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成就之高,创造了世界奇迹。截至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60%。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实现新时代城镇化内涵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运用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脱钩模型、PSR 模型揭示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国外多数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Barney Cohen[1]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快速城市化发展会导致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现象。Matthew A 等[2]研究发现,较快的城镇化会明显增加CO2的排放量,而人口的增加与SO2排放量间呈现“U”形关系。国内学者主要对全国[3-4]、区域[5-6]或城市[7-8]等不同尺度范围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中多运用定量化方法,主要是耦合协调模型[5-6]、脱钩模型[3,7]、中介效应模型[4]、多元回归模型[8]。王小兰等[7]研究了绵阳市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脱钩的时空差异;杨秀平等[5]以生态脆弱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ArcGIS 技术和系统聚类法,分析了该区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程承坪等[4]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国内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认为城镇化发展会降低环境的质量,而升级城镇产业结构可提高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