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白匋

张铁民

《新华文摘》2020年第7期刊有舒芜《天荒地老忆青峰-忆柴德赓》一文，文中写到许多著名学者：（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之初，“国文系的情形，我当然更熟悉了，历届的系主任是胡小石教授、黄淬伯教授、台静农教授……国文系当时的副教授有吴白匋、宛敏灏、姚奠中、詹锳、张盛祥等”。余生也晚，不过还是有幸认识了吴白匋先生，虽未能登堂入室做他正式的门生弟子，但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捧读他的手札翰墨，心里有一种不似弟子胜似弟子的自豪。

吴老助我“三十而立”

1977年8月初，有新闻报道说南京大学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科学报告会，吴白匋在会上发表了《早期隶书研究》。我贸然写信给南大索要该文。8月12日，南大历史系回信说：“你所要的《早期隶书研究》，是我系吴白匋老教授的论文，在我校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报告，只有草稿在吴老先生手中，未曾印出。你如对此有兴趣，可直接写信去问吴老先生。他已七十二岁，住南京香铺营红巷20号。”

随即，我写了一封信给吴老，以侥幸的心态寄了出去。当收到吴老8月17日写的回信时，我真的喜出望外。

吴老在信中说：

接到来信，很受感动。书法艺术是我国独有的，日本朝鲜只是受我国影响后才有。因此，这份遗产必须有像您这样的青年工人继承下来，并予以发扬。江苏各地现有不少工农同志爱好书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我感到现代人学书法的机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好，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以前书家所不能看到的文物资料，像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册等，可以说都是王羲之不曾看到的。过去人只能仿写东汉碑，现在却可以学写秦和西汉隶书了。不过，我那篇初稿是从文字学角度研究怎样由篆体演变为隶体的，不是谈书法艺术（文字学研究字体结构，书法研究用笔方法和风格，二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对于学写字的，关系不大。现在历史系正在打印中，印好后，寄您一本供参考。

最后，吴老写道：“我们老年人是非常乐意把自己的一点点东西交给年青同志的，您对书法艺术，如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问我。”

不久，吴老寄来《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打印稿。兹后由《文物》1978年第2期发表，当时我订阅了《文物》，又认真读了一遍，写得真好。

1978年12月初，我把《论内擫、外拓和方圆》一稿，寄给吴老求教。此前，上海《书法研究》杂志的编辑看了后，提出要补充内擫、外拓这两个书法专用术语的由来。我请教了几位老先生，都无法解答。

吴老12月26日写了回信：

接到您的来信，已有两个多星期之久。由于我校内外工作多，空闲时间有限。对于您提出的問题，又非多翻资料，细加研究不可。因此，我特请南大图书馆丁灏同志代翻参考书籍，并作答复。现将他的信和您原稿寄上。如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他通信商榷。由于我研究重点在文字学方面，对于纯粹书法艺术问题，老实说，研究不深。我同意丁同志对大作的看法，自己就不再提意见了。也请原谅。

根据丁灏的手札来信，我对文稿做了修改补充，1981年由《书法研究》第六辑发表后，吴老来信鼓励道：“书法用笔内擫外拓之分，争议很大。您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今日论书法的文章很多，实际上颇有假大空的毛病。”“您在业余时间里，能够尽量寻找、阅读，写出了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的。”同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发表了拙稿《“度”、“渡”同义辨析》，一时有点儿“三十而立”的感觉，其实已三十出头了。

如数家珍论书法

按理说，我应该尽量不去麻烦他，费他精力了，但能遇到吴老这样学识渊博的好老师，是十分难得的。于是，仍不时寄上拙文，请他指点迷津。由此，吴老写下了十分精辟的书论，是为留给世人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愚生不敢私藏，特公布如下：

1.于楷书起源的问题，应当分清文字学史上的隶书和书法史上的隶书的区别：从文字学角度讲，篆书系象形字的系统，隶书是改象形为符号（例如水是象形字，水和简体偏旁氵是符号）。楷书在字体结构上是和隶书基本一致，但笔法作势上和隶不同（例如隶有波磔而楷没有，隶用逆笔而楷正书顺笔，隶无钩而楷有。水隶书，水楷书）。因此，从文字学角度说，楷书称为“今隶”，但从书法讲，隶楷是两体。

过去讲书法的常混淆不清。

⒉你说“楷书可能起源于秦朝”，从文字学角度看，可以这样说，但说“程邈的隶书只能是正书”就不免有点武断了。

3.南北朝分裂时期，北方比较保守，魏碑多用方笔隶法。南方以二王为首，当时是推陈出新，用笔的变化非魏碑所能到。隋代统一中国以后，南书战胜北碑，实际上是新生事物优越的必然结果。这点，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谈得很透彻。

