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舆论的生成与表达

申万里

【关键词】社会舆论 元代 官民互动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舆论，即公众的言论，也就是公众对特定的人或事件的看法。中国古代尽管不存在现代传媒工具，但舆论的传播仍然有固定的媒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舆论导向，对各级政权起到政治引领、行政监督、价值判断等重要社会作用。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都比较重视社会舆论，通过疏导社会舆论的压力，来缓解社会矛盾，完善统治政策。因此，考察古代社会舆论的生成与表达以及官方与民间的舆论互动问题，对于认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方式、特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当代社会治理也可资借鉴。本文以元代为例，对中国古代社会舆论的生成和表达进行考察。

民情汹汹：元代民间社会舆论的生成

每个人对于其周围的人和周围发生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一旦某一观点或态度在一定群體中间达成共识，经过特定形式的传播和引导，社会舆论就会生成。从元代的史料来看，社会舆论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谣言产生社会舆论。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江南出现一件怪事，“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周密《癸辛杂识》）这一年元世祖尚在位，由于此前他重用回回政治家在江南理财，客观上提高了伊斯兰教在江南的社会影响，猪肉对于穆斯林来说比较敏感，因此，当“官司不许养猪”的谣言产生以后，很多百姓信以为真，纷纷通过杀猪来回应，百姓生活陷于混乱。后至元三年（1337）元朝又出现由更加离奇的谣言所引起的社会舆论。这一年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这则谣言影响的范围从中原到江南，涵盖中国大片地区，涉及的人群则包括汉人、南人以及蒙古、色目等族群，其后果导致大量“夫弃其妻”“妻憎其夫”以及“讼于官”“死于夭”的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时人感慨说：“从古未之闻也”。此类社会舆论由谣言而生成，事连元朝官方政策，内容具有强制性。由于当时官民沟通受阻，舆论产生以后，官方并未介入，因此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其次，社会舆论受到政府决策影响。元朝统一之初，在江阴州，“柄国者议徙江南豪族于京师，官督属郡起遣，舆情大震。侯故为迁延，未几事寝。”（吴澄《吴文正集》）这里的侯是刘执中，字仲和，汴梁人，面对元朝中央决定将江南豪族迁到京城大都的政策，在社会舆情高涨的时候，他选择了推延观望，化解了这次舆论危机。大德元年（1297），绍兴诸暨州有人向元政府妄言其地产水晶砂金，结果“使者旁午，调民丁采取之，阖境皆为骚动，公力陈其妄而止。”（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这则材料反映的是由于采金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舆论骚动，地方官于某极力向上级辩解，元政府取消了当地采金命令，社会舆论被平息。以上两例都是元朝错误政策导致的社会舆论危机，而即使不是错误政策，只要影响百姓生活，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骚动。元末江浙行省征发吴县百姓，“开白茅河，所在县邑骚动。而君严立法程，俾贫者出其力，富者输其财……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戴良《九灵山房集》）这是由于元政府开发水利工程造成的社会舆论骚动，通过吴县县丞杨某的耐心细致的规划与保障，平息了地方舆论，治河工程顺利进行。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一些关系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国家政策，是民间舆论生成的重要动因。一旦舆论生成，势必对地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而官方顺应百姓诉求的介入，则能平息社会舆论。

再次，司法冤案生成社会舆论。司法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些司法冤案非常容易激起民愤，生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延祐初年，“南城县缘伪钞纵首恶妄指，株连州（南丰州）民至数十，尉领卒逾境，会巡检掩捕，若剧盗然。田里汹汹，公奋曰：‘良民也，吾知之，宜急救，不救，即数十人死，数十家破矣。累移檄驳止，民获全。”（刘壎《水云村稿》）这里的“公”为王著，字善章，时为南丰州知州。南城县伪钞案中，南丰州百姓几十家被诬告，南城县县尉亲自到南丰州，会合当地巡检抓捕百姓，造成舆论汹汹。王著果断制止，平息了社会舆论。元朝中期许原为庆元路定海县县丞，勤政爱民，深受爱戴。许原受到诬告，“台檄下宪府，追君甚急，老幼闻者咸错愕。比上道，号泣而送者殆千人，且虑乏行资，无一人不怀金以至。”（戴良《九灵山房集》）许原被逮捕，引起社会舆论的轰动。

最后，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地方官的在职表现也有关系。一些表现较好的地方官往往受到地方社会舆论的赞美，而一些贪婪、凶暴的地方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甚至声讨。当然，就地方官个人来说，背后操纵社会舆论的大有人在，需要具体分析。类似的材料较多，据元人李孝光记载，在岳成县的丁公埭，乡之富者出钱让人在上游修建水坝，百姓失去灌溉水源。泰定二年县尹靳某来县任职，当地富人畏惧靳某的权威，让人撤毁水坝，老百姓得到灌溉水源，欢庆相告。不久，富人将靳某告到上级机关，老百姓担心水源重新被剥夺，群情激昂，登门挽留靳某。（李孝光《五峰集》）这里，县尹靳某制止富人侵吞公共水源，得到社会舆论称赞。靳某被富人诬陷，百姓激愤，形成社会舆论。元末长兴州知州韩某也在离任时得到百姓挽留，元人杨维桢记载：“今秩满去，吾民有什百为群，相与涕泣，遮马首于东门，不听去。”（杨维桢《东维子集》）

总之，元代地方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地方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而国家的统治政策、法律以及地方官在任内的表现，都与地方民众利益有关，是社会舆论生成的主要动因。另外，既然社会舆论与国家地方社会治理关系最密切，官方对于社会舆论的介入，就成为平息舆论、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

公论自儒者出：元代民间舆论的表达

地方社会舆论生成，既有共同利益的原因，同时还要符合多数人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儒学理论体系，因此，社会舆论的表达，多数是通过地方文化精英——士人的价值引领，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士人对于地方舆论的书面表达，更容易引起官方重视与介入。而上面谈到的谣言，大多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于民众之间，没有士人的书面加工与价值引领，很难在官和民之间进行正常交流，也很难造成影响。因此，元人刘鹗认为：“公论自吾儒者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