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左翼抗战文学的诗与情

刘婧瑜　詹晓宁

【摘要】 文章旨在研究抗战时期岭南地域新生势力中国诗歌会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蒲风和李育中，从多角度入手分析二者的诗歌创作的不同表现，回顾他们在左翼抗战大背景之下的诗歌思想，并试探究和分析原因。

【关键词】 广东左翼抗战文学;蒲风;李育中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2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左翼作家抗战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202014278017）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文人们以笔为武器，在历史的巨篇中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歌会一出场便以热烈奔放的诗风令诗坛耳目一新。其中，蒲风、李育中就是该组织的突出代表。二人同为客家祖籍，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有着相近的诗歌理念与诗人气质。共同经历水深火热的抗战年代，参与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事业。在诗歌创作上虽然都倾向现实主义，但其作品又都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等等。二者的创作风格各具特色，蒲风的诗歌以其刚健质朴而闻名，李育中的诗歌以情感之激昂和诗情的浓郁令人瞩目。两者虽都关注现实，但蒲风却将笔墨着重地落在了农民等小人物的身上，李育中在表达对国土沦丧的悲痛及对抗战儿女的高度礼赞中倾吐对前途未来的光明期盼;两者的诗歌虽都显现着浪漫主义的影像，但蒲风的“浪漫”总体偏向光明、力量、奔放，李育中偏向主观、情绪、忧郁。正是由于各自特色的生活经历、理论践行、文学追求等因素，使他们的作品有着独具一格的韵味，展现出不同的文学光芒。

二、蒲风和李育中创作艺术的差异表现

（一）现实主义的着眼点：农民苦难与痛定思痛

一个诗人的诞生，一篇诗作的形成，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现实图景在作家主体及作品中的投射。左翼诗人蒲风和李育中就是这样一类从现实生活攫取创作材料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但在大方向一致的同时，两人对世界的描绘有着不同的着眼点。

蒲风积极践行“捉住现实”的创作主张，在早期以质朴的文笔描写农民的苦难和觉醒，后期以炽热的感情讴歌抗日救亡运动。他格外关注农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出了《六月流火》《茫茫夜》《钢铁的歌唱》等口碑载道的诗篇。在《六月流火》中，王挺三为保护水稻，带领农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蒲风描绘了被盘剥、被欺凌的农民和他们的抗争历程，并进一步刻画变革后农村的新面貌。成功塑造了王挺三等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形象，借助典型人物形象映照了社会，寄予了对农村变革的希望，以此表达对抗争的支持，对反抗压迫的鼓励。

抗战时期，李育中多数诗歌阐发了对失陷土地的痛苦和思念，抒发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如《广州三唱》表现了对于陷于敌手的广州三种不同情境和心态。《英雄的城市》表示对“英雄从此生长”的英雄之城的怀念;《凝望》抒发自己未能以热血“去溅染那光荣的街道”的感慨;《我们听到的》表现对胜利的信心和向往。他从深沉的情感里发出狂吼，歌颂了压迫下的反抗，表现了对外敌侵略的愤怒。并且也有许多诗歌深情浅唱着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如《水的话》中，“走到一个阔大而涌动的世界/即如江河/或是海洋/打起一点浪花/如让生命有一回粉碎/这也甘心/胜似今日。”[1]

（二）浪漫色彩的偏向性：热情光明与忧郁气质

蒲风和李育中在诗歌创作上虽都傾向于现实主义，但从中能窥见浪漫影像。虽同是利用丰富的手法、热情奔放的语言及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来呈现，但两人的浪漫色彩有着不同的偏向，前者的浪漫色彩指向热情与光明，后者更多透露的是知识分子的忧郁气质。蒲风的“浪漫”总体偏向于光明、力量、奔放的一面，其后期以抗日反帝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歌《热望着》，主题积极乐观、充满着向上的热情，语言明朗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真挚、坦荡的力量。再如《冬天的歌》里一番激情狂放的自我宣泄：“一颗血心是火山的烈焰，内在地，燃烧，啊，燃烧！”[2]用热情奋发的语言展现一颗永不止息的革命“血心”。李育中则有着些许不同，虽然也有《歌颂毁灭中的新生》《不朽的中国》这类积极奋发的主题，但也有《凝望》《时计》这样主观情绪浓烈、带着忧郁气质的作品。可见，李育中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既有对抗战局势的乐观歌颂，也有诗人内在情绪的倾吐。

