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

施 雨，吴雪莲，MUNTHALIG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尤其是疫情期间，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创，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高度重视。农户作为粮食生产者，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是确保粮食增长的重要举措。为此，基于农户角度的种粮积极性保护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提出要构建生产补偿机制来提升农户的种粮积极性［3］，并通过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4］，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开展了大量的农户种粮认知、意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激励对策［5，6］。根据农户自身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已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生计资本的变化影响着农户生产的意愿和行为，已有研究表明，生计资本的变化对农户的生计多样性［7］、种粮决策［8］、种粮意愿［9］和补偿模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影响。充分尊重农户意愿是保障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基础，深入剖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系统把握其影响规律性，对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江汉平原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但近年来，江汉平原田多、劳动力少，耕作粗放，且在比较经济收益作用下农户种植特种经济作物的面积增加，跟风养殖小龙虾，这势必影响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在此背景下，调查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了解其存在的问题，探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提高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江汉平原464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以期为提升生计分化中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1.1.1 数据来源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国家层面的农产品主产区。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0年4月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汉平原农户进行调查。选取了湖北省荆州、潜江、仙桃、荆门、襄阳5市，每个市随机选择5个村，每个村发放问卷20份，共计发放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64份，有效率达92.8%。调研的主要内容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作物种植面积及细碎化、种粮积极性、农户生计资本（农业收入、兼业收入、电子产品、家庭是否拥有农机、是否买过城镇商品房、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是否是村干部）等。

1.1.2 样本分析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见表1。在464份有效问卷中，种粮农户415人，占比为89.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部分江汉平原的农户仍在种粮。其中男性农户331人，占比为71.3%，这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农村部分男性滞留未能外出务工。劳动者受教育程序普遍不高，其中，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户354人，占比为76.3%，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60人，占比为12.9%。从家庭劳动力数量来看，劳动力人数在1～2人的占比为57.5%，劳动力人数在3～5人的占比为41.2%，劳动人数在6人及以上的占比为1.3%。从家庭种植面积来看，种植面积小于0.67 hm2的农户375人，占比为80.8%，表明当前农村依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同时种植面积大于2.00 hm2的农户占比也达6.7%，说明国家提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起到了一定成效。从家庭年农业收入来看，年农业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86户，占比为18.5%；年农业收入在1万～3万元的农户251户，占比为54.1%；年农业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的农户10户，占比为2.2%，这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普遍偏低，高农业收入农户较少。从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来看，66.2%的农户未加入生产合作社，加入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33.8%，这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产合作社不太了解或者当地的合作社经营状况不好。

表1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农户生计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维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参考相关研究［10-13］，结合研究区域农户的特征，构建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人力资本是农户最重要的生计基础，包括质量和数量方面，人力资本禀赋越好，越可能转向非农就业，主要是因为种粮效益比较低，会降低农户种粮积极性，也可能采用现代技术规模经营种粮，从而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选取了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H1）、劳动者受教育程度（H2）2个指标。自然资本是农户农业自然资源禀赋的表现，自然资本禀赋越好，种粮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可能更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选取了粮食耕种面积（N1）、粮食耕种地块（N2）2个指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是农户现有的物质生计基础，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越好，农户的生计选择越多，与人力资本一样，同时存在降低和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可能性；选取了电子产品（M1）、家庭是否拥有农机（M2）2个指标来衡量物质资本，农业收入（F1）、是否买过城镇商品房（F2）和兼业收入（F3）3个指标来衡量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户生计的重要外部资源环境，农户社会资本越好，对农业政策、种粮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认识越到位，更愿意种粮；选取了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S1）以及是否是村干部（S2）这2个指标。变量的具体名称、含义及赋值见表2。

表2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2.2 模型选择

1）二元Logistic模型。根据生计资本理论分析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重要影响。模型一般形式为：

种粮行为=f（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μ

在问卷设计中，将农户对种粮行为分为“是”和“否”2种情况，对应的问卷设计是“你是否种植粮食”，y=1表示种植粮食，y=0表示不种植粮食。分析此类问题，一般都采用离散选择模型，选择用二项式Logistic模型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Logistic线性函数形式为：

式中，xi（i=1，2，…，k）为实际观测到影响农户种粮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pr(y=1|x1,x2,…,xk)表示农户种植粮食的概率；β0为截距项，β1,β2,…,βk为各自变量对种粮行为的影响程度；μ为随机扰动项。

2）有序Logistic模型。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来衡量，分别为非常不积极=1、不积极=2、一般=3、积极=4、非常积极=5。农户种粮积极性遵循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假设存在一个能代表被解释变量Y但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Y*，Y有1、2、3、4、5五个取值。公式表示为：

式中，xi为解释变量集合，β为待估参数，μ*i为随机变量，服从独立同分布。假设C1＜C2＜C3＜C4为未知割点，则Yi可由Y*i表示如下：

当服从正态分布，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时，Y的条件概率分别表示为：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种粮积极性统计分析

经统计江汉平原农户种粮比例高，在464份调查样本中，种粮农户为415人，占样本总量的89.4%，不种粮的农户为49人，占样本总量的10.6%。但是，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不足，由表3可知，55.61%的农户表现出对种粮没有热情，处于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态度，有31.03%的农户对种粮表现出一定积极性，仅有13.36%的农户非常愿意从事粮食种植。总体上，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3 农户种粮积极性情况

2.2 回归结果分析

选择更多自变量能够更全面地分析问题，但也更容易出现变量间的多重共线，使模型失真。本研究运用SPSS 23.0软件对所选择的11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 检验。由 表4可知，0.733＜TOL＜0.949，1.054＜VIF＜1.36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再运用Stata11统计软件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4 变量间多重共线诊断结果

