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世浮华走出的弘一法师

蔡晓伟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息霜，出身进士、盐商家庭。早期艺术教育家，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曾赴日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归国后一度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任绘画、音乐教员。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采用外国曲调重填新词，创作歌曲《送别》等，对中国近代早期艺术教育具有启蒙意义。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弘扬佛法，被佛教界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姿多彩，个性鲜明且特立独行。正如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先生评论的那样：“弘一法师由一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都是‘认真的缘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先生也认为：“李叔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分析。

出身富商，半世浮华;皈依佛门，半世苦行

李叔同出身于天津富商“桐达李家”，父亲经营盐业和钱庄，是一位典型的家境富裕、交游广泛的世家子弟。他读四书、习书画、吟诗词、精篆刻、彈钢琴、演话剧，留学东瀛，才华横溢，“二十文章惊海内”，同时还迷恋坤伶、诗妓和戏子，消遣秦楼楚馆，寄情风尘声色，享受半世浮华。人到中年，厌倦尘事，突然遁入佛门，一个华丽转身，半世苦行，成就了一代大德高僧。那么这种泾渭分明，判若两人，近似戏剧效应的嬗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就根据其人生发展的轨迹来作一次梳理分析。

出身庶子，地位卑微。李叔同在《初到世间的慨叹》中写道：“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伏笔。”这种压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他性格孤僻，脾气古怪，特立独行，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与他同时代的我国话剧艺术教育先驱之一、著名剧评撰稿人徐半梅就认为：李叔同脾气太怪，“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这是其出家的身份因素。

佛赐祥瑞，家庭熏染。李叔同出生时，据说有一只喜鹊口衔一枚橄榄枝放在产房的窗台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这枚橄榄枝也一直伴其终生。加上父亲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大娘和嫂子等都教其诵经，每到叔同生日必大举放生，父亲病逝时大做佛事，以及父亲遗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生安见我非僧”的影响等，李叔同幼小时便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玩起和尚念经和学放焰口等游戏，就有了敬佛亲佛的倾向，甚至“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这是其出家的家庭因素。

政见不一，背道而驰。父亲去世早，长兄为父。而李叔同比哥哥小整整12岁，哥哥的管教比较严厉。但叔同认为，哥哥言行不一、表里不同、攀权倚贵、嫌贫爱富，便渐生叛逆倾向，反其道而行之，有时还故意放浪生活、声色纵乐，终于厌倦人生，看破红尘。这是其出家的叛逆因素。

西湖任教，清幽绝俗。李叔同曾在西子湖畔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多年，非常注重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那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将其年轻时沾染的所谓名士习气洗刷干净，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静和平淡，一种空灵的感觉油然而生，清澈明朗。这从曾先后在该校任教的沈钧儒、朱自清、俞平伯和叶圣陶等名儒大家身上均能显现，他们大多是清幽绝俗的淡泊文人。渐渐地，李叔同的生活状态也变得内敛起来，喜欢离群索居、独处一隅、息交绝游。他，心有所属。而明镜般的西湖，“笛韵悠扬”“山色空濛”“钟声林外”，恰恰满足了他的需求，他曾在诗中写道：“一半勾留是西湖”。一次与好友在湖心亭吃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加之杭州浓厚的佛教氛围，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遁入空门。这是其出家的远因。

家道中落，消极悲观。随着国势日蹙，曾经富甲天津的“桐达李家”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911年，李家经营的最后一爿钱铺歇业，经济地位彻底丧失，终于家道中落。于此同时，李叔同搬出老宅，奉母南下。家族的分离，也给他带来情感上的裂变，莫名伤感。不久，母亲又不幸病逝，维系封建大家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不复存在。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巨变，加之家族内部的变化，多多少少在青年李叔同的内心渐生消极悲观遁世的情绪。出家，也就成为他寻求精神慰藉，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完善”的方法。这是其出家的外因。

精神导师，熏陶渐悟。1902—1903年间，李叔同与马一孚相识并频繁交往，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弘一圆寂。马一孚曾游学日美，饱读经书，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佛学家。李叔同对其很是推崇：“自去腊（去年）受马一孚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马一孚可谓是李叔同的“精神导师”，是其学佛道上的引路人。这是其出家的诱因。

道德为本，儒释相通。李叔同的父亲为进士出身，本人也曾以监生资格两次参加乡试，虽两度落榜，但他始终认为“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李叔同最后由儒入佛、由尘世而归于空门，或许与此种追求有关。他在留日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的诗句就可以佐证：“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后来，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曾说：“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在他看来，佛教是积极的、救世的。这一点，儒道和释教是相通的。这是其出家的内因。

