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序到失控：苏联体制运行中的政治不稳定

摘要：亨廷顿认为“复杂形式的政府”相较“形式简单的政府”具有稳定性。前者指具有多个权威政治机构，而后者拥有权威的政治机构偏少。原理为，当多个权威政治机构中的一个失灵时，其他机构能迅速补缺解决问题。当然，要使具有多个权威政治机构有序发挥作用需要高度制度化，而此是以制度复杂性作为支撑的。在列宁时期，苏共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倡导共产主义信仰等制度措施，有效应对了危局。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有效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又以共产主义信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及对未来的期盼。这两个时期的体制具有稳定性，是因为制度的复杂性超过了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当这一制度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环境较之以前复杂程度加深了，但戈尔巴乔夫的制度改革却没能增强制度的复杂性，却反其道而行之，简单化推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得体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下降，大张旗鼓的“新思维”拆解了党国一体的政治制度，冠冕堂皇的“公开性”却加剧了社会环境的复杂化。这一切都加剧了政治不稳定，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关键词：政治不稳定;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4-0035-07

苏联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在运行近70年后轰然倒塌，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量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分析，苏联作为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联邦制国家，在其解体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政治不稳定的特征。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逐渐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①，这一套体制相对于当时被国家接管的社会环境来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民群众产生了许多新的诉求。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稳健的策略，逐步推行制度改革，而选择突进式的大规模制度革新。这种改革忽视了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超出政治制度的约束范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中，苏联体制始终没有回应复杂化的社会环境，最后导致了政治不稳定。

一、苏联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学界对于苏联解体做出的诸多解释中，可以将苏联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斯大林模式”的僵化、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或“背叛”、以及前两者因素的混合。持“斯大林模式”僵化论的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在于这种高度集中控制的体制使社会各领域的活力丧失，而戈尔巴乔夫无论进行怎样的改革在实质上起不到任何作用。福山认为，苏联制度崩溃是因为这一套制度缺乏补充长期的合法性来源[1]。陆南泉认为，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丧失动力机制，这种模式带有制度性和根本性[2]。高放认为，苏联几代领导人一再沿袭“斯大林模式”，延误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3]。常欣欣认为，特权群体的保守与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制度的创新能力也流失了[4]。不论是在制度本身的顽固性还是制度继承者的保守上，其最终落脚点都是制度自身的封闭伤害了政治稳定。持戈尔巴乔夫失误或“背叛”论的学者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才使苏联剧变最终发生。刘子旭、程恩富认为，最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5]。汪亭友认为，戈尔巴乔夫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酿成了制度巨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6]。徐海燕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步入歧途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7]。李慎明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8]。这些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主要责任的学者认为无论是戈尔巴乔夫主动还是被动，他的策略选择都酝酿了苏联政治不稳定的诸多因素。持综合论的学者即“斯大林模式”僵化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两种因素混合共同發生作用，认为两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导致苏联解体。左荣凤认为，“斯大林模式”下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戈尔巴乔夫更是缺少应对之策，使得民族问题成为了推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动力[9]。周尚文认为，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和蜕变，则是现实的、直接的原因[10]。综合性因素导致解体的观点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解释内容也更加具体。无论是“斯大林模式的僵化”还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策略选择对苏联体制的瓦解起到重要的推力作用，都展现出了苏联体制制度化不足。