表5 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2.2.1 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

1）人力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由表5可知，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在10%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表明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越多，农户种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种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该结论和已有研究相符合，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素质及其种粮意愿分析中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非农就业的能力越强且机会越多，获取高收益的可能性越大，越希望在外拼出一番事业，因而越倾向于到城镇就业，但这也会导致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进一步降低［14］。

2）自然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粮食耕种面积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粮食耕种地块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表明农户的种植面积越大，地块越多，发生种粮的可能性越大。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15］，农地细碎化有利于低山丘陵区农户发挥在水稻生产中善于精耕细作的优势，以提高农地利用强度，且农地细碎化也可以分摊水稻生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16］。

3）物质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电子产品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表明物质资本越丰富，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越高。农户拥有的电视、网络、电脑等设备有利于其掌握种粮的政策信息，能够促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这一结论与蔡志坚［17］的研究结论相同，农户对互联网的使用意愿越强、使用频率越高，对种粮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越高。

4）金融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农业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农户的人均年收入是衡量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经济实力越强，越有能力选择种植粮食作物，越倾向于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购买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而提高生产经营能力，越容易发生种粮行为，并且以种粮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18］。

5）社会资本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正向影响农户种粮行为，参加生产合作社有利于增强村内关系网络，提高组织化程度。村内强关系网络、组织化程度高对农户是否种粮有正向影响［19］。是否是村干部也正向影响农户的种粮行为，村干部一般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对种粮的各种政策较为了解，并且村干部在乡村工作，转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大。

2.2.2 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运用Stata11软件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结果见表6，P值（Prob＞F=0.000）说明模型整体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数似然比（Loglikeihood）=-597.402，伪判决系数（R2）=0.074 8，说明整体拟合优度较好。

表6 有序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1）人力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人力资本指标中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H1）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H2）正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家庭常住劳动力人口越多以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就越高；研究结果与侯明慧等［20］的研究相符合，家庭常住人口越多的农户，转向非农生产的可能性较小，对土地的依赖性越高，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对农业政策和市场的敏感度更高，对粮食种植方式的探索更多，更能感受到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从而表现出对粮食种植有更高的积极性。

2）自然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自然资本指标中粮食耕种面积（N1）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粮食耕种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能使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3.5%和2.6%、4.4%，积极、非常积极的概率分别上升5.4%、5.2%。粮食耕种地块（N2）负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刘滨等［21］认为农户所拥有的耕地资源禀赋越好，生计资本中反映农户的自然资本越好，进而更愿意参加粮食种植。在平原地区，市场发育程度较高，耕地细碎化造成了工作时间上的浪费，增加了种植机会成本，所以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产生负效应［22］。

3）物质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物质资本指标中电子产品（M1）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家庭是否拥有农机（M2）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电子产品（M1）每增加1个单位，能使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3.8%、2.8%和4.6%，积极、非常积极的概率分别下降5.8%和5.5%。家庭是否拥有农机（M2）每增加1个单位，能使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5.7%、4.2%和7.0%，积极、非常积极的概率分别上升8.7%和8.2%。结合已有研究发现［23］，电子产品越丰富，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就越低，可能是因为电脑、电视的出现增加了农户向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所以降低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家庭拥有农机具和设施等资源越好，为农户种粮提供了越有利的生产条件，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越高。

4）金融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金融资本指标中兼业收入（F3）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兼业收入越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越低。兼业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能使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1.8%、1.3%和2.2%，积极、非常积极的概率分别下降2.8%和2.6%。农业具有弱质性，自然风险较高，所以农户为追求经济利益，选择更有稳定性的二三产业。兼业收入越高，种粮成本越高，农户更愿意选择非农生产，从而导致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

5）社会资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社会资本指标中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S1）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表明农户家庭成员加入生产合作社拥有的资源多，更愿意从事粮食生产。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社每增加1个单位，能使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常不积极、不积极、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47.1%、3.5%和5.8%，积极、非常积极的概率分别上升7.2%和6.8%。朱晓峰［24］认为，农户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其认识到种粮的重要性和价值，越愿意从事粮食生产。社会资本越丰富，特别是加入生产合作社，农户能够获得农业补贴，更容易掌握市场信息，更快接触到国家最新的惠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严峻形式和重要性认识程度更高，从而有更高的种粮积极性。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以江汉平原464份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构建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具体指标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样本统计结果来看，仅有44.39%的农户种粮积极性较高，还有15.30%的农户不愿意从事粮食种植，表明了江汉平原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农业生产依旧是很多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但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对于种粮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认知还不到位。

生计资本各指标均与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生计资本指标中有5项指标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具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粮食耕种面积、家庭是否拥有农机、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电子产品越丰富、兼业收入越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越低。

3.2 对策建议

综上可知，应当正视当前江汉平原农户生计分化的现实，利用生计分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完善种粮保护政策，从而调动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针对粮食耕种面积对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正向影响，国家应当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推动土地有序规范流转，进行规模化生产，增加农户种粮的收益，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2）针对家庭是否拥有农机、是否加入生产合作社对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有正向影响，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机的投入，鼓励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社。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针对拥有电子产品和在兼业收入对江汉平原农户种粮积极性的负向影响，应该积极引导农户利用电子产品学习种粮新技术，了解种粮新资讯，加深对农业政策的理解，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政府还应该提升农村居住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让农村变得有吸引力，留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留住当地年轻劳动力，引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