断食修行，除旧换新。夏丏尊曾给李叔同推荐了一篇关于断食修行的文章，称可以帮助其身心更新，从而达到除旧换新、改恶向善的目的，使人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李叔同年幼时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神经衰弱症等，便也想以此一试，既能治病，又能修身养性，何乐不为呢？！于是，1916年，李叔同在西子湖畔的虎跑寺开始断食三周。断食期间，他感觉“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李叔同内心澄澈干净，自觉已然重生。他在断食期间还写下了一篇《断食日志》，不过直到他圆寂后，才于1947年刊登在上海《觉有情》杂志上。这是他出家的近因。

两受刺激，终下决心。就在断食体验后不久的那一年除夕，李叔同没有回家与亲人团圆，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有一天，马一孚的朋友也入山习静，没几天，竟毅然绝然地剃度出家，皈依佛门。李叔同目睹其受戒的全过程，内心受到强烈刺激，心生向往，遂于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发心皈依三宝，拜了悟禅师为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成为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由于考虑到出家的种种困难，李叔同本打算“先做一年居士，转年再行剃度”，因此经常是寺庙——杭州——南京间来回奔走，非常辛苦。夏丏尊很是后悔，一次激动地对李叔同正话反说：“与其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倒清爽！”一句气话，不想竟再次刺激到李叔同，促使其下了最后的决心——剃度出家！同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日，李叔同到虎跑寺落发受戒，由慧明法师剃度，正式成为一名僧人。这是其出家的直接因素。从此，半世浮华半世僧，尘世再无李叔同。其实早在他做居士后的一个多月，李叔同在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已经流露出了剃度的念头：“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世。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朋友的一句气话，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现实苦海，早求解脱。李叔同遁入佛门苦修，在客观上是对自己过去生活和现实世界的一种否定。从世家子弟到风流儿郎，从披发佯狂到洗尽铅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旦醒悟，苦闷不堪，但又无可奈何，只能遁入佛门，潜心修持，超越现实，以求解脱。同时在主观上，因为自己身体自幼羸弱，经常生病，入佛门苦修，是为了自我生命的完成。弘一法师曾袒露心声：“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出家以后，时为疾病所苦，每次生病，都给他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苦痛，总会流露出早脱苦海、往生极乐的愿望。这也是其出家的主要因素。

当然，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以上只是浅略归纳分析了十种。其实，其中最重要的，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也就是两三个方面，其他都是从属因素而已。

精研戒律，重光律学;发誓朝宗，终未如愿

出家后的弘一，一开始就对佛教戒律学的研究执着专注，这在僧人中是非常少见的。原因是马一孚居士送給他的两本书：《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前一本书是明末高僧藕益智旭法师的律学精神旨要，而后一本书则是明末宝华山见月法师为传戒所制定的戒律标准。由于当时佛门戒律废弛，很多僧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戒律可以遵守，长此以往，佛法将无法长存，故弘一法师受戒后下决心要学习律学，“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小时”，以戒为师，戒行精严，完全严格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行事。

中国佛教律宗的实际开创者是隋末唐初的镇江（丹徒）人道宣。他从律学大师智首学习各种戒律，尤其学得《四分律》的精髓，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和《四分比丘尼钞》等律学五大部，皆为律学之要义。因其长期居于终南山，并在山上构建起他的律学规范，故后人称南山律宗，道宣则被尊为南山律师。明末，三昧律师分灯于镇江宝华山，整修寺庙，入主隆昌寺，并任见月为监院，使该寺得以中兴。后来，三昧传法席于见月，见月始精研律藏，并编定了《宝华传戒正范》，影响深广。他主山30年，为各方所推崇，使隆昌寺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律宗传戒场所。因此，宝华山被誉为“律宗第一山”，而见月也被尊为宝华律宗第二代祖师。见月和尚墓，又称见月律师塔，位于寺西北半山腰，建于清初，石冢为环形结构，墓塔由三块巨石垒成，高约2米，上刻莲瓣纹，中间石刻“传南山宗中兴止作宝华第二代见月律师塔”字样，塔顶呈圆盆状，是江南高僧墓葬形式的重要代表，保存完好，为江苏省级文保单位。

弘一法师曾在佛前发誓，要重光律学。终其一生，都在学习、研究和传授戒律，并用四年时间，于1924年8月撰写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这是弘一法师出家后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使淹没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学得以流布世间，成为自宋代以后律学的第一巨著。因此，他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由于见月律师所编《宝华传戒正范》多用骈体文，僧众难以理解，故弘一广为传讲。同时他还重新校阅、标注见月老人所著自述行脚参学经历的《一梦漫言》，并作《见月律师行脚略图》。他曾在杂记中说：“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华山（即宝华山）礼塔（即见月律师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也。”弘一法师是一位追求“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言行如一、醒梦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和“言必行、行必果”的大德高僧，但不知为何，这一愿望似乎最终并没有实现。

