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然
这篇手记,应当由在齐腰深的水中和断电的黑暗隧道中探寻真相的前方记者来写。但她们太辛苦了,且已遭遇太多揪心之事。
我希望能分担她们的心理压力,但从第一天开始就深知这不可能。当时,在后方第一时间想联系的采访对象是一位郑州本地的朋友。间歇地打了三天电话终于通了,他的第一句话是:“差点永别。”
7月20日,他在二七区的主城道路上被水冲走,练过武术的他,抱住木头顺水漂流,被救援队捞起,花三天时间联络上家里被淹后刚刚得到转移的母亲。
这是不会被特稿记录的故事,因为这样的事在前方太多,太寻常。人们可以统计逝者、伤者、失联者的数量,但无法数清有多少人经历了生死一瞬。
如果为灾难塑纪念碑,合适的造型可能是一只高举手机的手。这是另一个太多、太寻常的景象:郑州东站外,人们举着手步行数公里;朋友母亲所在的白沙镇,年轻人在过膝的积水里高举双手蹚过数公里;阜外医院最高处,医生站在椅子上将身体探出窗外,举起手捕捉微弱的信号。
信号意味着生命。一位官方救援队的负责官员抱怨:救援队经常收到重复的信息,准备出发时才知道对方已经得到救助。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需求无法传递,而救援队一旦出发,也常常就此失联。
最熟悉的灯火都市突然变为死亡陷阱与通讯黑洞,人们踩在生死线上,却发不出声音。那种时刻总能引燃强大的能量,但也总逼迫生命系于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