4.最后一段很有独到的见解，我赞同您的看法。可是还希望您把练习楷书作为写字的基本功，说得更明确些。

【案】吴老看了拙稿《楷书论》后，1983年7月8日写了这四段议论。拙稿修改后参加在常熟召开的江苏省书协首届书法学术讨论会。经此一“役”，为我撰写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中的“中国书法书体的演变”一章，打下了基础。

“隶无钩而楷有”，吴老加有重点号。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出版）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这段议论，把文字学、书法学在字体（书体）研究上的联系与区别，讲得十分精到，为我编撰《大学书法隶书临摹教程》（1999年出版）打下了立论基石，在该书“隶书书体论”一章中，特设“隶书在文字学和书法学中的地位”一节。

我认为书法之类，实由于符合辩证法、“矛盾统一”律，首先运用毛笔（无论羊毫、紫毫、狼毫，本质皆软）而要求写得刚劲有力（或铁划银钩，或绵里裹铁），这就是矛盾统一。毛主席最初学欧学颜，都属遒劲凝重一类，而晚年学怀素狂草，却是奔放流畅一类，这也是矛盾统一。由此而推看历代名家墨妙，可以说，没有不是矛盾统一的。由规矩入手而终于破除陈规，所谓“有法无法”“似与不似之间”，这都是由于掌握辩证法。不知您以为如何？张廉卿书实属于有意融合碑帖而未能达到化境者，因此不免有做作气，只可乍观，不尽耐看。康南海推崇他，未免过分。您的看法是对的。何子贞评包慎伯云：“高睨大谈”（见《张黑女志》跋），实际上是讥讽包自命不凡而会吹牛，康圣人也与包同病。因此，今天对《艺舟双楫》与《广艺舟双楫》不可不读，却也不可尽信。我的看法也有点妄。只可向您提供参考，请不必宣扬。

【案】河北举办张裕钊书法研讨会，我写了《奇特的二律背反—张裕钊书法及其评价刍议》一文参会。吴老看了，于1989年12月9日写了上述议论。

……很惭愧，我没有把字写好，几十年来，只能写小楷，不能悬腕，一寸见方以上，就写不好了。朋友们说我没有气魄，我是接受的。不过，我在青年时，曾经听过很好的师友论书，知道一些源流演变和方法技巧。凡是来问的，我都尽可能提供参考，信不信由他。对于你，我的态度当然一样。写字，最初要根据自己的性之所近，选择一种碑或帖临摹，练习基本功。最好是先学隶楷，规规矩矩，一笔不苟地学，因为先有规矩，再放开来，就不会杂乱无章，粗犷不耐看的。这一点，技工同志，应当容易理解。现代知青不少是先学草书的，先放后收，成功要难一些，但并不是不可以。学草也要先学它的规矩，不能画符。照来信看，你已临过不少种碑，可以说，每一种都是好练功的。问题在于：你现在还没有找出一种来，集中全力来学它。为你设想，尽快去找过去学过，或还没有学的，从里面确定一种拜做师傅。郑文公碑是公认为北碑中最好的，当然是可以尽你全力去学的。可是我没有写过，不能乱讲它的笔法。写字的方法是辩证的，有正、反、合三个阶段：正，是首先临摹得像，树立一个中心，围绕着它吸收和它相近的。反，是掌握第一步后，再来怀疑它，和它闹革命。找一种或几种和它相反的进行吸收，但革命要有根据，不是乱闯。合，是通过否定的否定和矛盾统一，成为自己的面貌。清代写隶书最好的之一是何子贞，他临张迁碑多到二百几十遍，起先不像，后来很像，最后又不像，成为何子贞，就是这个道理。郑板桥的字很怪，他中过进士，当然最早是写正楷，而且必然是庸俗的“馆阁体”，后来他变了，行草学黄山谷，再变学当时流行的隶体，郑谷口（名簠）的笔法，黄和郑是相反的，经过他下功夫，把它们融合为一体，用黄的行气，运郑的笔法，结果成为他的“乱石铺街”体。现在有人爱好板桥，由于不知道他的来源，就只能学他表面，结果很不成样。板桥实际上是规格严密的，怪只在表面。能够做到正，就很不容易。很多有名的书家只是做到这一点。反和合是进一步功夫，量力而为，不能勉强。你学郑文公，可以兼学其他相近的北碑。稍后，可以学同时的南碑，像贝义渊的萧澹碑等，进行小规模的“反”。《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都是必读之书，但对它们也要批判地看，不能尽信。要知道它们的时代背景和风气。从清初到乾隆，写字没有不学董其昌的柔媚的。董是恶霸地主，就字论字，却是明代学帖最好的。但是，经过清代皇帝的提倡，人人学他，结果就熟烂到不能再学了。包世臣出来提倡北碑（这是唐以后没有人学的），推崇当时的邓石如（这个刻石工人完全不受董的影响），都是有革新的精神的。康有为再加以发挥，造成近百年学碑的新风气，扩大了书学的方面，这是他们好的一面。但是，他们评论各家并不全对。尤其是他们本家字更不能学，都是空论超过实践的。包提倡用长锋羊毫， 并全部泡开，这是为了追求“酣畅淋漓”的。但是，所有“北碑南帖”都是用硬笔，至多泡开一半（这很重要，写大字不能不用羊毫，但只能发一半锋）写的，如果用包法，就要事倍功半了。我们赞成革新，反对偷工减料，但不必要的浪费精力，也是应该反对的。我的好友林散之用包法写草书，非常瘦劲，我很敬佩，但他是花了几十年功夫，苦练出来的。初学不必要这样。你如用软笔写北碑有困难，希望改一改。