倪稼民从制度化的角度对苏联模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苏联模式是一种政治强权下构成的制度化体制，而这种制度化的体制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制度环境从而会产生自我反向逻辑，成为了苏联解体的本质性原因[11]。笔者以为，苏联模式确实是一种制度化的体制，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发挥了极其稳定的效用，而到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不稳定因素，但并不是制度本身带来的。后斯大林时期社会环境悄然发展变化，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选择，加深了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相比之下体制的复杂性减弱（这直接关系到应对现实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已经建构好的体制不再能有效地发挥效用，最终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本文尝试从亨廷顿的“复杂性产生稳定性”[12]理论出发去重新分析苏联政治不稳定现象。亨廷顿对于复杂性产生稳定性的理论认为“复杂形式的政府”相比较“形式简单的政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里的“复杂形式的政府”指的是多个具有权威的政治机构，而“简单形式的政府”即为拥有权威的政治机构偏少。原理为，当具有多个权威的多个政治机构其中之一发生失灵时，其他机构能迅速站出来解决问题[13]。当然，要使多个具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有序发挥其效用是需要高度制度化的，而高度的制度化是以制度的复杂性作为支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复杂性产生稳定性”也可以理解为复杂多样的制度建设有利于一国的政治稳定。“制度复杂性”是个相对的概念，是同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在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对于未来的期望和对于现实的满足程度，不能有效回应这两方面诉求就会使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加深。如果制度的复杂性超过了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那么现有的制度体系就能够有效疏通不稳定的障碍，将制度与社会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而产生稳定性。笔者认为亨廷顿提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与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使得他对于苏联政治稳定的判断产生失误。

二、列宁、斯大林主政时期苏联模式稳定的原因

苏联体制一般地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集合体。这种体制是一种“党国一体”的体制，国家与苏维埃政党紧密结合起来，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政治局，总书记在政治局享有最大的影响力，党指导各级国家机构的工作。这一套制度从列宁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强化成型[14]。

在十月革命时期叫布尔什维克党（全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在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②（即苏联共产党，下文将根据不同时期名称的变化，简称“联共”（布）、苏共）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制度措施和倡导共产主义信仰，有效应对了当时威胁政治稳定的两大因素：国内外反对势力与恢复经济建设。十月革命虽然取得成功，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仍然面对着复杂的局势，国内外有不少敌对势力企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最初阶段，列宁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集中一切资源支援战争，对于稳固苏维埃政权有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形成“斯大林模式”提供了雏形。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相对平静，消除了大量的敌对势力，可是经济建设的难题出现了。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人民，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建设国家，使生活回到正轨。此时，苏维埃政党采取了新经济政策等，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商品贸易。事实证明，这一套措施是确实有效的，国内生产力逐步提升。战时共产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稳定秩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贯穿始终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相融合，它提供了一种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和带领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美好的未来不再遥远。在列宁时期，苏维埃制度的复杂性超过了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当时，各个群体的现实要求就是消除战乱，建立具有秩序稳定的政权，恢复发展已经瘫痪的经济，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苏维埃政府关注到人们的这些需求，并且很有效地回应了这些诉求。复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超出制度的影响范围，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得到控制。

斯大林主政时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体制的集中化程度达到了巅峰。在政治领域，“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以党代政的制度。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首先要理解联共（布）自身的制度建设，执政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具体体现在党代表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然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在实际的运行中由于斯大林个人的过分集权，使得集中压过了民主。地方大量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大量权力又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党内人事任免制度的架构在党章中规定为党的一切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但在实际运行中干部选拔制度采取的是任命制。在国家体制中，联共（布）代表人们管理国家，也就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机构，这样就形成了苏联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党国一体”。党内所运用的民主集中制自然而然就过渡到了国家体制之中，所以苏联国家体制中的组织制度也就采取了民主集中制，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是最高苏维埃。在实际政治体制运转中，就算是最高苏维埃的运转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党处在特殊的地位，严密控制所有国家机构，所有重大的问题都由党决定，具体表现为全国各级政府、各级苏维埃都受到了党组织的限制。在政府机构中，官员的选拔也是通过党任命的，官员实际的权力来源并不是群众，而是来源于上级。苏维埃通过的提案也是经过党组织审阅的。同时，斯大林还采取高度控制意识形态的策略，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人们只能接受允许接受的宣传，如果产生异见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是肉体上的消灭[15]。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指令会从中央政治局源源不断地发出，通往各个地区。各个组成部分中的单位、个人的日常生活只需要按照指令来完成即可，不需要表达超越自身责任范围的想法。

