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东西部案例对比分析

李泓波，邓淑红

（商洛学院，a.经济管理学院；b.商洛发展研究院，陕西 商洛 726000）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确保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物质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组成力量，是实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经济支撑。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对破解“三农”事业发展瓶颈、促进农村基层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近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增速减缓、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增大等趋势，在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集体经济“空壳村”［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与其功能定位不相适应，也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乡村振兴的要求不相适应［3］，在生产实践中如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回应到理论研究中则需要探究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4］。本研究选取东西部案例，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对案例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据此探究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1 东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1.1 案例简介

滕头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在奉化与溪口之间的滕头生态旅游区内，地处萧江平原，地势平坦，临近公路，在江河沿岸水源充足，是一个具有水乡特色的江南小村。全村住宅居民300多户，共计900多人，总面积约2 km2，以立体农业、生态农业和碧水蓝天绿化工程而闻名，并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生态旅游景区。1993年荣获联合国“全球生态500佳村庄”，后又相继荣获“首批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环境教育基地”“中国十大名村”等国家级荣誉。

1.2 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1965—1979年，滕头村总投入40多万元，把近70 hm2低产田改造成200多块规划平整、节水引流、排灌便利的高产田，为日后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滕头村将包产到户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回村集体名下，力求农业规模化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滕头村全面实施科技带动农业战略，探索形成“景区+村庄”“生态+文化”的乡村旅游新格局，如今已形成科技领先、优质高效、出口创汇的农业产业格局。2011年，全村实现农业产值6 646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3.60万元，村集体企业滕头集团公司旗下有企业74家，总资产达15.60亿元，为周边村庄和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近千万个就业岗位，并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到滕头村工作与投资。同时，集体工业的带动使滕头村开始兴办各类中小企业，如电子配件厂、园林绿化公司、房地产公司、旅游公司等，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1.3 滕头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1）资源因素。生态资源是滕头村的立村之本［5］。从20世纪90年代起，滕头村意识到生态大于经济，在关注经济与农业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一切经济项目以保护生态和建设生态为基础。在滕头村的生态示范园里，运用高超的移植技术与高雅的审美理念，将园林艺术、农业观光旅游与生态旅游有机融为一体，形成错落有致的艺术圣地，还建造各种水果观赏林、绿色林木长廊、盆景园等30多处生态景观。新建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村居别墅群，周围河水涓涓细流，花树绿坪覆盖。开设了100多项让游客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如爱国主义、生态环保、科学普及、劳动技能、农俗风情游等实践旅游活动和教育基地。

2）人才因素。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乡村能人的带领。滕头村在前任书记傅嘉良和现任书记傅企平的带领下，不断夯实乡村建设人才。1994年6月，滕头村成立了村党委组织，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有12个党支部，共计192名党员。村级能人邱孝甫带动旅游业进入世界精品旅游发展，营销经理刘世奇率领营销人员带动苗木苗圃走向世界。人才培养方面，1989年滕头村设立育才教育基金，加大教育资金投资，推动乡村文化教育发展，积累宝贵的人才资源。滕头村投资6 300多万元建设滕头小学、多功能文化中心、村史展览室、电子阅览室等教科文设施。

3）技术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滕头村就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推进科技兴农战略。建立了精品、高效、创收、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观光示范区、蔬菜瓜果种子种苗基地、植物组织培育中心等高科技现代化农业基地。并与日本大和种苗株式会社合作创办滕头种子种苗出口基地，开展优良品种杂交扩繁。同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创建物组织培养中心，并研发了通过转基因导入、脱毒培养等技术能够实现快速繁殖，并开发了各类稀有名贵苗木和特色果蔬。

4）制度因素。滕头村治理理念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服务的转变，实现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管理，充分实现村民的最大参与度，并进行自我管理与教育，不断强化制度建设，确保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村干部坚持民主治理乡村，规范乡村社会秩序，全面推行重大村务公决制、村级事务民主听证制、村务财务公示制和村干部工作报告评议制等做法。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按照党员或村名代表建议、党委会提议、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策，实行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制度。

