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文化传承发展的现状及未来

肖宇

【摘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的核心区，历史上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成为经济交流、人文交融、各民族交往的“前沿”之地。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文化发展得“风气之先”，极具开拓精神和气质，并在此开拓进取精神和文化风气之下，逐步发展，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积淀出多元包容、厚重的特点，在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百花之园，散发着独特的芳香。

如今，随着全域旅游的大力发展，其与不同地域及其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传播语境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对其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助于释放康巴文化应有的活力，推进当地取得新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传播;康巴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12..079

自古以来，康巴就是众多民族迁徙往来、由藏入汉、由汉入藏的一条大通道。各民族在在交流碰撞之中共同孕育了丰富多彩、多元包容、开放豪迈、底蕴深厚的康巴文化。

如今，随着雅康高速公路通车，康定机场、稻城亚丁机场、甘孜格萨尔机场的建成和通航，县、乡道路条件的日益改善，川藏铁路开工建设，甘孜州已经构建起了一个触摸全国、触摸世界的立体交通网络，为更多人群走进甘孜州零距离体验当地的自然人文历史，为文化交流、碰撞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各级各类媒体平台，甘孜州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以图片、视频和文字的方式得到充分的展示和传播，随着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涌入甘孜州，他（她）们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以图片、文字、视频单独发布或者相结合的方式，二次或者多次再度传播他（她）们与甘孜州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相互碰撞的感受和思考。通过这种传播，甘孜州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直接呈现在更广大的人群面前，其引发的关注度呈几何倍增，顶流网红丁真应运而生。这意味着，较之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今时今日对甘孜州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的进入、感知和述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播行为早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超出了一成不变的状态。随着环境的变化，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传者的角色已经由区域、族群内文化传承者扩大到进入这片区域以及深入族群文化的来自其它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受者”。

本文尝试从传播学的视野，依据传播理论，对全域旅游背景下和新媒体语境下的甘孜州文化传承保护的现状进行梳理，旨在尝试扩展延伸对甘孜州文化内涵及其傳承和发展已有的认知，提供不同的视野，并以期抛砖引玉，对甘孜州进一步释放文化大州的魅力，推进文旅融合，提供有益的思考。

1. 选题意义

甘孜州大部是藏族聚居区，同时自古以来有汉族，以及彝、回、羌、纳西、蒙等24个少数民族在此居住，形成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文化的包容文化，辖区内各民族之间既融合又相对独立，均保留了自己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性格。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又积极进取一直是甘孜州文化的特质，也是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动力所在。

如何在今天甘孜州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之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推动甘孜州的文化发展，对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构建共同繁荣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文献综述

以“传播学视野下的甘孜州文化传承与发展”为主题在中国知网、爱学术等数据库中搜索、梳理并阅读，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部分学者认为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已经成为促进甘孜州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也剧烈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他们主张探究大众传播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影响，突出把握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特征的重要性。从而利用好大众传播这把双刃剑，真正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学者着重在传播学视野下，以实地调查的方式，梳理四川藏区或者甘孜州某个地域的某一类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现状，对该类文化资源的特征予以揭示，提出了拓展传播的渠道，以更多元的传播形式与当地旅游业发展、乡村振兴相结合渗透，以此来实现激活该类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力，实现当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目的。上述研究注意到了传播方式的改变给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和建议从传播学的角度虽然对甘孜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给与了有益的思考和建议，但在以传播语境的变迁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固有的已经形成的对甘孜州传统文化内涵的界定和言说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拓展和延伸，没有由点入面，进一步对甘孜州传统文化内含的活力元素予以清晰明确的考量和揭示。

2. 从文化传播的本质属性看甘孜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站在传播学的视野，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文化正是通过传播——吸收——重组的循环过程，实现丰富内涵，扩大外延，形成新的共通意义空间，完成传承和发展的。

在甘孜州旅游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较之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甘孜州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的进入、感知和述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播行为早已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超出了当地人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以及一成不变的状态。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甘孜州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开始新一轮的吸收和重组，以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这种吸收和重组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意味着今天面对甘孜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课题是甘孜州的传统文化在新的传播语境下实现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仅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

以康定市为例，康定正是在茶马互市的过程中，在各民族的人群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步发展，并形成了汉藏建筑风格交融独具特色的锅庄建筑和包容开放的锅庄文化，并在此文化语境之中诞生了蜚声世界、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康定情歌》。

在“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甘孜州石渠吐蕃时代石刻入选。在甘孜州石渠县唐蕃古道，考古人员发现陆续在石渠县以东雅砻江流域发现的3处10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正是分布于历史上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唐蕃古道”之上。在阿拉姆石刻遗迹，至今留有“杨二照像”的署名，据考古专家考证“杨二照像”的署名清晰地表明石渠境内的这一吐蕃时代的石刻文化遗迹是汉藏乃至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又如乡城女子连衣裙被其它藏区称为疯装，形成于文成公主进藏时期，由纳西族妇女穿的齐膝围裙演变而成。在甘孜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告诉我们，站在今天的视野看到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吸收演变而来的结果。“兼收并蓄”是甘孜州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并今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正是在此过程中，甘孜州的文化逐渐积淀呈现出多元厚重的特征，并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沉淀，逐渐拓展出了超出原有意义的被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认同的意义空间。已故西南民族大学学者、康巴文化研究专家杨嘉铭在《康巴文化综述》一文中指出：“康巴地区是多彩的，多彩康巴的光彩是由其厚重的、多元的、兼容的文化所散发出来的。”