在经济领域，计划经济的施行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对经济进行控制。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的推行，将社会中的各个分散的群体和原子化的个人都编入国家的整个体系中来，人们获得工作，需要经过国家的统筹安排，收入分配也由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统一进行。在實际的生产活动中，国家给予各生产单位生产指令，个人通过生产单位获得国家指令。在只提倡公有制经济，扼杀私有经济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保障。这样的经济制度在当时集中进行经济建设时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928—1940年间苏联取得了平均14.9%的年度GNP增长率，换算出来，12年里增加额达5倍之多，即使是用西方GNP③的标准，其增长也是迅猛的。到1950年苏联NMP③能达到5.1%的增长，用GNP来计算的话能达到2.2%的增长[16]。1928—1940年间苏联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不仅使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还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苏联国内确实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苏联经济达到了极高的就业率，1950年后消费的快速增长称得上是苏联生活水平的一次真正革命，其意义远非量的增长可比。西方并没有看到苏联消费环境的改善，也没有看到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优质性，恰恰是它们，给苏联生活质量带来了根本的改善[9]。

“斯大林模式”这种集中化，实质是将国家的管控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的经济制度造成了国家接管社会，个人必须依附于国家，整个社会环境是单一的。国家安排一切，人们只有服从指令才可以使生活得到保障。人们在政治上服从，则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回报。这就给社会大众造成了一种意识：人们只要继续服从国家的安排，那么生活质量还能提升。这一时期的社会大众并不存在复杂的诉求，因而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并不高。相比之下，制度更具有复杂性：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有效回应了人们的现实物质需求，并且用共产主义信仰来回应人们的精神需要以及对未来的期盼。制度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形成一种高稳定性。

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政治不稳定

可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斯大林模式”从极有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逐渐变得僵化起来，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由全盛转向衰落的苏联，是个疲惫不堪的、在政治、经济领域积累了大量问题而急需改革的苏联[17]。苏联整个国家，从统治集团内部到普通民众都希望能够进行一场有实际效果的改革。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成了戈尔巴乔夫必须进行改革的背景和现实，但这并不是引起苏联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苏联高速发展的经济为社会环境的多元化打下了基础，但这种多样化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只是隐性的，并没有直接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改革措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公开性、新思维，在打破原有制度的稳定性后，使社会潜藏的隐性的多元化被激发出来，加剧了社会环境的复杂形势，但他并没有在此期间建立起新的有效的复杂制度来适应已发生改变的社会环境。