5）文化因素。滕头村以生态强村的理念发展绿色旅游观光农业，大力兴办村级企业，使村集体经济呈乡镇企业发达的工业形态和制度模式［6］。滕头村注重乡村文化建设和村民价值观念提升，制订了《村规民约》《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若干规定》《滕头人形象8条标准》等适宜本村的规章制度。

2 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2.1 案例简介

塘渠村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哈尔盖草原，地处刚察东大门咽喉要道，315国道横穿全村，距哈尔盖火车站5 km，距县城27 km，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环湖地区极具发展潜力。塘渠村是一个纯农业村，土地总面积5.93 km2，有居民253户976人。全村有3个生产合作社，分别为农机具租赁服务专业合作社、兴旺牛羊育肥专业合作社和天达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2.2 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全村拥有可用草场80 hm2，耕地516 hm2，主要种植青稞、油菜、青燕麦等作物，全村经营各类牲畜2 624头（只）。2011年，塘渠村将尕园山、达列2个草场对外出租，将获得的12 000元租金纳入村集体经济，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从无到有，2011年全村人均收入达4 428.48元。截至2017年底，塘渠村通过租金收入、外租商铺收益、草原生态奖补和退耕地补贴等，全村集体经济收益达22.348万元。2017年，塘渠村依托当地牧区牧草资源优势，发挥全镇惟一农业村种植经验，用活山东援建“一村一品”母畜周转项目资金50万元和国家扶贫专项资金40万元，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并制定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与“一村一品”“三村一品”的建设项目，并主要以农户出资比例分红。2017年，同镇上切察、果洛藏秀麻2村联合种植油菜收获菜子65万kg，种植期间浇水、播种、施肥、收割等田间作业环节带动3个行政村的200多名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均年增收达3 000余元。

2.3 塘渠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1）资源因素。塘渠村地处高原地区，全年气候高寒，降水量少，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风险较大，农民增产增收困难。虽拥有可利用的牧草资源80 hm2，但高寒牧区上的草生长速度慢、退化严重且极易导致返贫。交通方面，塘渠村具有较大的潜在优势，临近青藏铁路和315国道，具有交通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但塘渠村地势广袤、农户居住分布广，造成运费成本高，增加了村民负担。资金方面，塘渠村从2010年建立合作社开始发展集体经济，起步晚，基础薄弱，招商引资困难，缺少资本积累。由于合作社牛羊育肥投资时间长，致使资金短缺，见效低，产出不足，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农户只能依靠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助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2）人才因素。塘渠村“两委”结合村情实际，创新“干部+党员+青年骨干”服务模式，组建三支服务热情、工作高效、群众满意的队伍。一是支部党员先锋队领头羊。村党支部书记史炳全及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带动支部党员先锋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志愿服务队生力军。2018年建立塘渠春雨爱心志愿服务队，队伍致力于敬老爱幼、扶贫济困、环境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三是志愿者争做新骨干。村“两委”将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培养群众认可的青年优秀人才。但专业人才缺乏，尤其缺乏种、养殖业技术型、专业型、综合管理型和本土型人才，缺少懂技术的精英和致富能手的有效带动，缺乏因地制宜的劳务中介服务机构、人事管理机构等。

3）技术因素。塘渠村因地势和气候等因素影响，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虽然近年来青稞和油菜的种植面积与产量逐渐增加，但缺乏相应管理和专业种植技术人才，种植技术不够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作物产量易受天气和雨水的影响，导致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不稳定。畜牧业也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影响，牛羊合作社规模小，科技投入少，全村畜牧业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农民群众市场意识淡薄，生产方式落后、技术水平不足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

