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三元辩证法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晓霞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成果，而空间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践行的构成性要素之一，是其长期实践的历史场域，更是其具体展开的现实依据。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一带一路”的实践路径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物理空间拓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社会空间构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观念空间塑造。三位一体空间的打造和生产体现了三重空间逻辑的辩证有机统一，助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实现，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普惠、美好的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观念空间;空间生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4 - 0070 - 07

长期以来，关于空间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社会理论的架构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二元论的歪曲，从而造成了对空间理解的“近视”和“远视”。其中，近视思维只关注于事物直接的表面现象，空间因此被还原为物理对象和形式表征，进而被当作物理空间（或物质空间）来理解;而远视思维则凭借一种“透明性错觉”把空间内容投射到有目的的唯心主义无形反思之中，空间知识被指认为认知和心理设计的产物，从而使认识的想象或表现的主观性代替了真实世界本身的客观性，空间被还原成了观念空间（或精神空间）的形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空间理论才获得了理论界广泛的重视和关注，逐渐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和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得到了正名。索杰提出，“空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是社会生活的媒介又是它的产物”。[1]从索杰的阐释中不难看出，空间并不是物理空间或者精神空间非此即彼的抽象形式，而是包括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在内的有机统一体。它们并不是叠加的分化关系，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交织状态，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生产。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也阐释了物质空间（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共存性和辩证性，揭示了空间生产是空间的根本存在形式。列斐伏尔把“空间三元辩证法”的三个维度的认识论分别概括为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三种形式，即物质空间是被感知的空间、精神空间是被构想的空间、社会空间则是生活的空间。[2]显而易见，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在理论意义上解构和重构了空间的概念范式。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全球热议的重点话题之一，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成果。然而，空间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践行的构成性要素之一，显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长期实践的历史场域，更是其具体展开的现实依据。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成了物理空间拓展、社会空间构建、观念空间塑造的有机统一过程，它既体现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互动联通和协调效应，也体现了通过空间生产不断创造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同行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其中，物理空间拓展了“一带一路”的实践路径，即通过优先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全球空间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与大融合;社会空间构建了新型的国际关系，即在国际关系的交流与合作中，空间性表现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国际关系的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空间正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实现;观念空间塑造了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即追求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简言之，三位一体空间的打造和生产诠释了三重空间逻辑辩证的有机统一，助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实现，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普惠、美好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物理空间拓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实现的实践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我国创新发展与世界转型新格局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战略构想，开创了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互联互通，从空间生产的视域来看，它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物理空间维度。但是，互联互通并不是空间地缘政治的扩张，而是依托地缘空间拓展，为各国搭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平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它作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主要载体，是大范围、宽领域、高效率合作的基础。[3]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三个方面。

首先，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我国已经与东盟、南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初步建立起了交通联系，并在未来的规划中逐步形成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其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在公路方面，昆曼公路已经全线贯通并成为联通中国与东盟的大通道，同时也是中泰旅游的重要通道;在铁路方面，中国境内连接中老、中越，连接中老、中泰的铁路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境外中老铁路也在加速推进;在民航方面，中国已经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初步建立起了覆盖中国与东盟各国城市的航线网络;在港口方面，中国与东盟的港口合作正在加速推进，双方在港口合作机制方面不断深化探索，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其二，中国与南亚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陆路、海路和航空。在陆路方面，中国与南亚地区形成了三条联通的主渠道，实现了新疆—巴基斯坦、西藏—印度的来往直通;在海路方面，中国不仅参与建设了中巴瓜达尔港，而且还援建了科伦坡南港集装箱码头、汉班托塔港、吉大港等港口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南亚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在航空方面，自2017年始，云南已经实现了与东盟十國、南亚七国的首都航线全覆盖，成为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门户。其三，道路联通也是中国与西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前提。目前，中国已经参与建设了安卡尔—伊斯坦布尔高铁二期工程、阿什杜德港口、多哈新港，开拓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合作发展的良好局面。其四，中国与欧洲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需要中欧双方的联袂合作。从实际情况来看，加快推进亚欧大陆桥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实现中欧双方的互联互通，为促进亚欧大陆的“大联通”以及逐渐打造中欧物流网络的贯通夯实了基础。