（一）经济改革、“公开性”政策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范围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采取的具体制度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化、公开性、新思维。“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使得体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引入市场规则，以提高市场活力应对经济增长的停滞。所有的经济改革都围绕“放权”展开：中央关注更加宏大的计划，不再下达具体生产数据;各企业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甚至允许私人企业的出现;各加盟共和国获得了对本区域内生产企业的监督权;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也在逐渐放开。所有的这些制度措施都与“斯大林模式”那种高度集中的特性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央改变对企业做出直接指令的做法，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力，更造成了地方经济权力的真空。同时，中央扩大了地方对企业的监督权，无形之中使地方填补了经济权力的真空，为日后地方与中央权力博弈积累了资本。国家要在短时间内从斯大林模式这种高度集权模式过渡转换到放权模式，已建立的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不适应”。社会大众长期生活在“斯大林模式”的高度控制之下，对这种制度产生了路径依赖，“国家”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在突然要求将已经顺应“命令—服从”模式下的个人或者集体自己站出来做出决策、解决问题，不再听从中央的指令行动，势必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大多数人的茫然，出现民众“逃避自由”式的紊乱。在“公开性”政策的影响下，民众又受到许许多多新的价值观的冲击，构成社会复杂性的因素之一——多元化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被称为“公开性”的政策，这一政策倡导言论自由，取消对表达不同意见的政治压制，放松对社会舆论的高压控制。在主观意图上，戈尔巴乔夫希望能够通过活跃舆论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在政策的实际落实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公开性”引发的批判历史与对资本主义的青睐，加剧了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公开性”政策开始时，人们只是试探性地发表一些观点并不激烈的文章，数量也不算很多。1988年的妮娜·安德雷耶娃事件④，标志着苏联对于舆论控制的彻底放开，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汹涌而至。这些观念既有对过往历史的批判也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青睐。在妮娜·安德雷耶娃事件后，以往被禁止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重新展露在公众面前，描述流放生涯的书籍《回忆的权利》、讲述“大清洗”⑤的格鲁吉亚电影《忏悔》等都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内。加之受到迫害的异见人士重新站出来讨论历史问题，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批判斯大林个人的“历史热”。虽然“历史热”大多数情况下针对斯大林个人，但正是由于斯大林个人对苏联体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将对领袖个人不满的情绪转移到他所创立的体制上，从而对政权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报刊杂志，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不到400万人口的立陶宛出现了600多家媒体[18]。新创办的报刊例如《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新世界》等报刊，成为了亲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发表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观念的重要平台，这些文章对于当时精神处于迷惘状态的苏联大众来说极具感染力。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促进了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在苏联国内知识界引起了大规模讨论。例如，关于1986—2000年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有1.1亿人参与讨论，这些讨论的内容涵盖了从历史评价问题到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争论的主题还是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对经济进行调整，到后来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一范围广泛的争论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念得到了一次普及，被人们广泛了解，并为叶利钦等亲西方政客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群众基础。戈尔巴乔夫在整个“公开性”过程中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没有对这一势头加以有效控制。他既放弃了指挥特殊部门对不可控事件进行预防，也没能通过制度建设将言论自由有序纳入到制度体系中。1990年，苏联通过了《苏联报刊及其他大众传媒法》，虽然标志着言论自由的制度化，但实际上却是对现实妥协的结果。在开放舆论过程中，社会环境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较之前历史阶段的复杂因素增加不少。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培养起来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单一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了，人们信守的社会主义信念一再受到冲击。这种价值观多元化的状况经过发展，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效整合以后，逐渐演变成制度选择上的博弈：变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戈尔巴乔夫虽然已经开启了政治制度改革，但是他在制度措施的选择上存在不少失误，非但没有扩展制度的复杂性以匹配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反而以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来应对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导致紧张局势激化。