一生名号，何其之多！随境而生，寓意明显

李叔同一生名号别署甚多，自述“生平易名字百十数”，可靠的即有70余个。他的学生、中国知名音乐家刘质平说：“（李叔同）所写笔名同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学者陈星推论，这种情况或许与李叔同的性格有关。也有人说，李叔同因为害怕为名所累，出家后便随手签署，故此别名很多。笔者则认为，李叔同的名号虽多，但并不都是随手乱签的，有不少是随境而生，且明显表达着某种寓意。现按年代先后，分述如下：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谱名“文涛”，乳名“成蹊”，典出《史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津名士赵幼梅取《佛经》中“伯叔壮志，世界大同”意为其取字“叔同”，学名“广侯”，号“漱筒”。

1898年，李叔同初次南下上海就小有名气，曾以“惜霜”“当湖惜霜”和“惜霜仙史”等名字先后在《春江花月报》《消闲报》和《笑林报》上发表作品，故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说。

1900年，李叔同与“城南文社”的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和张小楼志趣相合，诗文唱和，并拜为金兰之好，结成“天涯五友”。李叔同应许幻园的邀请，搬进上海城南草堂居住。因客厅挂“醾纨阁”匾额，后许幻园又增题“李庐”二字，故李叔同又有了“醾纨阁主”和“李庐主人”的别号。

1902年，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为名，在杭州参加乡试。

1905年，母亲的去世，使李叔同失去了“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和忧愁”，因此改名“李哀”，字“哀公”。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筹办《音乐小杂志》，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本音乐启蒙类刊物。他署名“息霜”为这本杂志作序。同年，又以“李岸”为名，正式进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

1912年4月，李叔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在上海与柳亚子、苏曼殊和陈无我等一起担任新创刊的《太平洋报》主笔，并负责编辑广告和文艺副刊。在发刊祝词栏中，他署名“江东少年”发表贺语。同年，还以“凡民”为笔名，先后在该报发表《广告丛谈》和《西洋画法》等文。

1913年7月16日，在写给好友许幻园的信中，李叔同落款“李息”，后又称“息老人”。

1914年，李叔同曾在《乐石社社友小传》中自述：“李息，字叔同，一字息翁。……生平易名字百十数，名之著者：曰文涛，曰下，曰成蹊，曰广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同，曰漱筒，曰惜霜（惜霜仙史），曰桃谿，曰李庐（李庐主人），曰圹庐，曰息霜。又自谥曰哀公。”

1916年，李叔同在虎跑寺断食修行，体验深刻，“能听人平常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这一次脱胎换骨的修行，被李叔同视若重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人生体悟，他取老子“能婴儿乎”的语意，给自己取名“李婴”。断食期间，他还打算今后易名“欣”、字“倣同”、号“黄昏老人”等。这一时期，李叔同的信仰实际上并未定型，闲暇时常看理学书和道家书，案头就放着《道藏》，还自称“欣欣道人”。

1918年2月25日，李叔同在虎跑寺拜了悟法师为师，皈依三宝，为在家弟子，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8月19日在虎跑寺正式落发为僧。

1920年，弘一以“昙防”名回信。

1921年又以“昙昉”名落款。

1924年，弘一先后用“胜臂”“善臂”和“胜髻”等名;同年11月又用“论月”名，后因名字歧异，邮局时生疑议，“希勿再用‘论月二字”。

1926年，弘一改用“月臂”名，并自刻“沙门月臂”“沙门胜髻”“沙门演音”和“沙门昙昉”等印章;又用“胜立”名。

1928年，弘一曾用“弘裔”和“僧胤”名寫信。

1931年，弘一改用“亡言”名落款。大概是有一次大师病重，曾手书偈语，其中一句“问余何适，廓而亡言。”

1933年，弘一请李晋章居士（弘一侄）制印，“其文字乞于下列数名中随意选之：亡言、无得、吉目、胜音、无畏、大慈、大方广、音、弘一。”

1934年，弘一用“髻目”名。

1935年，弘一又用“月幢”名。

1936年，弘一再用“一音”“月音”名。

1937年，弘一在《闽南十年之梦影》一文中说：“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1939年3月25日是弘一大师亡母谢世34周年，他在一册《前尘影事》上专门作了题记。这段时间，他深深陷入生命之初的回忆，经常梦见童年时的情景，因此也经常用“善梦”的名字。

1940年，弘一兼用“梦”“晚晴”或“晚晴老人”等名。

据李叔同次子李瑞回忆，有一年其父从上海带回天津四个大皮箱，上面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所谓“庶同”，实际上含有自己虽是“庶出”，但与其兄相同、平等的寓意。李叔同在为自己和母亲正名分。另外，李叔同还曾用过“李良”“李布衣”“龙音”“髻严”“如眼”“瘦桐”“舒统”“广心”“吉臣”“大心凡夫”和“化人幻士”等名。更有意思的是，李叔同年轻时喜欢养猫，1896年，他居然在信封上自己署名“天津猫部缄”。

