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探析

卢佳伶 梁长平

摘要：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国民党诋毁、国际社会误解的困难局面。面对这一宣传困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而又卓有成效的国际形象建设工作，不仅通过建立外宣机构、广播电台开展对外宣传，还热情欢迎外国记者来根据地采访，有效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建设的具体做法、基本经验和启示，对新时代构建党的国际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国际形象 对外傳播

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东渡黄河，最终迎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十三年。该期间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党的国际形象构建与海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从国民党“妖魔化”宣传的“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形象逐渐转变为“开明、民主、充满活力、代表中国革命未来和希望”的积极国际形象，增强了对外宣传效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构建与海外传播研究，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本土故事、树立有凝聚力的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研究概况

近年来，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方面的成果。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直接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探析”为题目的论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标题中包括“延安时期”和“传播”的文章共搜索到53篇；标题中包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传播”的文章一共搜索到4篇，共被引用过5次；标题中包含“延安时期”和“国际形象”的文章只搜索到1篇，曾被下载过223次。

从2005年以来就有几篇硕博论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与海外传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虽然选取的时间点都是延安时期，但是研究的视角却大相径庭。例如张钰的《抗战时期美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宣传》（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0），针对美方人士对中共的宣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第五部分总结了美方人士跨意识形态宣传中共的方式方法，对中共在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歪曲中共形象的背景下如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自身的积极形象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卢小伟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传播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2）介绍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实践，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中共领导人、党性觉悟高的新闻发言人利用多种媒介与蒋介石政府、侵华日军展开了巧舌如簧的宣传战役。这些硕博论文虽或多或少涉及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但都没有进行重点分析。

目前学术界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史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经典专著涉及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内容，诸如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1985），分析了新闻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肩负着传播重要信息的功能，对宣传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揭示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林之达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史》（1990）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传播受众的心理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宣传策略，还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党从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宣传成效。但是他们多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并没有专门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这部分内容进行研究。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一）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战略目标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迈向胜利的终点时，一个有益的外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为中国革命营造一个最有利的外部环境，获取源源不断的外部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战略目标。已有研究表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战略目标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采取分而治之的灵活策略，巧借日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分歧，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抗衡日本侵略者。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决议，殷切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欺凌，这为制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地位，这为制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第二，为了避免孤军奋战，提高在全世界的国际影响力，中共积极加强自身形象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援助。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与白求恩、班威廉夫妇等国际友好人士进行宣传交流，希望他们能尽力使其政府真正了解中共的良好形象并改变其对华战略。此外，当中国处于医疗器械和盘尼西林药品的急剧短缺的困境时，共产国际组织建设临床疗养型医院，救助八路军伤亡人员。

第三，以世界眼光的高度来利用内外部矛盾，延安时期我国的内部矛盾主要是中共积极抗日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共的力量薄弱还难以制约国民党及其行动，中共巧妙利用国民党消极抗日与英美等大国之间的外部矛盾来制约内部矛盾的发展。因为日本企图两个月内消灭中国的计划势必破坏美、英、法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而国民党剿共也会削弱中共的抗日力量，中国的抗战成效则紧密关联到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既得利益，中国共产党可以寻找与英美这些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向国民党政府发起政治攻势，打退国民党反共热潮。

（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路径研究

研究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路径进行分析和解读，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成立外宣机构。1938年至1941年延安交际处接待世界各国友好人士一共7000余人，对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1月26，中共中央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事务，在西北办事处专门建立了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1938年3月7日中共中央将招待科改成交际科，胡金魁担任科长；1939年将交际科改成交际处，处长仍然由金城担任。不久，武汉沦陷，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39年1月5日在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1939年12月，将对外宣传小组改名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在周恩来和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共同努力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正式建立。它争取到世界各国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国际援助，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衣物、医疗卫生用品、技术支持；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华商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误解，真实报道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担当的国际形象。

2.中共通过建立通讯社、广播电台，创办报刊等多种媒介形式开展对外宣传。本文介绍利用通讯社、广播电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为了更好地传播八路军、新四军的声音，早在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就创设了担负国家神圣职责的舆论宣传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后来，随着抗战形式的高涨，将红中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中国共产党为了瓦解敌军，争取日军的早日反省，听取了野坂参三关于搞好日语广播要考虑日军心理、简明扼要、讲事实少评论的建议，于1941年12月3日初次尝试用日语进行广播。