（二）政治改革与政治不稳定

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围绕“新思维”展开，目标是通过发展民主化重新焕发社会主义的发展活力，结果却拆解了党国一体的政治制度，造成政治上的無序状态。他的改革主要包括两大内容：对苏共党组织自身的改造与对于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调整。戈尔巴乔夫首先将民主化推向党内。1987年，中央委员会提出通过选举产生工厂、乡镇、城市等基层党组织领导，同时希望地方党委书记要经过同级党委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落实，但同以往采用任命制来决定或选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权力来源从上级转变到了下级或者同级。权力来源的不同让党员对于党的组织模式的认识出现混乱，形成极大的思想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改革，这些改革直接削弱了党的力量。在“斯大林模式”下，根据党章，在两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之间的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实际负责管理全党及政府事务。到1988年，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重组，由20个部门减少到了9个，之前负责经济工作的指导部门基本都被撤销了。这意味着苏共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控相对放松了。这些措施极大地减弱了苏共的组织能力和团结。根据曼瑟尔·奥尔森对于利益集团组织的理论分析，人们加入某一个组织的原因，除了被强制要求以外，还可能是该组织能够提供“选择性的刺激”。这种选择性刺激是“能够给予贡献者而无关者不能享受到的好处——保险政策、新闻出版物、物品和服务的折扣——任何人视为有价值，以及可以选择性地赠与或排斥的东西”[19]。这种选择性的刺激能够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只提供给特定的某一部分人，对于拥有选择性刺激的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获得的好处要大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所以他们从事组织活动的动力很足，这一部分人也构成了这一组织的“特权团体”。“斯大林模式”下采取的任命制与特权制相挂钩的，党内不同等级的职位不仅掌握着不同大小的权力，而且有着不同的特殊待遇，如住房、特供食堂等。这些权力与“特殊待遇”成了党内精英团体的“选择性刺激”，精英们在无形之中组成了特权团体。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精英获得的“选择性刺激”较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足，苏共的团结性也很强。当戈尔巴乔夫尝试将党与国家经济工作的联系切断时，实际是在缩小党的权力，减少了提供给党内精英的“选择性刺激”。在减少原有“选择性刺激”的同时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补偿性的新替代物，这样就影响到了精英党员的政治忠诚，也影响到了党组织的团结，削弱了苏其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第二大政治改革主要涉及调整苏共与国家机构的关系。首先，他将核心权力从最高苏维埃转向了新成立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国家全部权力。1989年，苏联进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制度设计中共需要产生2250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代表从公民中推举出来，三分之一由社会组织举荐[20]。在公民中选举出来的三分之二的代表们采用的选举办法是差额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参与选举的选民达到九成，这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广泛选举的推行打破了集权模式，增强了苏联公民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运转的社会环境，新制度的运行包含着不稳定因素。从人民代表大会实际的运行效果来说，由于新老交接人员的替换幅度很大（在俄罗斯邦有78%的高层领导落选，47%的中层领导落选），新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缺乏政治经验，只能提出多种多样的政治诉求，但却无法妥善考虑整体政治格局并做出决策。更为严重的失误是，这一制度为许多激进主义者进入国家机构提供了渠道，叶利钦通过民主选举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后迅速成为这一部分人的领袖。被组织起来的激进主义者希望国家能够迅速转换成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形成了一股对立的势力，与戈尔巴乔夫等改革派相对抗。1990年3月苏联国内举行的一系列人代会上，通过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提案：修改了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的苏联宪法第六条，以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将国家体制转换成总统制，行政权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转移到了总统及总统委员会手中，在事实上解除了苏共的行政权垄断，将苏共的执政地位从宪法中剔除。这一法案的通过，在制度上直接将苏共同苏联国家机构的联系切断，终止了党国一体、以党代政的“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改革不仅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清理了，更是将“斯大林模式”整个体制都打破了。但是，他选择的新的制度体系——总统制、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扩大了人民的自主权，增加社会活力，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些制度的运转是需要相匹配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持的。这些在短时间内进行的大幅度制度改革，会因为未知因素作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叶利钦就是这一未知因素中的关键人物。

民主化的开启极大地调动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舆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好渲染使得亲资本主义政客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叶利钦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住了这一优势。他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被选举成为人大代表，入选人大代表以后以“反中央联盟、反总统”为口号，成为戈尔巴乔夫最有力量的对立面和反对派。1991年4月，叶利钦通过全民直选当选为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国内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为丰富的加盟共和国，此时的叶利钦已经拥有不少政治资源，能够同戈尔巴乔夫的中央相对抗。苏联国内出现了两位总统，戈尔巴乔夫是人大代表选举出来的苏联总统，叶利钦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两位总统各自拥有的合法来源不同，在职权划分上也有着很大的模糊性，他们之间的权力博弈成为了两种合法性的冲突。至此，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已经酝酿成型，这场博弈不论谁能获胜都会产生极大的制度成本，而谁也没想到成本竟然大到整个国家解体。“八·一九”事件⑥成为了双方博弈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團队背叛他发动了政变，这基本上瓦解了戈尔巴乔夫自身的权力，而叶利钦在白宫前英勇抗议的行为，经过舆论的广泛传播成功让他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群众支持。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是叶利钦取得了胜利，也是俄罗斯联邦对苏联取得了胜利。这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纷纷站出来挑战中央。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举行公投，苏联最为核心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独立了，这给了苏联致命的最后一击，此时的苏联已经名存实亡，等待这个巨人的只剩下了死刑的宣判。