【案】这篇近1500字的书论，吴老用精丽的小楷写成，十分难得，不仅对我的书法学习和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所有的书法爱好者都具有指导意义。当时我在企业工作，所以有“技工同志”云云。

金石书风一脉相承

吴老是著名学者、剧作家和诗词作家。他的代表作扬剧《百岁挂帅》晋京演出时，曾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我看过该剧拍摄的戏剧影片，那时还在念小学。他在信上对我说：“‘文革期间，曾发誓不再搞戏剧，现在又搞了。”但是，吴老业师胡小石是以书法家盛名于世的，胡小石的业师即是晚清著名书法家李瑞清。于是，我一反常态向吴老索书。

1986年2月4日，吴老来信说：“我本不擅长书法，并未加入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腕力不够，过去只能写小楷，近年倚老卖老，从1981年（壬戌）起，才开始写点行书，勉强应付，自觉力不从心，不是知己朋友，我是不敢写的。您过去和我通信，我很受感动，认为像你这样好学深思的人，目前是不多的。既然要我写，当然很愿意送一条给你。写的是从前做的诗，诗不错，书却不称。兹特寄上，即祈检收。”横幅一纸，七绝一首，写鼋头渚长春桥樱花盛开之景。吴老自诩“诗不错”，酷如齐白石、林散之自诩“诗第一”一般。起首盖“壬戌后作”朱文章。

1989年12月9日，吴老寄来第二幅墨宝，并附信说：“我因为嗜好太多，学书不专，很想师法鲁公精神，于楷书中夹草，功夫不够，未能矛盾统一，因此从不敢说会写字。来信要我写一条，勉强应命，特此寄呈，即乞哂正。”竖条一幅，七绝一首。

两首自作诗，朗朗上口，明白晓畅，没有故作艰涩高蹈之句，一如吴老的为人，平易可亲。在吴老府上，我曾就李瑞清、胡小石一脉金石书风，发过一通议论，认为：李瑞清用涩逆笔法表现碑版特色，固然自有个性，但那种抖擞的笔痕不免有造作之嫌，显得不自然，让人有不舒服之感;胡小石把抖擞之迹几乎悉数去尽，在涩逆笔法的基础上，以果敢狠辣的运笔，表现碑版金石气，转折斩钉截铁，擒纵自如，以苍劲老辣彰显金石书风，似乎超越了业师李瑞清。

吴老点头认可我的议论，说：“清道人是有追求的，刻意追求就难免有点生硬。小石先生精力充沛，志在治学，書法仅是他的消遣之娱，所以无所牵挂。”

由此来看吴老的书法，显然是师承了胡小石的金石书风，虽然苍劲老辣不如小石先生，但在委婉圆转之间隐隐地有着一缕书卷气。

吴老府上，我去过好几次。他从香铺营红巷迁居鼓楼大钟新村时，随即写信告诉了我。第一次去，带了一篓油面筋。吴老夫人笑着说：“你是无锡人，老先生不会生气，下次可不要再带东西了。”又说：“老先生就是喜欢你们老三届。招收研究生，即使考分比应届生低一些，他也要录取老三届的。”

最后一次去吴老府上，不，应该说是最后第二次。吴老正在指导一个小女孩用小楷抄录他的诗词集。最后一次，大概在1992年的深秋，未能见到吴老。一位中年男子接待我，可能是吴老的儿子，也可能是女婿，已不记得了。他说，吴老已去世。我顿时愕然，不知所措。他又问，你是谁？我简要说了与吴老交往的始末。他叹了一口气，说：不好意思，在吴老的通讯录里没有你的……随后给了我两份材料，一份是1992年8月26日吴白匋教授治丧委员会的“讣告”，一份是9月2日追悼会上的“悼词”。并说：人民日报发了消息。

吴老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无锡有过一段工作经历，曾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文史部副主任、教授，兼任无锡国专和江南大学教授。这是看了“悼词”，翻了有关资料，我才知道的。于此，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吴老在人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对我这个无锡年轻人青睐有加，或许是无锡的峥嵘岁月给他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人生经历……

如今，与吴老的交往，是我难以忘却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