其次，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中国已经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已经建成了18条相互联通的输电线路，同时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方面，中俄两国也迈进了上下游开发并进、相互投资的新发展阶段。在与中亚的合作中，联通中国与中亚的天然气管道已投入建设，为推动天然气网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基础保障。除了天然气管道的互联互通之外，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石油、水电、太陽能、风电等传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提升了中国与中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在与东盟的合作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兴建。2013年，中国投资支持建设了东盟电网工程、东盟输气管道等项目，既加强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发展。

再次，从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看，我国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建设双边跨境光缆项目、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区域通讯干线网络的实施和建设，从而扩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为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基础支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地理空间的交互拓展、跨区域资源要素的互相流动以及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受到各个国家在政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本着“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化解政治分歧，在沿线国家达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引领经济发展的共识”[4]，进而逐步推进基础设施网络的形成。

显然，中国推进的物理空间拓展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的地理空间生产并不是建立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的，它只服从于资本在最大范围内积累扩张的逻辑，体现了资本积累动态空间新地域的开拓过程。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占据并主导着全球的经济政策，导致在许多经济领域的垄断和寡头的独占。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政治战略是资本家创造和保护资本主义垄断权力的必要手段。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无非是想借此谋求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和垄断全球的石油管道，最终控制全球的经济。它还“希望借此在欧亚大陆桥建立一个军事桥头堡，通过国家之间的联盟，将其变成一个强大的地缘战略支点，同时达到可能破坏任何欧亚权力集团联合的效果;而且，这无疑必然是与资本的无限积累永远相伴随的政治权力无限积累的下一步”[5]70。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生产不仅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扩张，而且还埋藏着地缘政治冲突的危机。除利用直接侵占的方式来获取地理空间的扩张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利用一种看似支持或者援助的政策形式来施展它们空间扩张的逻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间接投资的方式支持一些国家的铁路、公路、港口、水坝等基础设施建设，旨在稳定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资本积累基础。不难理解，其主要取决于接受国是否具有强有力的积累活力和投资回报率，而不是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兼顾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依托信贷体系的投资和资金援助，非但不会带动接受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将其卷入沉重的“债务陷阱漩涡”。实际上，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将最贫困的国家“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的过程[5]96。在这一过程中，非对称交换关系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它们使接受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剩余资本的“接收器”，统一于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进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社会空间构建

从空间的整体视域来看，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社会产物，它是反映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关系生产的载体，主要包含着一切社会互动的内容和意义。“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定义或逻辑等价物，而是作为社会的具体化，社会的形成性构造”。[6]所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而言，其社会空间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社会互动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于国家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其空间性也由此变成了国际关系的具体化。

在国际关系的交流与合作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社会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功能型共同体”[7]。功能型共同体是西方国家以利益至上、利己最大化为原则的国际参与机制，它本能地排除了共同利益互惠的选项，从而“导致大量单方面利己的霸权规则的出现以及根本性互惠制度的缺失”。[7]就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而言，全球仍然处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架构的世界性共同体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雄厚的国力在世界性共同体的建构和享有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致使共同体充满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们将国际制度的公共性异化为维系自身利益的私有品。仅就美国而言，这种私有性和工具性则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和规则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同样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8]显然，这种价值观违背了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呈现出明显的自利性和排他性，进而忽视了共同体意识的个体相关性，因而存在着共同体意象的表面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并隐含普遍与特殊、抛弃与牵连、公益与私利等诸多结构性悖论，最终生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7]在这种境遇下，少数西方国家试图以退出国际机制、推卸全球治理责任、削弱多边机制的合法性来摆脱困境，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回潮，并愈演愈烈。显然，这种“极端排外行为趋于表面化和国家化，严重违背多元共存的开放特征，破坏着全球发展的多边共识”。[9]国际机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受到的严重冲击和公开挑战，表明了世界性共同体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赤字危机。然而，最为吊诡的是，由西方国家建构的这种“功能型共同体”却导向了反噬西方国家利益的最终命运，某些西方国家开始走向这一共同体的对立面，从而引发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据此，建构一种新的、关切到世界的全面、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诉求。

