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中江淹杂拟诗的艺术内蕴

张子豪

【摘要】 江淹的模拟诗《杂体诗三十首》备受推崇，全部被收入《文选》之中。这些模拟前人优秀诗家的作品表现出江淹个人在杂拟诗创作潮流下对五言诗创作的推陈出新;江淹的诗作在模仿多位前人多种风格的同时仍能细致精准地把握被模拟者的个性与风格特征;而这种拟古喻今的诗歌创作形式仍寄寓了江淹个人对诗坛文风的现实批判与个人情感的抒怀慨叹。

【关键词】 江淹;杂拟诗;《文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23-03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中选录了334首诗歌，是《文选》收录的众多文体之中数量最多的。其中收录了江淹31首诗作，选诗数量仅次于陆机（52首）与谢灵运（40首）。而在这三位中，江淹虽收录作品数量不及前两位，但《文选》的选诗足见萧统对江淹的重视。他的作品不仅打破了当时文坛上“三体争秀”的局面，还在创作上表现出不落窠臼，追求个性的文学理念。后世的文学家与批评家也对江淹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淹以掞天之才，逞吐凤之伎，综注该博，叙事畅通，布景淋漓，写情透彻。”[1]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文选》中收录的江淹的杂拟诗，来剖析江淹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的艺术内蕴。

一、创作潮流下的推陈出新

在《文选》所选录江淹的31首诗作中，有30首诗为杂体诗。这30首杂体诗被统称为《杂体诗三十首》，收录于“杂拟”卷中。“杂拟”一词应为萧统首创，根据胡大雷先生的释意，“杂”为“或拟某诗而作，或拟某人而作，或笼统言拟”;而“拟”则为“以古志明今情”[2]。因此，杂拟诗即模仿前人诗作的作品，在六朝时期，这种复古的、模拟式的诗歌创作形成了一种风潮。

虽然杂拟诗在这股创作潮流的感召下产生出大量作品，但大多数文学价值较低。而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挑选了从汉代至刘宋末年的三十家优秀诗作进行模拟，不仅达到了形神兼似的程度，更推陈出新，为这股风靡一时的创作潮流提供了创新的借鉴与典范。可以说，江淹通过对诗体的创新，以及对创作主题风格的推广拓展，推动了六朝文学产生新的形态与创作动向。

首先，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在文体上全部选用五言诗。“虽然五言诗自魏晋以来一直呈繁荣昌盛的态势，但并没有被理论界充分肯定，依然被视为‘流调’”[3]。在时人心目中，只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才是诗的正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全部采用五言诗的写法，并被收录进《文选》中就有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从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与创作现状来看，五言诗需要受到公正的审视，需要有人以新的眼光对其进行看待和评论。因此，江淹的《杂体诗》“极有可能为萧统《文选》在诗歌的立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4]。

江淹为《杂体诗三十首》所做的序言可看作第一篇针对五言诗的专论。作者以模拟仿作的方式来展现历代名家作品风貌，并全部采用五言诗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简明地勾勒出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轮廓，使其成为“一部史论结合的早期文人五言诗的演变史”[5]。序言中称：“譬犹兰朱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娥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江淹认为五言诗在词采与声音的表现上更加复杂且富有魅力，甚至达到了“动魄悦魂”的境界。

江淹充分肯定了五言诗的优越性，实际上造成了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挑战，它所昭示出的文学史意义也被后世的批评家们进一步解释出来。正是有江淹对“四言为正”和“五言流调”的观念的突破，才有了后来对五言诗的评论引起的学术争鸣;也正是江淹对五言诗的大力挖掘，才引起了五言诗在创作上的高峰，并最终成为六朝诗歌创作的主流。

同时，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江淹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江淹以前的拟古诗，大多局限于模拟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上较为单薄，在题材与风格上也不及江淹的拟诗广泛。江淹充分把握了所模拟的每位诗家擅长且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风格，并用二字标目，简明精准地表现了所模拟的诗家的风格与情志。其中他所标目的阮籍“咏怀”、郭璞“游仙”、谢灵运“游山”、鲍照“戎行”等亦被后来钟嵘的《诗品》等理论著作承袭，成为被拟诗人最具代表性的风格简介。

