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沉浸式传播中的文史对话

□占琦

文史类电视节目承载着传递人文历史知识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传承，是电视节目构成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年代久远易与观众产生“时空隔阂”，文化抽象宏观易与观众产生“心理距离”，如何打破时空隔阂，拉近心理距离，产生情感共鸣是文史类电视节目长足发展的关键。在电视节目娱乐化背景下，文史类节目从叙事风格和呈现形式上做了大胆尝试和变革，一改往日专家说教和枯燥史料堆砌的节目元素。从《上新了·故宫》到《国家宝藏》，文史类综艺节目尝试结合真人秀和“小剧场”还原的方式让文史“活”起来，这类变革深受观众好评。作为央视扛鼎之作《典籍里的中国》更是深挖“小剧场”，通过明星演绎还原历史，讲述典籍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戏剧还原，沉浸传播

沉浸（Immersion）概念源自于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Csikszentmihalyi）。沉浸与其提出的另一概念“心流”（Flow）相互承接，都是专注某事之后，过滤周边不相关信息，全身心投入达到完全沉浸的状态。“沉浸”的这种“忘我”状态为文史类电视节目消除观众与历史的时空隔阂，拉近观众与文化的心理距离提供了可行性方案。一旦观众沉浸节目中就会忽略现实时空信息，完全与节目叙事融入，忘乎其我。

大众传播中，沉浸式传播之所以能够实现，源于媒介建构的“媒介空间”。法国社会学家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即身体所居的物理世界；精神空间是精神思想活动的意识世界；社会空间是人的社会活动产生的“人造”世界。媒介空间属于第三空间，即社会空间，但其建构的基础源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媒体通过再现物理空间，共享精神空间，打造媒介空间。

物理空间沉浸。物理空间具有时间性，即此刻真实。穿越的艺术手法能打破时空壁垒，通过情景再现还原历史片段，让观众置身其中，再塑物理空间。穿越是文学和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通过时空切换让叙事主体穿行于不同历史时空。影视艺术中穿越既备受青睐又颇具争议，争议源于一些影视剧架空历史、篡改历史，强行“穿越”吸引流量。《典籍里的中国》尊重历史，可考可证，不杜撰不臆想，节目中穿越线条清晰明确，以史为线，以实为据，让观众既知来路又明去路。节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作为穿越主体，带领观众穿行于典籍背后以历史人物为叙事主体的宏伟史诗之中。舞台戏剧再现中，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成为当下时空的叙事主体，成为现实存在。台前幕后、专家演创、主持观众……多元物理空间交错中，为观众建构起真实的空间沉浸感。

精神空间沉浸。人类精神空间虽无拘无束，但精神空间的真实性却建立在人类客观认知基础之上。历史作为人类历经的客观存在，能迅速唤起人们的精神情感共鸣，不解构、不戏说的历史观使《典籍里的中国》自然融入观众的精神空间。如果说“穿越”是节目突破时空壁垒的表现手法，那么“历史”则是节目对话古今的精神支柱。每一期节目的每一部典籍，都由多位历史人物为叙事主体，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让观众自我代入，历史真实同时也得以再现。“护书人”伏生将观众带进了《尚书》的精神空间，“禾下乘凉”宋应星将观众带入了《天工开物》的精神世界；“史家绝唱”司马迁带着观众沉浸于《史记》的精神脊梁。历史真实、家国情怀、集体记忆……信息和情感交织中，节目建构起共享的精神沉浸。

媒介空间沉浸。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内爆”的概念，技术内爆之下时空概念逐渐消失。视觉传播时代，拟像技术重构媒介真实，影像文本用互文叙事消解了时空壁垒。以历史事实为元文本建构当下叙事的超文本，互文影像叙事淡化了时空维度，消除了历史隔阂。《典籍里的中国》采用穿越的戏剧影像化叙事手法再现历史空间，演绎可视化的典籍故事。节目虽然尊重历史线性叙事，但在故事演绎中又呈现出非线性交互叙事特点。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与古代历史人物进行跨时空互动，古代历史人物跨越时空与当代人物进行互动，如《天工开物》中明代科学家宋应星与现代科学家袁隆平跨越百年“握手”，通过影像交互叙事实现媒介空间沉浸。

符号聚合，共同想象

有效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共鸣共振的过程，穿越时空的戏剧化叙事是《典籍里的中国》打造沉浸传播的手段，共同想象才是观众实现沉浸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Ernest Bormann）的符号聚合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对共同想象的分享，乌合之众可以转变成为有凝聚力的群体”。媒体与社会群体成员分享想象性主题时，社会群体成员会形成共同想象。博尔曼将不断强化和重复的同一类想象主题称为修辞视野，《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故事化的叙事策略，不断积聚想象性主题，使观众形成共享的修辞性视野，促进社会群体认知。

想象性主题。想象性主题是建构公众共同想象的“小单元”和“故事链”。想象性主题包括人物、情节线索、场景和公认的中介。人物是叙事的主体，《典籍里的中国》以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作为主线人物，每一期节目又以每一部典籍相关的核心人物为叙事线索串联起典籍背后的故事。以典籍灵魂人物人生经历的时间顺序为情节线索，多场景递进故事发展。想象性主题中公认的中介是使整个叙事权威化和合法化的源泉，是提高故事可信度的关键。