中国倡导建构的在社会空间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与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它体现了人类寻求全球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和实践导向。毋庸置疑，中国倡导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也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中国方案。在国际关系的合作中，它的空间性表现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国际关系的具体化，契合了全球空间正义的发展理念。

第一，相互尊重促进了空间差异的动态统一。相互尊重是我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基于这一理念，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文化背景等不同国家之间的多边外交，在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和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民主化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多边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积极主办了一系列的主场外交活动，以多边舞台的形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推动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加强金砖五国繁荣稳定、实现亚洲地区深入融合发展以及倡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除了举办一系列的主场外交活动以外，我国还参与了关乎全球安全问题的多边峰会，它也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作为东亚峰会、上合峰会、核安全峰会、气候变化峰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安全稳定、实现更高水平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总之，中国的多边外交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了多元化的团结一致，形成了空间差异的动态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正义“并不需要差异的消融，而是需要没有压迫，能够促进种族间的尊重和差异延续的机构”。[10]而中国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全球空间中推行了这一社会正义。

第二，公平正义打破了空间隔离的樊篱。“空间隔离是一种强势集团对弱势及其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机制运作。”[11]从这一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行为，实际上渗透了这一逻辑，它表现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空间等级分割的形成，“全球空间等级组织与结构具有了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属性，决定了一个地方、区域与国家的位置与功能”。[12]中国倡导的公平正义，致力于推进全球各国在权利、机会和规则方面的平等，要求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立场政策，而不是采取拉帮结派、搞双重标准的举措。具体而言，我国注重开展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发展的实践举动就是践行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个面向，它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了国际道义。在与非洲的合作中，中国援助非洲的经济建设，帮助非洲国家提高保卫本土安全的能力，推进中非医药卫生合作计划，分享中国在卫生应急和疫情防控方面的经验;在与拉美的合作中，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中拉六大重要领域的产业对接，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和经济动力;在中阿合作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了双方务实合作的新征程，为支持和推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合作，打破了半边缘与边缘国家和地区享有发展成果的空间隔离状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发展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循环陷阱的风险。

第三，合作共赢解除了空间修复的剥削。空间修复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不断分子化进程提供了载体和平台，它推动了资本和劳动力盈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化和吸收，实现了剩余价值的转化。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修复带有着明显的资本扩张的掠夺性，它以本国利益为支点，采取了对发展中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5]149，从而形成了全球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地理结构。然而，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理念则解除了空间修复的剥削性，他要求“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通过协商和合作，实现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13]。具体而言，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的合作关系都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构建“全球伙伴關系网”为目标的新型外交更加深度地契合了这一原则主题。对此，我们要坚持在不结盟的发展理念下形成遍布全球的“朋友圈”，实现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全覆盖。“伙伴关系的提出和发展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于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同时，伙伴关系的创新和实践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和互利性的特征，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观念空间塑造

