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梁庄》中的女性书写

杨曼诺

《中国在梁庄》以其纪实性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悲痛人生。本文通过聚焦其中的女性书写，关注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通过生与育的悲剧来彰显女性的伟大，以期对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忽视的乡村女性对于家庭、乡村甚至社会的意义进行反思。

《中国在梁庄》是一部影响很大的非虚构作品，作者梁鸿通过撷取地处中原的梁庄，展开了一场非正式的田野调查，创作了一幅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快照。其中的女性书写为人们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女性提供了途径。

纵观整部《中国在梁庄》，可以看到乡村女性的书写是一个重点，这是梁鸿在构建其笔下的故乡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之一。对这些女性形象的书写与呈现是《中国在梁庄》的很大一个支撑所在。梁鸿在文本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可以使人们直观了解乡村女性的生存状况。而通过深入探究这些乡村女性的人生经历、遭遇甚至困惑，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更加了解城乡进程中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女性形象来反思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对于家庭、乡村甚至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

一、乡村伦理道德的压抑

梁鸿身为女性作家，以自身特有的细腻与感性的书写方式使得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她的这一书写方式与只注重内在的20世纪90年代私人化写作并不相同，梁鸿总是在短暂的感性情绪抒发后又回到客观冷静的叙事之上，将自身对所述故事的复杂情绪置于道德感或乡村文化的精神需求层面的反思之中，为个人意识转化为公共经验而努力。

梁鸿具有的女性意识使她能够观照那些被忽略的女性，最后上升到对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思考，这是她独特的书写方式，也是她让读者可以更加深入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女性的方式。由此可见，梁鸿在书写之余实现了她的社会关怀。

《中国在梁庄》中所呈现的在农村少见的对爱人的思念令人动容，而在梁鸿的记录下，这主要发生在乡村留守妇女身上。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留守妇女的内心真实感受一直都处于一种失声状态，实际上她们的婚姻、她们的爱情、她们的心理都受到了残酷的考验。

在《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一文中，春梅与根儿是感情极好的一对夫妻，为了生计，丈夫根儿在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外出打工，经年不回，而春梅独守在家，对丈夫思念成疾，因一直收不到回信，熬成了心病，最后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读者或许痛心春梅的遭遇，也或许为她对丈夫的爱所感动，但在梁庄人看来，爱情根本不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的评价角度全然不同——她怎么能这样？

乡村人的生存状态就是日复一日的劳作，伴侣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繁重劳作所带来的乏味感。但是对于乡村留守妇女而言，她们只能默默过着单调的生活。比起日复一日的劳作，更令她们恐惧的是内心的荒芜，是丈夫长期缺席而使之面临无人言说的困窘，长时间情感上的缺失也使这些女性的心理变得压抑。

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一切行为动机，都有性的色彩，都受性本能冲动的支配。神经症的产生就是由于性本能冲动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正常女性，春梅的情欲在丈夫外出打工的日子里被死死压抑着。如果说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冲动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春梅的性本能冲动便在不断压抑的过程中逐渐不受控制，她无处宣泄，于是对丈夫思念成疾，熬出了心病。由于婚姻无性，这就导致了留守妻子的压抑，也导致了妻子情感上的失衡甚至性格上的极端。

如果春梅能意识到她所难以启齿的渴望只是出于一种生理性的本能，或许就不会服毒自杀。身处乡村，社会伦理道德始终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道德，春梅无法正确看待自己的欲望，她不会在信中说“想你”;在等回信的时候怕别人看出来，非得拉上“我”;被婆子妈嘲讽为“花痴”后，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从未離开过家乡的留守妇女春梅在面对离家去找丈夫的建议时只能泄气，这里既有身处落后乡村而造成村妇从未出过远门的经历，她们听到去路途遥远的地方找丈夫“吓都吓死了”，也有更深层的原因，“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

在相对落后的地方，人们对人力的依赖远胜于对科技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使关起门来，也藏不住秘密，谁都知道他人家里的事情。春梅羞于被他人知道自己思念丈夫，加之本身要强的性格，最后成了一个悲剧。

身为留守妇女，春梅所面临的不只是身体上的劳累与情感的空虚，还面临着她用以维持艰难生活的精神支柱的倒塌，由此造成的悲剧令旁人震惊，也令她的丈夫根儿诧异，他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

乡村人习惯性地压抑身体、压抑性本能，而千百年来深受传统伦理道德规约的乡村妇女更是将这套压抑自我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她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事为自己发声，久而久之，不止女性自身难于启齿，身边的男性也会将这套压抑机制视作理所当然，所以面对春梅的自杀，根儿会如此诧异，村民也不能够理解。

梁鸿在谈及春梅的故事时，认真地反思道：“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这既是女性在千百年封建礼教制约下难以启齿的隐秘，也是当下社会发展中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春梅死了，但她的悲剧好像并未给社会带来应有的反思，至少没有带给梁庄人反思。梁庄的人们又像往常一样过着自己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二、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不同于春梅这样没有离开过家乡且不敢离开的留守妇女，菊秀是站在城与乡的边界，梦想去往城市但是被现实困在乡村的女性。

菊秀是一个怀抱理想的女子，考学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却依然在理想的道路上赤诚、热烈地追逐着，最后迫于现实过上了与理想背道而驰的生活。理想让她不愿留在农村，但现实是她为了实现理想而自觉留在了农村。在这背后，首先要探究的便是菊秀为何想离开乡村而去往城市。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比较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逃离乡村的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

留守农村，心向城市，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由于城市文明的冲击，读过书的菊秀比目不识丁的村妇想得更远，她不愿意局限在乡村，过一眼能望得到头的生活，而是渴望通过读书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实现阶层的跨越，过上理想的生活。