三、蒲风与李育中创作艺术各具特色的原因分析

（一）生活经历滞留印记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能够作用于其思维、视野，投射到文学中，对作品的内容选材、风格呈现、情感流露等产生巨大影响。蒲风曾这样回忆说：“我却也一半吃番薯长大的……我骨髓里到底是农民的本质。”[3]他从小便关注现实，倾向革命。年轻时参加“左联”，是“中国诗歌会”最活跃的诗人。1934年，他东渡日本，组织新诗歌座谈会，两年后回国为抗战救国奔走发声。而后参加抗日军队，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到皖南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用战斗诗篇来鼓舞士兵，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4]他的作品受到自身经历的影响，主要表现了被压迫农民的苦难与反抗，以及歌颂抗日反帝的主题，呈现热情奔放的色彩用以鼓舞士气，同时还兼具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特色，极富感召力和传播性。童年时期的李育中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多种语言，语言功底较强，青年时期便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李育中等一批岭南青年诗人在蒲风和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之下，主张诗歌反映现实，歌唱战斗，加入了现实主义新诗的大潮。[2]顺着趋势，李育中的作品中也展现了更多对于未来和光明的憧憬与向往。同时，由于他从事的工作多为翻译、报道等，其文字不会注入过多的激昂色彩，呈现出沉郁、冷静、朴素的面貌。

（二）“大众歌调”践行差异

所谓“大众歌调”就是要使诗歌大众化，把诗歌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但两人对此创作主张却有着不同的践行方式。关于“大众歌调”的践行，蒲风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旧瓶装新酒，模仿旧形式，用时兴的歌谣曲调传播思想，教育大众。二是批判采用旧形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是创造新形式，认为“创造新形式也是我们新诗人的任务之一”[5]。他广泛搜集和研究多地民歌，吸收它们的优点，创作出许多节奏明快、语言晓畅、韵脚自然、句式自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诗篇。正是由于蒲风极力追求践行诗歌大众化，致力于迎合各样的诗歌受众，他的创作形式呈现灵活多变的特点，有抒情诗、叙事诗、儿童诗、方言诗、明信片诗等等。同时，他“更明了通俗的调子趋于‘歌’的必要”，要“吸收大众语言融化到诗歌里去”[2]，因此，不但诗的形式多样了，而且也更加通俗化、大众化。[6]李育中在致力于诗歌的大众化上的推行方式没有蒲风那般多样化。回到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他在广州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参与抗战的工作，带着演剧队歌咏队四处演出，以激励军民抗敌的士气。由此，他在追求“大众化”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诗意境深沉、语言朴素，情感激昂而不浮躁，自然畅达。有如《新中国的人》，“优秀的好儿女，你们受难了，为古老的国家，为广大的同群，心里是豪雄的，死与病战不胜你，高歌着前进，这勇敢是年纪的关系吗？不的，你们是新中国的人呀！”[7]语言直白晓畅，诗中没有难以理解的词句。

（三）文学角色不同诠释

20世纪30年代战争连年不断，严峻的社会现实呼唤文艺工作者以手中笔纸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蒲风和李育中扮演着不同的文学角色，一位是颇有建树的革命家和文学理论家，一位是卓有成绩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相比起作品创作，蒲风的诗歌理论以及文学主张更为人称赞传颂，这基于他对于新诗本身以及新诗运动高度的热忱。蒲风鼓吹诗歌大众化、通俗化，并作出了许多可贵的尝试，促进了新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如同他在《诗人》一诗中所歌唱的那样：“诗人，诗人！/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蒲风正是“时代的前哨”与“大众的良朋”的最好诠释。而反观李育中，李育中的文学角色更多地倾向于扮演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以新的观察视角，对都市文明在景观上与时间上都表达了认同。同时，他倾力于西方优秀文学的翻译和推介工作，率先用中文翻译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诀别武器》，成为了中国翻译海明威作品的第一人。

四、结语

蒲风和李育中基于家国苦难，将满腔的热血和满怀的赤诚投入文学创作中，以对黑暗现实的勇猛抨击和对反帝抗日斗争的热情抒写振奋时代精神。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抗战斗争，谱写和刻画了他们的所历所感，激发了中华民族儿女的抗战热情。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突出贡献，以及对战时士气和民众反抗激情的鼓舞，使蒲风和李育中在现代诗歌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李育中.水的话.[J].海军建设，1942，（12）：102

[2]蒲风.冬天的歌[J].诗歌杂志，1936创刊号：20.

[3]张振金.嶺南现代文学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49-202.

[4]任钧.忆诗人蒲风[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1）：67.

[5]蒲风.现阶段的诗人任务[J].广州诗坛，1937创刊号：3-7.

[6]陈红旗.黑暗社会的批判与诗歌歌谣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上）[J].嘉应学院学报，2014，32（09）：60-65.

[7]李育中.新中国的人[J].中国诗坛（广州），1939，（2）.

作者简介：

刘婧瑜，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詹晓宁，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