观念空间是个体对社会存在物（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观念性的）的认知、感悟、思考、评价的综合体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主观的、精神的存在物，而正是这种主体的观念形式，却内蕴着巨大的导向性和促成性。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的展开而言，它需要各国在观念空间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产生认同、达成共识，进而才会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共享之中。认同感和共识的形成奠基于主体评价的优良反映基础之上，具有合理性的意见和行为才能被采纳和接受。从这一视角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关涉的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价值认同，关注的是人们的正向评价和正确表达，传达的是一种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旨在满足主体间的共同需求、实现各国发展的共同利益。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观念空间视域下的落地落实落细，能够促进各国之间关于价值诉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融合与统一，增强多元向心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从而推动价值认同向实践认同的深度转化。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反映了对世界多元价值思维的尊重和容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价值体系，超越了种族、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关切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承认各种价值存在和价值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与西方国家推行的普世价值不同，它不是一种带有封闭的、意识形态霸权意志的价值理念，因而不会将中国的个体价值诉求作为最终的利益诉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不同主体可以在同一系列的行为中各自获得需要的满足，个体之间通过多元互补或动态延续而一致起来的价值结果”[15]。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困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物种减少、恐怖主义、核威胁、全球卫生等）出发，在国际范围内的多元基础上凝练出共同面对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以求各国之间求同存异、包容普惠，国际社会安全稳定、共谋发展，全球体系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这一价值向度上来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又是一个融合、共生的价值体系。两种理念合二为一，作为整体观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促进了各国之间关于价值诉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融合与统一，在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语境下建构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理论形态，它摒弃了中心—边缘结构的相处模式，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旨在促进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商、共建、共享表明了在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尽管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方面存在着不同，都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发展权和成果权，但占据中心的不再是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而是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基于这一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促使各个国家以平等合作的姿态形成围绕这一中心的环形向心力和凝聚力。由此，形成了主体成员平等、问题利益聚焦、共商共建共享的“环形—向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构。[16]“环形”是一个首尾相连的闭合体，它代表着以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理念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它既改变了国家之间不平等、剥削压迫的等级形式，又改变了“从前经济联系、利益上碰撞而精神与价值上彼此分离的‘趋避状态，成为处于同一空间下紧密联系的整体”[16]。“向心”则表征着和平、发展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关乎人类的生存，发展关切人类生存的质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性的共同利益为中心，必然兼顾到各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利益结合点，从而带动向心性力量的形成，促进各国在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再次，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实践的过程中，推动了价值认同向实践认同的深度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行动。”[17]这既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表明了我们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决心和信心，也取决于参与国的行动，表明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和采纳。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在空间上开启了点、线、面的路径，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并推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在共同体的价值指向层面，中国与许多国家以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为依托点，建构了一个多元的共同体系统，它是包括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以及安全共同体在内的有机统一体。在共同体的展开范围层面，中国发展了与单个国家、周边地区以及其他区域的命运共同体，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辐射范围。其中，与单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包括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等;与周边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包括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中国—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除此之外，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层面的共同体也在不断扩大，并在空间生产实践的引领下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实践认同是价值认同的最高阶段和最终指向，各国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活动，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世界的认可度和辐射力。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设进程中不容乐观的一面。尽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上都属于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它并没有在世界各国形成统一的共识，甚至还受到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国的歪曲和错误的评价。他们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偏见出发，编造出中国发展的威胁论，将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纯粹服务于中国特殊利益和发展战略的手段、工具和政治策略，从而偏离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中心，扭曲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本质。为此，我们应该主动发声，有力反驳，传播好中国的价值理念，努力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18]所以，我们不应该无视西方国家的抹黑和污蔑，而是要主动发声，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以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从而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继续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来检验真知。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我们要继续以行示范，着眼于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为契合点，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尊重和不挑战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共享发展的同时助推世界经济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继续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危机和挑战性问题面前，积极发挥中国在产能、技术、资金、医疗、维和等方面的优势，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加主动有为地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彰显中国的责任和担当，从而更好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和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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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ernary Dialectics

Wang Xiao'xia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Jilin，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great histor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of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space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field of its long-term practice，but also the realistic basis of its specific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approac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and strengthened the shaping of the concept spac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cre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 trinity space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organic unity of the triple space logic，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he global scope，and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inclusive，universal benefit and beautiful world..

Key words：physical space;social space;concept space;space production;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責任编辑：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