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兰芭蕾舞团的帕金森舞蹈项目”看艺术机构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和社会响应

马萱

（中国戏曲学院，北京 100192）

一、关于苏格兰芭蕾舞团的帕金森舞蹈项目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苏格兰帕金森症治疗舞蹈项目成立于2016年，课程采取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方式，旨在帮助患有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具体由爱丁堡舞蹈基地和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芭蕾舞团开设芭蕾舞在全国推广帕金森症治疗舞蹈项目。保罗·哈姆林基金会为该项目资助了295,000 英镑。据统计，苏格兰帕金森病患者人数将达到一万人，这一数字在未来25年内还将继续增加。研究表明，舞蹈在体能、精神和社交方面有助于退行性疾病患者。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下，参与者将在运动技能方面得到复健，特别在柔韧性、平衡性、协调性和身体姿态方面。参与者表示，舞蹈课程对姿势、动作和自信心树立的效果立竿见影。复健课程包括即兴创作、声乐技巧、记忆训练和多任务活动等。[1]

苏格兰芭蕾舞团参与主任凯瑟琳·卡西迪说：“我们很高兴能拓展与舞蹈基地的合作，为苏格兰的帕金森症患者提供舞蹈课程，为他们提供独特而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人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变，非常有成就感。”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机构拥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一个舞蹈项目延伸了艺术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

苏格兰芭蕾舞团作为一家艺术组织，在不断变化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运作，公众

监督也日益增多。整个艺术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都需要处理各种法律和伦理问题。艺术管理人员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对多个对象负责（如董事会、职员、艺术家、捐助者和公众等）。除了法律问题，需要有意识地提高道德准则的敏感性，包括但不限于艺术自由和审查制度；金融支持的来源；对艺术家，实习生和员工的补偿标准；个人在不同艺术机构中的责任和获取更广泛的社会公平等。苏格兰芭蕾舞团的管理者借助舞蹈的特点为广大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善，因此，让我们思考在艺术管理的过程中艺术机构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和社会响应。

二、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社会响应的内涵辨析

关于组织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早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传统经济观和和改良经济观。传统经济观也称为古典观点或传统观点，主张管理当局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把资源和能源用于以增加盈利为目的的活动中。[1]他认为，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从股东的最佳利益出发来从事经营活动。当管理者主要将组织资源用于“社会利益”时，都是在增加经营成本，这些成本要么高价转嫁给消费者，要么降低股息由股东所吸收。而持改良经济观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经济观的不同看法，改良经济观认为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义务，而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一个真正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要追求利润、遵守法律、重视伦理、广施慈善。企业管理者的任务在于使企业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总价值，而不仅是将股东投资回报率最大化，他们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对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改良经济观认为管理者应该关心长期财务收益的最大化，必须承担一些必要的社会义务及相应的成本，除了要以不污染环境、不歧视、不发表欺骗广告等方式来维护社会利益外，还要在有益于社会、社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由Sheldon1924年提出，但在文献里具体阐释的是1953年Howard R.Bowen 出版的《商人的社会责任》，在文中Bowen 认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决策和行动的义务。[2]此外，Keith Davis 认为商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利相称 (即著名的“责任铁律”),而且社会责任活动很有可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经济回报。同时还提出了社会义务和社会响应。[3]1971年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社会责任“三个同心圆”的概念[4]。国内学者邵冲在其《管理学原理中》将社会义务定义为：“社会义务是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尽了法律所要求的义务。”[5]如果一个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其行为达到了法律的最低要求，我们就说它承担了社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追求社会目标仅限于社会目标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经济目标的程度。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法律所要求的义务。这个定义是以组织（无论是承担社会责任还是没有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法律为前期的，或者说是以企业承担社会义务为前提的。对一家依法纳税的企业，我们只能说它承担了社会义务，还不能就此认为它承担了社会责任，因为依法纳税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义务。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具有比社会义务更高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已经密不可分，只单纯从经济利益思考企业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还有一些演出的机构的演唱会虚假宣传或者演出机构以人体缺陷作为演出卖点，都是违背伦理道德，无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日本四季剧团在2006年建成的四季艺术中心，本着节约能源、保护地球环境的社会责任，在屋顶设置了1540 块太阳能电池，通过吸收太阳能，一年可以产生29 万2000 千瓦的电力，这些电力不仅用于排练厅的照明和音响设备，同时每年可以减少192 吨二氧化碳[6]，不仅节约了开支而且为防止地球变暖贡献了力量。悉尼歌剧院过去十年一直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资源浪费，同时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2014年，它在音乐厅内用定制的LED 灯取代了白炽灯泡，使场地电力消耗减少了75%；2017年，它采用新的建筑控制系统，以监测能源和水的使用，并根据气候适当调节用量；另外，悉尼歌剧院还利用海水冷却装置，优化建筑物的供暖和制冷系统，节省了9%的能源。悉尼歌剧院首席执行官路易斯·赫伦（Louise Herron）说：“我们有责任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减少碳排放，并激励社区去做同样的事情。”社会响应是企业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的能力和行为，它强调企业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管理学家Carroll 认为，按照企业的社会响应程度可以划分4 个连续级别，即从反对（reaction）、抵御（defense）、到迁就（accommodation）和自觉（preaction）.社会响应是组织为应对某种普遍的社会需要而从事的社会活动。社会响应强调对社会价值准则变化的识别、强调对变化做出积极反应。社会响应使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有了更明确、更可实现的目标，但同时也将社会责任变成了响应社会变化的手段。如某家餐馆在20 世纪90年代宣布，它不再提供用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只能说它是对社会的响应，而不是说它承担了社会责任，因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社会压力，使它不得不这样做。社会责任是一种比社会响应更长远的道德标准。例如Lady Gaga 与公益组织Global Citizen 共同发起慈善演唱会“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通过YouTube、Twitter 等途径在全球同时播出。演唱会时长八小时，从主持人到参加者都是各国的名人，席琳·迪翁（Celine Dion）、朗朗、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等近百位世界各地知名音乐人在家中参与演出，在线观看的人数大约有27 亿人，共计筹集1.27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5 亿元），善款捐赠给世卫组织对应基金。这一行为我们看到了来自艺术家的社会响应，同时有些艺术机构、艺术家长期在做公益事业，肩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根据响应级别，艺术机构对社会事务的响应可能是即时性的，也可能是过程性的。

三、艺术机构的道德伦理环境与战略思考

艺术管理者在每天的管理活动中会面临很多道德伦理问题和管理困境。例如，拍卖公司花钱雇佣“托儿”在竞拍的时候，故意烘托价格，这是有道德的行为吗？某演出机构的演出项目以展示人体缺陷为噱头吸引观众，这是有道德的行为吗？某演出经纪公司为了售出歌手演唱会的门票，故意制造全城票将要售罄的假新闻诱导消费者，这是有道德的行为吗？演出票务公司和“黄牛”合作炒作演出票价格，这是有道德的行为吗？演出经纪机构之间恶性竞争哄抬外国艺人的出场费，从而造成该外国艺人的出场费高过在其它国家，这是有道德的行为吗？作为艺管者，当你面临类似的问题时，你会怎样处理？当艺术管理者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时候，他们需要慎重考虑道德因素。

从长远来看，符合伦理道德的企业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符合伦理道德的领导才能获得员工下属的认可。如果艺术机构的社会响应的过程性的响应，把社会事务仅作为一种环境干扰因素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行为，艺术机构应该把社会事务纳入企业的战略规划层面，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与社会响应一方面规划到职能层战略中，制定具体社会事务活动目标，变响应为自觉。另一方面，将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社会响应放在企业的整体战略中，融入整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