这些创作风格与主题也基本涵盖了古代诗歌创作的几种重要的风格与主题，奠定了诗歌的创作范式。可以说，江淹不仅广泛吸收以往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更在继承中将诗歌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地;不仅使拟古诗在中国文学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更推动了诗歌创作的整体进步。

另外，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趣与创作倾向，也使江淹充分地发掘了魏晋时期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江淹对陶渊明诗歌的发现和肯定。“在诗歌发展史上，江淹是第一位以拟诗的方式品评和肯定陶诗的人”[6]，足見江淹的独具慧眼。

陶诗的风格未受到时人的认可与重视，在《宋史》  《晋书》等史传中，也只是将陶渊明当作一个高洁的隐士，并没有肯定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地位与价值;而在诸如《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中，也不见陶渊明和陶诗的身影。只有江淹，第一个在诗歌的文学形式中发现了陶渊明，并将他置于五言诗的大家之列，肯定其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江淹认定了陶诗最典型的类型——田园诗，用拟诗的方式明确地指出了陶渊明独特的诗风，揭示其对诗歌题材、风格拓展的创新意义。而《文选》中选录的陶诗中大部分都是具有田园风格及隐逸倾向的作品，可见江淹在对陶诗发掘和推广上的深远影响。

二、风格多变中的个性把握

尽管“拟古”是文人的一种创作途径，但如果不能细致地把握被拟者的情感起伏与独特的艺术意蕴，模仿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只能是对前人诗作的简单模拟。但江淹的杂拟诗在后世有着高度的评价。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称：“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7];施补华亦称赞江淹的拟古诗：“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8]江淹的成功是在向前代三十位诗家的学习模仿的过程中，能从众家丰富多变的风格之中精准地把握每一位诗家的独特个性与艺术魅力。

首先，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非对诗人简单的模仿，而是先整体地把握被拟者的人生经历、艺术特色，以及情感上的起伏变化。在诗歌的创作中，情感抒发的贴切与否是衡量诗歌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杂拟类诗歌不仅要求在表现上达到形似，更要求在情感的表达上达到神似，与被拟者的精神世界相契合。这就需要创作者对模仿的诗人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感悟。江淹的杂拟诗则能根据不同诗人的特色，准确还原被拟者的人生经历，细致刻画其心态的变化，还原被拟诗作的独特质感与艺术境界。

例如江淹对郭璞模拟的《郭弘农璞游仙》。作者不仅把握了郭弘游仙诗的缥缈，且词采绚丽，对游仙所见所感的描述华丽又令人向往。而诗中最后一句“永得安期术，岂愁蒙汜迫”，既可以看作诗人模拟的郭璞表达对长生、成仙，摆脱人世苦恼的渴望;也可看作江淹对郭璞人生境遇的哀叹。一生求仙问道的郭璞最后死于非命，他的悲剧源自人生的荒诞与无情。江淹在对郭璞的诗作仿拟的同时也有着自己对郭璞人生境遇的同情与理解。

在对被拟诗家的风格把握上，江淹还将被拟者的全部作品甚至是同时代其他诗人相近的作品视作一个整体。这种既看重个体也看重整体的做法，“一是注意到他们受到的影响有多方面，往往不限于一家;二是注意到诗人在不同时期所接受的不同影响，而不是一成不变”[9]。这也是“对传统诗歌‘知人论世’之说的发展，注重对所拟作家因个性和经历不同但风貌相同或相异的作品予以整体把握。”[10]99如潘岳的诗风善叙哀情，尤其是为亡妻所做的《悼亡》;而陆机身遭家国沦亡，诗作多寄身世感慨与悲哀。江淹为二人拟作，则分别摹写出“凄怆无终毕”的深婉与“离思非徒然”的伤悲。