《典籍里的中国》中公认的中介首先由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充当，撒贝宁穿越古今充当历史“见证者”角色。其次与撒贝宁的穿越视角不同的是舞台现场观众、演播室专家、典读会主创人员的现实视角，他们充当了历史演绎的“目击者”角色。“穿越”和“现实”的双视角带给观众更强的可信度。

修辞性视野。当同一类主题不断重复时，想象性主题叠加成修辞性视野。修辞性视野通过媒介重复的信息形成并强化，建构起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符号聚合理论认为，修辞性视角首先唤起群体中部分成员的意识，继而通过想象性主题的不断重复和传播，获得全体社会成员认同。

表1 《典籍里的中国》前3期想象性主题分析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一个个想象性主题凝结成共同的群体意识。从《尚书》到《天工开物》，再到《史记》，一个个典籍故事都在重复“家国一体”的想象性主题。想象性主题的一次又一次叠加，建构了华夏一体的修辞性视野。典籍故事背后，节目叙事唤起的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记忆，而是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典籍见证历史，典籍背后的故事叙事打开观众通往历史的时空历程，唤醒集体记忆，强化一体意识。在节目共享性修辞视野的价值引导下，华夏民族集体意识破圈而出，引发共鸣。

仪式互动，文化共情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Collins）提出“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论，认为互动仪式由四方面要素组成，即同时在场、限定局外人、共同关注的对象和共同的情感体验。互动仪式的结果主要包括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代表符号和道德感。互联网时代，互动仪式链的产生虽然打破了必须同时在场的物理界限，但共同在场的互动会产生更高的情感能量。柯林斯特别强调情感能量，认为情感是互动仪式的关键。文史类电视节目如果能浓缩时空，对历史进行“在场”呈现，必然能激发观众产生更高的情感能量。《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沉浸式传播打破时空壁垒让古今共同在场，以典籍为共同关注的对象，带给节目观众华夏一体的情感体验。

时空沉浸与文化隐喻。时间易于流逝，空间却可以定格。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认为，空间作为时间坐标的投影，固定了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让过去的回忆在此得以印证。空间不仅是回忆的载体，更是作为回忆的主题，彰显强大的历史号召力。《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间浓缩到节目舞台空间之中，在节目四个舞台中演绎历史，用甬道连接历史，穿越时空。以第三期节目《史记》为例，节目开场就将黄帝、秦始皇、陈胜、吴广、廉颇、蔺相如、张骞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汇聚到同一舞台空间，进行历史呈现。甬道在节目中是时空穿梭的重要链接，当代读书人撒贝宁通过甬道穿越到历史时空，历史人物也以甬道相连穿越到当下时空。《天工开物》中300多年前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通过甬道与当代科学家袁隆平握手，前世今生四目相对，空间的凝固让观众心生涟漪。

时空沉浸背后映射出媒介的文化隐喻。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过去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媒介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镜子”作为《典籍里的中国》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折射出其特殊媒介隐喻和文化意义。节目每期典读会都会对历史人物的服饰进行细节展示，然后让演员穿上历史服饰走到镜子前面。“照镜子”是演员与角色的互动，是今人与古人的互动，也是现实与历史的互动，更是媒介镜像的再现。照镜子的瞬间镜头定格，让观众忘记现实与历史的边界，忘记演员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区隔，媒介镜像还原了历史真实。当演员饰演的历史人物喊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文化早已由媒介潜移默化到观众内心深处。

情感能量与群体团结。互动仪式得以持续的根本是情感能量的获取，唤起能量也是仪式互动的目的。《典籍里的中国》中情感能量的产生不仅来源于节目瞬时的文本叙事情境，更来源于文化脚本背后的历史互动与文化共情。社会学研究中将情感分为暂时性的冲动情感和持续性的组织情感，前者持续时间较短，后者持续时间较长。柯林斯关注持续时间较长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认为情感能量的形成和维持是跨情境的。《典籍里的中国》中短暂的文化脚本叙事情境为观众提供了冲动性心理能量，但节目脚本背后蕴藏的千年历史文化则激发了全体社会成员持续性的社会能量。

情感是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离开文本的持续性社会能量。一旦个体获取持续性社会能量，情感就不再单纯与物理空间的共同在场必然关联，只要某一瞬间能唤起这一情感能量就会成为永恒。仪式互动中共同的符号神圣物既能唤起更高程度的情感能量，还能增加群体成员的道德意义。“炎黄子孙”是《典籍里的中国》里《史记》这期节目中的共同符号，当撒贝宁对司马迁行礼道“请受炎黄子孙一拜”时，“炎黄子孙”一词升华了群体情感能量，增强了集体共情。

《典籍里的中国》用沉浸式传播打破历史与现实的边界，节目空间聚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典籍故事，一段段典籍故事勾连了封藏的历史文化记忆，唤醒了观众的情感能量，增强了“华夏一体”的群体记忆，建构了民族文化共同体。

注释：

①格里芬.初识传播学[M].展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30-31.

②李安,戴梦岚.符号聚合理论视野下《向往的生活》的价值取向建构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7,(08):131.

③兰德尔·柯斯林.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9-81.

④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

⑤吴亭静.文化类真人秀节目的怀旧叙事与文化意义探析[J],当代电视,2020，(01):51.

⑥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