愈来愈多的乡村女性被城市吸引着离开乡村，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们多数时候都在城与乡之间往返徘徊，渴望获得城市身份和城市认同却往往难以如愿。

作为乡村女性，菊秀以及作者梁鸿都怀抱理想，并且热忱追逐理想，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她们的努力昭示着农村人精神世界的提升，且展示了努力如何化为实践，又是如何改变其原有的身份与阶级的，只是梁鸿成功了，菊秀失败了。有调查研究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相对于农村生源的女性而言，城镇生源的女性仍占据主要的高等教育资源。即在女性群体内部，存在较为明显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而且无论是从总体分布还是从专业分布来看，农村女性的入学机会都远少于城镇女性。”城乡的教育资源与机会存在巨大差异，这使得乡村女性的求学圆梦之路布满荆棘，且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菊秀与理想的生活方式无缘。

梁鸿说：“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未受命运青睐的菊秀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之中，最后，她对现实妥协，留在了乡村。城市承载着她的理想，吸引着众多诸如菊秀这样的乡村女性去投奔，但“进不去”的现实状态只能使其留在故乡，而心中对城市的向往、对理想的坚持又造成她们对乡村有一种距离感。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说：“女人的努力只不过是些象征性的骚动而已。她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男人想赐予她们的，她们什么也没有争取，只是在接受。”这警醒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她们的追梦之路远比其他人走得艰难，而其真正走向解放的道路又是何等遥远与漫长。因此，这些乡村女性所面临的困境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三、生与育的悲剧

从客观上来看，乡村女性一生的轨迹几乎是清晰可见的，从出生到出嫁，再到生儿育女，人生之于她们像是一个被划定好的框架，她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没有行差踏错，就是一位“不错”的女性。而每位女性一生之中奉献最多的阶段，就是生与育。

纵然男女平等的呼声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但是在大部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乡村地区，始终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这不是随着物质生活改善就能解决的问题，尤其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乡村世界，这样的思想观念仍旧根深蒂固。

焕嫂子作为梁庄中较为难得的“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女性形象，作者梁鸿对她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她认为“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焕嫂子“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焕嫂子自身也强调，老了以后只指望自己的女儿，甚至对儿子不如女儿疼惜父母的情形司空见惯，但是她仍旧想要生一个男孩，因为“得有个根儿”。焕嫂子在生下了五六个女儿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身体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损伤，但她仍旧深陷在要完成传宗接代这一“使命”中无法自拔。

一个家族如果没有男性后裔就意味着香火的间断，这对极为重视香火的农村而言是不被认同和接受的，所以，即便焕嫂子再能干，村民还是将其视为耻辱。过年回家时，丈夫的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由于没有生育男孩，焕嫂子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乡村熟人、同伴的围观与评判，那生不出儿子的“七仙女的命”使焕嫂子始终无法释怀。最后，在无奈之下，焕嫂子寄希望于算上一卦——要生七个女儿才能迎来儿子，这完全是自我宽慰和解嘲，既可笑又可怜。

对于乡村女性而言，她们一边对无法生育男孩感到自责，一边又在无尽的生育中充满了无力感。在乡村人眼中，生育对女性来说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生育男孩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萧红在《生死场》里将女性的生育称为“刑罚的日子”，她讲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村庄生与死的故事，是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毫无尊严的世界。在梁鸿笔下，梁庄的人们不再只把女人生育当作普通动物的生理机能，但是人们对于女性生育痛苦的忽视，对女性没有生育儿子的道德绑架仍在延续。梁鸿指出当生育“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会变得非常淡。”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对于女性生育的观念虽然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偏见，乡村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面临着生育男孩的困扰。

另外，像赵嫂这样年过半百的老年女性，她们熬过了生育的痛苦，也完成了生育男孩的“任务”，辛苦养大几个儿子，好不容易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抚养孙子、孙女的任务却接踵而至，“育”的痛苦还没有结束。爷爷奶奶抚育孙子、孙女仿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整个乡村都这么做，谁不做就是不道德。

伦理道德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深入乡村人的心中，尤其深入乡村妇女的心中，这种无声无形的“集体意识”对她们产生了如影随形的压迫。在乡村，居家的老人如果不帮在外打工的儿女带孙子、外孙，那将来自己的养老就会成为问题。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履行传统的孝道，例如，和儿子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得到尊重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被经济所捆绑时，不知道像焕嫂子这样拼命生男孩的乡村女性随着年岁渐长，在经历赵嫂这样的遭遇后，是否会反思自己当初的决定。当然，梁鸿笔下的乡村女性也并非只有压抑，人们从她的书写中更多看到的是乡村女性的坚韧与宽容，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赵嫂、五奶奶、芝婶等人的抱怨性话语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她们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

梁鸿关注到了焕嫂子、赵嫂的痛苦，同时也看到了她们的伟大。乡村女性以不可思议的韧性承受苦难，并消解苦难，在默默无闻中完成生命的延续。如果说男性的世界是可言说的、宏大的世界，那女性的世界则是润物细无声的世界，她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维系着文明的传承。

四、结语

在梁鸿颇具女性特质的书写方式下，村庄生活中阴暗乃至凶险的一面被揭示出来，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也被直观地展现出来。通过《中国在梁庄》中的女性书写，人们看到了乡村女性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痛，同时也感叹她们的韧性与伟大。这些具体的女性形象使读者开始反思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常常被忽视的乡村女性对家庭、乡村甚至社会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國在梁庄》体现了梁鸿对农村社会的深深忧虑与关切。

旧的乡村已经渐行渐远，人们怀着对旧乡村的怀想与回忆，希望乡村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乡村女性越来越好，但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