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制度措施的选择上存在巨大失误。在过短的时间里彻底打破原有体制，当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需要复杂的制度来梳理和应对时，新构建的体制却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最终导致了政治不稳定。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国家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提升了，“公开性”和经济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冲击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公开性”的推行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于现有制度的信心。这种较以往复杂化的社会环境需要复杂性的制度来应对，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极力推行的民主化，弱化了苏共的力量，将党组织与国家机构分割开来。新设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在制度设计的理念上具有进步性，但在缺乏民主文化的苏联社会环境下，这一制度的运行则产生了南橘北枳的恶性效果。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没有补充制度的复杂性以适应变化了的苏联社会，却打破党国一体的体制，为政治不稳定埋下了伏笔，涉及全领域的大规模政治动荡随即而至。

结论

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苏联早期建立起来的党国一体的制度能够同国家严密控制下并不复杂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这套制度既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的现实需求，也塑造出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潜移默化发生了变化。物质水平的提升、舆论的开放都在瓦解国家对于苏联社会的控制，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原有制度需要进行调整才能重新匹配复杂化的社会环境。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及时补充制度的复杂性以适应社会环境，反而打碎了原有的体制。多元化的势头在经过有准备的亲资本主义政客吸纳与整理后，形成了与苏共中央相抗衡的强大的反对势力。两派的政治斗争，不论输赢都会造成苏联的政治不稳定，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注 释：

①“斯大林模式”：又称苏联模式，指苏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对于苏联模式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总的来看，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二是具体体制、机制的层面。

②布尔什维克党：即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时期叫布尔什维克党（全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③NMP、GNP：苏联与西方使用的经济统计方法不同，当时苏联的统计方法是“物质生产净值”（NMP），而西方世界所使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两者区别在于，NMP排除了大多数服务项目，除了与生产实物商品相关的服务（如铁路运输）之外。

④尼娜·安德烈耶娃事件：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读者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题目是《我不能放弃原则》。她在信中就苏联进行的“改革”和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批评了苏联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别有用心的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反思历史潮流”。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尼娜·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尼娜·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苏维埃国家过去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⑤“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即苏联肃反运动，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1937至1938年达到高潮，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作家被关押或处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

⑥“八一九”事件：又称“苏联政变”“八月政变”，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拒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号召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亚纳耶夫等人发起的行动。8月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8月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苏联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执行总统的指示。此次政变在短短三天内便告瓦解，并恢复了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权力，此次事件大大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宣告了挽救苏联企图的彻底失败，并粉碎了戈尔巴乔夫想要使苏联至少在较松散体制下维持一体的希望。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

[2]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1）.

[3]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J].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3）.

[4]常欣欣.苏联的“制度僵化症”与苏联剧变——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实证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4）.

[5]刘子旭，程恩富.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

[6]汪亭友.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8）.

[7]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J].政治学研究，2010（3）.

[8]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6）.

[9]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J].探索与争鸣，2015（1）.

[10]周尚文.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探析苏联剧变原因——兼评“叛徒论”的谬误[J].探索与争鸣，2011（11）.

[11]倪稼民.苏联模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胶着的体制[J].社会科学，2009（6）.

[12]张新平，喻问琼.论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3]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J].历史研究，2006（6）.

[14]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5]刘显忠.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6（2）.

[16]赵永华，姚晓鸥.戈尔巴乔夫媒介体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背景——兼论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J].新闻爱好者，2017（8）.

[17]张祥云.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J].世界民族，2004（4）.

[18]陆南泉.十月革命后形成的苏联模式剖析[J].探索与争鸣，2017（7）.

[19]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J].史学理论研究，1998（4）.

[20]左凤荣.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J].廉政文化研究，2012（2）.

[21]雷勇.民主化与“国家性”问题关系辨析——基于苏联解体的政治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8（05）.

[22]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M].宋虹，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23]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作者简介：郝晓锦（1995—），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单位为山西大学，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责任编辑：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