4）制度因素。青海省委围绕村级产业发展出台了《金融服务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的意见》《海北农事队扶贫攻坚实施方案》《市场监管部门支持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十条措施》等一系列帮扶政策，有力推动了“破零”工程的政策跟进和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具体的制度贯彻中，村委会积极整合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建立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在2010年先后注册成立了农机具租赁服务专业合作社、刚察县兴盛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塘渠村牛羊育肥专业合作社和天达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建立反贪污反腐败的制度，成立各项资金理财专管小组，成员由村民代表监督，由省州县镇每年专题审计，立查立纠；所有用集体资金实施的项目，必须在村里公示公告；所有资金一律纳入县乡2级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并严格实行报账制度。

5）文化因素。塘渠村党支部也制定有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的行为。同时为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开展各项文艺活动，如藏族广场舞演出、刺绣作品展览、体育比赛等娱乐文化活动，为促进农民生活和睦幸福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特色文化户”等评比活动，并先后建成村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升文化素质。

3 东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对比

通过东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表1），资源、人才、技术等因素是影响东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制度与文化因素两地表现差异较小，并不是决定两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根本性因素。

表1 东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3.1 资源因素

西部地区气候条件较东部地区恶劣，不利于第一产业发展。由于地势广袤，运输成本高，限制了西部地区农业的集约化发展。某些偏远地区地形复杂且地理位置封闭，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在影响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第二、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较东部地区普遍起步晚，发展慢，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本积累。资金方面，由于发展初期收益难以见效，导致运营资金不足，缺乏有效的融资平台和担保体系，信贷额度不高，社会认可度低，造成运转资金不足。市场方面，西部地区农民缺乏市场信息和有效的销售渠道，缺乏明确的产业选择依据，缺乏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效应，招商引资困难，导致市场不景气。

3.2 人才因素

高级人才是产业与市场对接的优秀媒介，是村庄产业发展的有力杠杆。西部地区虽然也有村级干部的带领，但普遍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尤其是种、养殖业技术型、专业型、综合管理型和本土型人才，缺乏因地制宜的劳务中介服务机构、人事管理机构等。同时受市场经济和打工热的影响，西部地区多数年轻人选择外出谋生，导致村干部年龄普遍偏大，思想观念落后，综合素质不高，缺乏驾驭市场的能力，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3.3 技术因素

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机械化程度低，农民很难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西部地区70%以上的经营模式为家庭经营，产业链结构不完整［7］。由于农业产量不稳定，销售渠道不固定，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受到限制，结构单一，优势品牌少，辐射带动力不强。缺乏高科技农业技术、立体农业与培育新品种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对农牧民牛羊繁育及产销劳动力技能培训和技术支持的力度不够。

3.4 制度因素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下，东西部地区宏观政策背景差异不大，而具体的制度建设与实施上存在差异。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起步较晚，许多制度不完善、不系统，无法很好地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也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战略思维，多是围绕具体问题出台相关的规范、办法，制度的创新性、稳定性、系统性不足。

4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基础设施，引进商业资源

交通方面，应增加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加强与外部市场的沟通，为西部特色产品“走出去”和东部人才、技术“运进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资金方面，政府应为农村集体经济打通绿色通道，积极出台惠农金融政策和提供可靠的融资平台与担保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努力开发西部市场，引进商业资源，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龙头产业，巩固自身的经济发展壁垒。

4.2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内生培育力度

经济学家钟朋荣指出，“西部地区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企业家，西部地区要想发展经济就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企业家”，而保护企业家的有效途径就是要为中小企业家建“塑料大棚”，即建立培育企业家的良好机制。除了引进援建人才之外，更要强化内生培育力度，激发西部地区培养人才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激励机制、培训制度等加强整体人才队伍的质量，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持续性动力。

4.3 加强跨区域合作，盘活优势资源

技术方面，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如丰富的矿产资源、广袤的土地、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同西部地区固有的优势进行跨区域合作，使东西部合作实现全方位、立体式接轨，最终达到互利共赢，促进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互联网+扶贫”的发展技术，通过便捷高效的科技技术，为西部地区打开市场通道。通过东部地区滕头村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滕头村的立村之本是生态资源。在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除了技术、人才、资本的投入外，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