3.邀请外国记者到根据地采访，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专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陕甘宁地区亲自体验后所写的震撼世界的著作，描述了共产党人以及当地普通百姓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解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疑惑。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记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壮大自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4.派代表到国际讲坛上进行直接的对外宣传。吴玉章在伦敦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上大量宣传中国革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事迹，争取国际社会同情。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远赴苏联提交书面报告，5月17日做口头报告进行补充和说明，具体阐述了中共抗日的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八路军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任务。1945年董必武出使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争取美国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日后的中美友好外交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三）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对象研究

学术界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对外传播对象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面向国统区开展宣传。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党领导领导下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扮演着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传播者的角色”。当时，《新华日报》和《群众》在刊物界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新华日报》的创建使党的各项政策不得不靠隐蔽的油印期刊传递的现状有了很大的突破，能更直接地向国统区揭发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

其次，面向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宣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仅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为加强对敌宣传工作，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敌军工作部，统一指挥各部队的敌军工作。在宣传内容上指出，运用心理学开展对敌军的伤感主义宣传，报道日军家属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行为，利用“樱花祭”渲染思乡氛围，呼唤日军的思乡之情。

最后，面向海外侨胞开展宣传。中国共产党利用华侨优势将缅甸、印度、菲律宾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同我国的抗日战争配合起来，建立海外华侨与祖国大陆的命运共同体，成功引起国际注意。热烈欢迎“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陕甘宁边区，经过实地考察，感受到敌后根据地军民气壮山河的革命热情，意识到华侨应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加入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战行列。

（四）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成效研究

首先，通过国际交往活动，使中国共产党争夺了外助和支持，同时结交了一批国际友人，潜移默化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都是相互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如何争取外援呢？中国共产党采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

其次，利用国际舆论的压力，粉碎蒋介石政府蓄意挑起内战阴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自身利益急切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把日本的军事力量死死拖住；而国民党则希望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争取到更大的经济援助，同时还企图消灭共产党。周恩来巧妙地利用英美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与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艾黎、美国学者费正清等国际友好人士取得联系，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处境，向他们提供国民党政府恶意制造摩擦的许多铁证。

最后，通過国际交往活动，开展“半独立”的外交工作。这是因为重庆国民政府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官方中央政府，而且中国共产党受到国民党千方百计的封锁，很难单独进行直接的外交活动。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而且还要吾日三省吾身，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在抗日战争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五）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启示研究

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现实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文化认同感。《西行漫记》出版后受到西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在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斯诺还善于运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该著作按照西方记者的视角来描述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加入西方元素，例如将毛泽东描述成一个像林肯式的伟大人物，有利于在美国人民心中树立追求和平、民主的良好形象，培养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领导才能，能让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共领导人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特色。

第二，巧借外媒进行传播。由于国际友人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站在西方国家自身的立场上，更加具有亲切感，会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他们的专著若是出版，遍风靡全球，引起国际社会的共识。所以，当今中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时，要跨越宗教、意识形态的界限，了解政治传播受众的个性心理需求，创新传播技巧，采取接“地气”的方式让他们乐意听、听有所悟。

第三，打造中国形象，坚守外交底线。中国共产党不论是与共产国际还是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开展外交活动时，始终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针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会结合本国国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调整方针政策。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不会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迷失自己的方向，理性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提交人民满意的答卷，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研究领域有待纵向深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整体上呈现横向宏观探究居多，纵向深化梳理缺乏，仅仅停留在静态化的状态，这种比较单一、缺乏创新的研究思路使相关研究呈现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劳动。国内学者固步自封，倾向于从已有的英美学者著作、宣传报道去阐述和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传播方面做的贡献，而英美学者思想观念耳濡目染地受到特定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影响，所持的价值观念始终围绕国家核心利益，因此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二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研究方法有待创新。21世纪以来，各种学科不断蓬勃发展，这为我们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提供了指路明灯。学者们要敢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借鉴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生理学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新的研究突破点。

三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研究视角有待扩宽。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在新时代，尤其是2020年特殊时期的当代价值。否则，我们的研究无法有效回应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只會固步自封，难以走出固化的思维。

基金项目

1.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构建与海外传播研究”、19YJC710038。

2.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构建与海外传播研究”、20B231

参考文献：

[1]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1991：.329-.332.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