李叔同与镇江的不解之缘

虽然李叔同曾一度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职任教，经常经过镇江而奔走于宁、杭之间;虽然他也曾发愿要上宝华山礼拜见月律师塔，可终其一生，笔者并未发现大师曾落脚镇江的任何蛛丝马迹。但这并不代表他与镇江就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大师与镇江有着许多不解之缘。

李叔同在书画方面颇有造诣。镇江丹阳人，中国近现代著名书画家、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正则绣”（又名“乱针绣”）创始人吕凤子先生认为：“严格地说起来，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有的许多资料看，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成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推动者。”刘海粟晚年也这样讲：“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个人。”吕凤子曾任国立美专的校长，潘天寿是该校教员，吴冠中是其学生，吕先生还曾免费教授徐悲鸿学素描。所以，吕凤子先生的话当在书画界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

1900年，李叔同与朱梦庐、高邑之和乌目山僧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社）。而乌目山僧幼年曾在金山寺（江天禅寺）受戒，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又号楞伽小隐。1919年为栖霞寺（金山寺分宗）住持，与章太炎友谊深厚，与孙中山、蔡元培等交往也很密切，为同盟会成员。他活跃于僧俗两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度还俗，出入豪门，交接权贵，涉足政治，被称为“革命和尚”，且与“犹太财商的外国妻子有染”。后来重返金山寺，研习佛典。虽然李叔同赏识他在书画方面的满腹才华，但绝不接受他这样子糟蹋不羁的品性，此后二人再无联络、不再往来。这也许就是李叔同镇江之行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之一。

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参加以“研究学术”“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为宗旨的沪学会。该学会由马相伯等组织。马相伯是镇江丹阳人，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启者。他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1905年，他又凭一己之力兴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并兼首任校长。该校先后培养和影响了蔡元培、于右任、竺可桢、李叔同、陈寅恪、黄炎培和邵力子等一批大师级人物。同时，马相伯还曾助其弟马建忠编著中国第一部系统性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大约是在1913年冬季的一個清晨，大雪狂舞，好友许幻园站在李叔同家院子里高喊：“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掉头就走。李叔同站在雪地里整整一小时，然后返身回屋，把房门一关，挥泪写下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传世佳作。其实，这首《送别》是李叔同受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创作的歌曲《旅愁》影响，重新填词创作的。《送别》无论是歌词的句式还是意境，都与《旅愁》十分接近，应该说是受到《旅愁》直接的影响。而这两首歌曲的旋律都是源于美国作曲家J·P·奥德威创作的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后来《送别》因在《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等影视片中多次被用为插曲，逐渐为世人耳熟能详、盛名远播，遂成为李叔同的代表作。其中“夕阳山外山”一句，便出自于清代诗人龚自珍所作的《己亥杂诗》第272首：“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而李叔同是熟读该诗的，他曾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同学会上引用过这首诗。

1920年，“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在调任前，去杭州玉泉寺与弘一法师道别。不想弘一法师对袁说：“你前生也是和尚，要朝夕念佛。有一本清朝人周梦颜写的《安士全书》必须阅读，不可忘却。”当时袁希濂不以为然。1926年，袁在丹阳县任内，得到一本《安士全书》，赶忙阅读，始恍然于学佛之不可缓，于是在官署中设立佛堂，朝夕念经拜佛。同年3月，丹阳城内大火。袁希濂亲临现场指挥救火，井河皆抽干，大火仍熊熊，无计可施。袁希濂便默诵大悲咒，祈求火息。说也奇怪，一刻钟后，楼房坍塌，火焰遂息。后袁希濂回上海，在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成为居士。

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法师是中国当代高僧，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还先后任栖霞山栖霞寺、宝华山隆昌寺和灵山祥符寺方丈等，精通三藏，戒律精严，定慧双修，学识渊博。茗公十分敬佩弘一大师，在他生前日记中，有20多处提到弘一法师。譬如茗老一次对僧众讲经，就是以弘一开示后学的“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八字为题，借题发挥，勉励大众;还有一次茗山准备讲《四分戒本》，晚备课至12点，感叹到：“受弘一大师教益不少”。画家李亚曾往焦山拜望茗老，赠《弘一大师手抄阿弥陀经》一部，茗公如获至宝，心甚感激。李老并请在准备送给新加坡净宗学会的另一件弘一大师手迹上题字，茗老欣然以虚云老和尚的两句话题曰：“问余终日浑何事，一句弥陀万虑舒”。

至于李叔同出家后精研律学，推崇见月律师，发愿往宝华山礼拜一事，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总之，李叔同一生与镇江有许多缘分，却没有留下任何到过镇江的痕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