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中的呐喊者

吴旭

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启蒙战士，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不言自明。他对中国社会弊病的深入认识，让更多的人警醒，对国民性的批判超越了时代，至今仍有其存在价值。他的文字与思想让更多的人走出愚昧，追求理想和光明。他选择的是一条韧性的战斗之路，就如野草一般，不惧惮践踏与删刈，直至死亡而腐朽。他愿意将绝望自己饮尽，而给青年灌输希望。他渴望着民族重生，渴望着青年建立起自己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这便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他的启蒙思想使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中国人逐渐睁开了眼睛，了解当前自己所处的形势，并试着寻找出路。他是中国最孤寂、最忧患、最清醒的灵魂。

鲁迅的启蒙思想与他的留日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的震惊感和耻辱感使他对中国的现状有了不同的认识：震惊感使他产生了一种急切的心态，急于将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传播到中国;耻辱感促进了鲁迅启蒙思想的形成，其启蒙思想的形成以弃医从文为标志。鲁迅感受到体格上的健全不足以拯救国民，思想上的改造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鲁迅对中国人的启蒙离不开他的国民性批判，他将隐藏于社会表面现象之下的丑陋的国民性揭露给人看，以此来唤醒麻木沉睡中的国人。他对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中国人痛心疾首，在《呐喊》自序中说出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鲁迅走上了奔波、呼号之路，使“愚弱”的国民多一点自我认识。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沾沾自喜的民族是无法轻易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自己的愚昧无知的。鲁迅最初的呼喊声如一粒小石子投掷在汪洋大海里，激不起太大的波澜，他在《头发的故事》中写道：“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尽管如此，但他依旧选择振臂高呼，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远行。对那些依旧不愿改变自己、信仰着腐朽、落后文化的人，他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七》中发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的痛斥。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二》，鲁迅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他引导更多的人走上自我改造之路，以此作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第一步，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思想中的“奴性”。

在鲁迅看来，中国漫长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提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另外，这种“奴性”伴随着“吃人”的传统意识。鲁迅意识到“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役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役使被吃掉的将来”。《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就是典型例子，他甘心被奴役，并妄图奴役别人的思想就是最顽固的奴性。这种封建吃人礼教使人的认识扭曲，也使社会的发展扭曲。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好像一把锋利的刀，切进国人病变或是腐烂长疮的伤口;又像是一位手持长刃的巨人，劈开笼罩着世间的黑暗，让人看到光明之路。

在这样一个“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时代里，鲁迅必定是寂寞的。这种寂寞使人犹如身陷荒原，就像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但是，这寂寞是自己的选择，就如《孤独者》里的主人公一样，“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人的一生”。这种寂寞犹如野兽的单独，而不是像牛羊似的结队，是力量的积蓄，而不是软弱者的联合。在这寂寞前行的道路上，鲁迅领悟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著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鲁迅的寂寞是充满战斗性和力量的，他的寂寞是对前进道路的探索，也是对众多人的明天的深思。

作为一个时代的呼号者，鲁迅先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扛起启蒙的旗帜，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唤醒人们前行的勇气和斗志。他以笔为枪，向着愚昧开战;以己为柴，点燃火焰，驱走噬人的黑暗。在《热风·随感录·二十五》中，他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他不会为曾照过别人的路而沾沾自喜、居功自傲，他的这份谦和是为了迎接更明亮的光和更美好的未来。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这才是进化之路。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愿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在为国人开路，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从满是荆棘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好让更多的人在梦醒后有路可走。他一直在前行的路上，即使是受了伤、流了血也绝不停下脚步，走在明与暗之间、黄昏与黎明之间、生与死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条韧性战斗的路，他选择生是因为“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孤独者》）。

作为鲁迅心灵写照的《野草》，于绝望中包含着希望。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告诫青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他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中鼓励青年：“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鲁迅就像《秋夜》里那个瘦的诗人告诉凋谢的花一样，告诉青年：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将唱起春词。他希望中国的青年满怀希望地去为明天努力、奋斗。他在《故乡》中说：“不愿意他们都如同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鲁迅清醒的灵魂让他产生了对国家民族深刻的忧患意识，也让他走上了孤寂的人生道路。而这一道路的选择又使他的忧患更为深沉，使他更清醒地坚守这条启蒙之路。在这么多年之后，人们似乎还能看到他那深邃望向未来的目光。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