和农机技术进行标准化培训，推动粮食种植的规模化和农场化。

2.通过大量人力资本和设备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要因地制宜在全国打造蔬菜、水果、牧业等高效基地，将节省大量耕地资源，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比率，在保障副食的基础上建设粮食安全网。通过建设高效非粮农业和规模化农业，不仅有助于增加收入和乡村振兴，而且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3.完善农业方面的补贴形式和补贴标准。政府应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如果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会减轻因为农地流转带来的非粮化趋势。通过培训专业技能有助于提高粮食种植比例，也可以根据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保证粮食安全，培训比基础教育更能实现粮食安全目标。除此之外，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农作物品牌效应对农场收益的促进作用，引导农户了解注册商标的流程，通过商标的品牌效应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准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有利于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