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继畬的近代民族意识

裴文花

【摘要】 19世纪的中国正由传统向近代被迫转型，在这一转型初始期，颇具近代化眼光的知识分子徐继畬在炮火之下重新认识西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民族意识的主张，其思想中体现出的近代民族意识对于国人打破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促进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 徐继畬;近代;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4-0059-02

19世纪中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之下，中国被迫纳入世界外交体系。在处理中西方关系时，清政府从“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经历了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而徐继畬是在一片“华夷”话语中勇于突破，提出新的世界地理观和“大变局”论断的先驱。目前学界关于徐继畬的研究多以其代表作《瀛寰志略》为视角，探究中国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过程，如王先明《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究其民族意识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对近代民族观念产生的启蒙作用。

一、徐继畬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原因

徐继畬（1795-1873年），字松龛，清代代州五台（今山西五台）人。1826年选庶吉士， 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1833年又迁为陕西道监察御史。鸦片战争爆发后，调任汀漳龙道，后历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闽浙总督[1]611-612，在沿海通商事务中与西方列强接触颇多，为其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晚清以来，天朝上国观念和闭关锁国政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王朝仍简单地认为只要停止与西方贸易，西方国家便会失去物质来源，从而被其制服。然而事实远非如此，1840年6月厦门之战的战败使厦门、鼓浪屿相继失陷，当时绝大多数官员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所震慑，但内心仍视英军为低人一等的逆夷，如林则徐奏称：“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2]

而徐继畬则不同，对于战事他能理性分析双方之利弊，清军不擅水战而英军船坚炮利“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至于登陆步战，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已证明无法抵御敌兵所用之“自来火之小枪”[3]。同时又分析英军作战心理不仅为攻略城池更以经商牟利为主。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他提出“大变局”论，主动认识并学习西方，平等地看待西方奠定了基础。

1842年9月，徐继畬任福建布政使，奉令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这是徐继畬思想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办理通商事务的过程中，对徐继畬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传教士雅禆理。

1844年，徐继畬同英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见时，雅禆理作为记里布的翻译出席，谈判之余徐继畬向雅禆理提了很多关于世界地理的问题，此后两人又进行过几次会晤，此时他正在着手编纂《瀛寰志略》，关于世界的前所未有的认知使他逐渐放下了天朝大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开始探索西方，最终促使他投入西学研究，无疑这也是徐继畬日后对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又一现实基础。

二、徐继畬近代民族意识的主要内容

（一）冲破华夏中心观

华夏中心观几千年来一直占据着国人思想的主导地位，华夷之辨理论以及华夏中心观根深蒂固，因此在对待西方列强时，华夏中心观仍支配着清廷。19世纪中葉，以徐继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列强入侵下重新认识世界，逐渐打开了国人认识新世界文明的大门。徐继畬作为千百年来“以中土人详考世界”的第一人，在其代表作《瀛寰志略》中，利用近代地理科学，备图四十四幅，总述世界分四土，水分五洋，分述各洲各国之疆域、种族、人口、建置、沿革、物产、风俗、宗教等[1]611，冲破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观的话语体系，体现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地理观念，使国人逐渐认识到，清王朝不是世界的中心，成为中国“天下观”解构的前奏。

徐继畬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考察也较为深刻。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畬所著《瀛寰考略》云：“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 [4]他在“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这句话下加以圈点，意为强调，其中美国实行的民主选举、任期有限和清廷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王朝称西方人为“夷”，其语言为“夷语”，商人为“夷商”，魏源的《海国图志》仅在《筹海篇一·议守上》中所用“夷”字就达139处。

由此可知，即便如魏源这般近代思想之先驱，仍不能摆脱传统的华夷体系，而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凡涉及西方国家时常用“泰西人”“域外诸国”来表述，或直接称为“英吉利”“英人”“花旗国”等。在描述西方人形象时，徐继畬突破了传统的视西人为未开化的“蛮邦丑类”，谈及被称为“红毛夷”的荷兰人时，徐继畬写道：“其民俗朴实耐劳，节衣缩食，治生最为勤苦。无游民，无盗贼，利之所在，不远数千万里。”[5]他将中西方放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突破了天朝上国的观念，因此《瀛寰志略》可谓是开眼看世界的较早宏著，从中也可一瞥徐继畬的近代化民族意识。

（二）提倡教育救国

1852年冬，罢官后的徐继畬回到家乡五台县东冶镇。在1856—1865这十年间，徐继畬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6]。1856年，他接受平遥官绅的邀请，主讲超山书院并担任山长，在主持超山书院期间，带领地方士绅集资整修书院，装修了三楹讲堂，增修了十间房，并亲题“敬业乐群”。至此，书院共有四十三间房，为进行教育事业修建了良好的基地。徐继畬每月给全院学生授课一次，授课方法常常采用讨论式，师生共同思考问题或同时作文，然后将自己所作时文给予学生参考比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同时，徐继畬还制定了超山书院课程，他从明清两朝时文中选出三十二篇，分机法、理境、笔路、议论四编，每编八篇，题曰《举隅集》雕版问世，又将从不示人的《后汉书》也进行批注并借予生徒阅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中国科学教育之先风。

近代以来，清王朝被迫纳入西方外交体系之中，纷繁复杂的中外交涉急需培养通识中外语言的多方面外交人才，1862年，清王朝正式开设京师同文馆。1865年徐继畬被再诏入京，1867年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积极改革同文馆，谋求自强之道，宣传教育救国[1]612。徐继畬虽年逾七十，仍扶病入京，为谋求教育救国而努力。上任之后，他对同文馆进行改革，“专学天文地理算法，兼用西洋人引导”[7]，大胆聘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将之前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的同文馆改造为以学习外文为主同时兼采多门学科的综合性近代科学学校。以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和其《瀛寰志略》为教材，并采用西方教学模式来制定教学课程，确立招生制度。徐继畬对同文馆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复兴中国教育，培养综合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徐继畬近代民族意识的影响

徐继畬作为民族危亡之际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体现的近代民族意识对于中国民族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瀛寰志略》一书重塑了人们从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到新世界地理观念的认知体系，具有近代世界地理学的雏形。同时浸润在地理知识中的中西平等观，两者又相辅相成，由表及里，使人们对西方国家的考察不再简单停留在地理学。此外，其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的落后观念，并且指出了清王朝的落后和故步自封，给后来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以强烈的启发，为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徐继畬曾在《瀛寰志略》中首次宣扬了民主共和制度，并高度赞扬华盛顿开创的民主制度，谓“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8]此说无疑是对君主专制的一次宣战。郭嵩焘对《瀛寰志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9]

由此可见，徐继畬的近代民族意识在当时首开风气，为之后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提供了方向和指南，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

四、结语

十九世纪初中西方的直接碰撞，是近代国际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节点，而中國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在遭到西方列强打击之后却仍处于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之中。在这一转型时期，徐继畬敢于打破传统的天朝意识，从战败中深刻反思，主动以平等的姿态倡言学习西方并付诸现实，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不甘落后，变法图强的先进人才和有识之士。他所具有的近代民族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之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真可谓中国近代民族观念的启蒙者。

参考文献：

[1]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五台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7.

[3]白清才，刘贯文.徐继畬集（一）[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652.

[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4.

[5]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94-195.

[6]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605.

[7]尹素敏.从经世走向洋务：徐继畬[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

[8]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省志（人物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8：819-820.

[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