3. 新的传播语境中的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现状

3.1 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甘孜州旅游业大力发展，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处于主动地位的传播者角色的是当地政府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换言之，目前推进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传播行为的发起人的角色正在逐步转化为当地政府，主要的文化传播行为由当地政府发起。如：甘孜县依托境内120余处格萨尔文化遗迹遗址、结合珠牡迎秋节打造了文化地标格萨尔王城，并以格萨尔王城为依托，展现藏戏、甘孜踢踏、唐卡等传统文化技艺。无疑，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推进当地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下，省、州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成为了推进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这一传播行为发起人的角色。文化传播行为的发起者不再局限于某类文化资源的传承人，这是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甘孜州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文化传播意识日益觉醒，其传播的主动性日益增强。在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文化传播意识和行为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在文化传播中居于传播对象的受者（主要指地域族群内的具备高等文化教育文化精英、来自其它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深入当地传统文化意义空间的文化人及相关从业者），也开始以文创作品的方式反馈传播者。如依托甘孜州最“年轻”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乡城青德藏乡田园景区的建设，在当地政府的发起和支持下，国内知名设计师创作人、视觉艺术家、Artlavie创始人、设计师殷九龙提取了乡城县白藏房、乡城县传承的敬猫文化的元素，设计了“香巴拉猫”IP文创形象及系列产品。

结合上述现象，在推进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主动进行文化传播的意识的觉醒、主动传播文化的行为的增强并以传播者的姿态开展相关的传播活动、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传播对象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以文创意识和行为参与文化传播过程以此形成新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激活甘孜州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的传统，并释放推进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这一内在动力，从而开启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新一轮的吸收和重组，构建新的共通的意义空间，实现甘孜州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2 从文化符号的设计传播看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挑战

信息的传播要经过符号的中介，传播也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站在传播学的角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和路径可以这样表述：一种文化以符号传播的形式，在传者和受者的解读和阐释行为中，实现自身传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传者和受者之间共同意义空间的营造和拓展，达成精神层面的共鸣，从而推动某一种文化不断拓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实现该种文化的发展。

甘孜州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要依托既有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拓展出符合当下审美及心理需求的文化符号，以适应当下传播环境的变化，并借助这一符号的传播，开拓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的意义空间，实现文化的传续;另一方面，面对新媒体传播方式下碎片化、感官化、娱乐化的具象符号式表达和接受方式，甘孜州的自然文化历史资源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传者和受者之间对文化符号的意义的理解不对等，所造成的曲解、误解甚至无法理解等问题。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以下新的挑战：在文化符号的挖掘上，有一定的文化符号呈现，但在这些文化符号的呈现方式生硬，开放性不足，同时这类文化符号并未真正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产生关联。

比如作为文化传播的传者，康定市在跑马山上安置了人工制作的月亮，以此来呈现《康定情歌》中“弯弯的月亮”的意象，以期将进入康定的受者（游客等），带入某种文化氛围之中，增强其体验性。但这一呈现方式，虽然增加了一个景观意义上的看点，事实上却是剥夺了受者在心理上对《康定情歌》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的拓展。同时，这一人为提炼和设计的文化符号，让进入跑马山的人们仅仅看到了一座山自然意义上的山，“山”与“情歌”、“情歌文化”之间的联系没有建立，其作为文化地标符号的传播价值并未得到体现。

对已有文化符号的阐释和言说，局限在精英式、学者式言说，或者文字和绘画传统符号的言说范围之内，尚未进一步搭建出更加多元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和传播路径，帮助地域族群内外的受者更好的进入。甘孜州是《格萨尔》史诗的诞生地，甘孜州德格县被誉为“格萨尔故里”。建国以来，不少专家学者撰写大量的专业的论文、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国家和当地政府也通过抢救、整理、建立传习基地、资助艺人等方式传承和保护这一世界性的活态的文化遗产。在上述基础上，2003年4月，由角巴东主和索南多杰合作编写的儿童连环画《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在纸张上清晰地看到英雄格萨尔的形象。2003年始，100多名藏族民间画师在甘孜州康定市，从事一项浩大工程—用传统的唐卡绘画工艺绘制1000多幅唐卡，以展现格萨（斯）尔史诗主要情节。目前，在《格萨尔》文化传播方面，虽然已经出现了以产业开发带动格萨（斯）尔突破民族界限、超越学术研究边界实现更广泛传播的呼声和建议，但以动漫、影视、演艺等传播方式对《格萨尔》文化资源的开发目前仍然是空白。《格萨尔》文化的传播仍然处于地域和族群传播为主的状态，而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文化区域内民族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职业化的艺人群开始萎缩，传者群体面临断代的危机。在此情况下，开拓构建更加多元的《格萨尔》文化符号的阐释和传播路径，突破原有的传播界限，成为当务之急。

4. 結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在新的传播语境下，如何在传播过程中激活甘孜州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这一内在驱动力，是以当地政府及族群内的文化资源的传承者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主题之一，唯有如此，推进甘孜州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相关行为才有了一个坚实的立足之点，才能实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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