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左右旋”之争的涵义转换*

朱晓天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0 引言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第谷体系、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伽利略利用望远镜的天文观测结果和开普勒的“磁力”假说等新旧天文学理论和成果皆被引入。［1］西方天文观念的传入使“宇宙结构”问题成了热点话题，并对中国传统宇宙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学者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新旧知识、概念、观念和理论，在这一进程中，一度沉寂的“左右旋”之争再获关注。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说之争》中，陈美东对从战国到清初的传统“左右旋”之争给出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2］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使得清代的“左右旋”讨论被“注入异质的新内容”。［3］杨小明对此做出了开拓性工作。他认为，梅文鼎无视同时代学者对“左旋说”的批评而重提“左旋说”，虽然吸纳西学后相较于传统的“左旋说”有一定改进，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左旋说”的弊病；黄百家批判了梅文鼎的做法，并吸收第谷体系之长改良传统“右旋说”，使“右旋说”克服了单层天球引发的问题。［4-5］由此，杨小明为新世纪的明清“左右旋”研究奠定了基调：一是引入西学使得传统“左右旋”之争经由梅文鼎和黄百家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二是学者们吸收西学知识完善传统的“左旋”或“右旋”理论，梅文鼎等人改良的“左旋说”未能克服传统学说固有的弊病。

后续相关研究［6-7］都是在这一定调下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