江淹的拟诗，正如陈恩维曾说：“江淹拟作‘成一纵局’，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作家和时代的差异，其风格意识已经完全觉醒。从陆机到江淹的拟作类型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作家对个体风格的自觉追求的进程是一致的。”[11]当时诗人将模仿某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在标题上写明“学某某体”，同时这些模仿风格成熟的作品也成了后人学习诗歌创作的典范。如南北朝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谢灵运体、谢惠连体、徐庾体、吴均体等。“这些被模拟的诗家本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体’的意识，而他人的模拟却将其‘体’的特征确立并凸显出来，进而形成一个在发展中被不断整合的整体。”[12]100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说》对诗家的风格予以系统性的揭示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诗歌创作与诗人、诗作批评的新风气。“《杂体诗》将所选三十位诗家最有代表性的题材聚合在一起，加以精心模拟，直观而准确地再现各自的创作特色，互相比照，遂使它们获得明确的风格界定，从而成为后人进行相关的创作、批评时所自觉遵行的范式、标准。”[13]

三、拟古喻今中的批判与抒情

萧统主编的《文选》不仅对当时的文坛形成巨大的轰动，更在文学子集的分类里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因为作者坚持要反映现实，大胆指出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鸣不平之音，针砭时弊，不攀权贵，不同流苏，因此存在不少争议。但作者仍昂首翘立，专心编撰拥有同样志向的诗人与作品。”[14]《杂体诗三十首》虽是仿拟古人的诗作，但仍具有拟古喻今，批判现实的意义。

首先，江淹对当时诗坛的现状与核心问题展开批判。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称当时的“诸贤”的作品“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批评他们只写自己擅长的题材，同时又与其他诗家互不相容。这不仅违背了江淹主张的“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包容性，同时这种倾向与诗歌争论也限制了文学的全面发展。

其次，江淹对“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的诗歌创作者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否定他们食古不化，拒绝诗歌变革的做法。尽管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是模擬古人诗家的作品，但他也表达了对盲目崇古的不良风气的反对。序言中的“庶亦无乖商榷云尔”，即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表明了他对当时诗风的不满，又希望自己的拟古诗为五言诗以及诗歌创作的发展做出贡献。

而在面对诗坛谢、颜、鲍三家过于追求逐字炼句的诗风的现象时，江淹也大胆地指出其中的流弊，他的批评可以看作对创作风气革新的呼唤。江淹不肯随波逐流，大胆指出文坛的错误风气与倾向，敢于质疑诗坛崇尚经典的异象，并用杂拟诗为诗歌创作的转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向。

同时，江淹通过细致的发掘与细腻的表达塑造自己的文学理念与批评观念。因此，尽管他的拟作可以做到对被拟者惟妙惟肖的模仿，但仍有自己的真实情感与理念。如他对王粲模拟的《王侍中粲怀德》。在王粲的《公宴诗》中云：“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据李善注，此诗乃王粲侍曹操宴时所作，“贤主人”应指曹操。江淹的《王侍中怀德》明显受到此篇的影响 ，尤其是诗的后半部分：“贤主降嘉赏，金貂服玄缨。侍宴出河曲，飞盖游邺城。朝露竟几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笃惠义，柯叶终不倾。福履既所绥，千载垂令名。”表面上，这里的“贤主”应与原作一样，都是代指曹操，但由于江淹为这首诗标目“怀德”，因此侍宴只是此诗叙述的背景，而非真正的主题。这也在后世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如清人洪若皋就感觉这样的称呼不符合王粲的口吻：“仲宣无此响亮，不称圣君，而称贤主，亦无此气骨，令仲宣读之，当自汗颜。”[15]后人认为“江淹对曹操'贤主'的称呼亲近有余，但尊崇不足”[16]，但如果看此诗的最后四句，就会发现，江淹实则是以君子自比，将自己从模拟的王粲身上跳脱出去，虽述志的口气略显质直与自负，但也是江淹自己个人的发言与志愿。

而江淹也将古人的身世遭遇化为己用，表达自己的身世经历与感受。纵观江淹的诗文，多以忧伤哀怨为主要的情感基调，这也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江淹一生历仕三朝，也经历过牢狱之灾。

乱世之中，江淹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这也为他的诗文增添了一丝忧愁与哀怨的气息。这样的情感在他的拟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如《魏文帝游宴》，诗中结尾“肃肃广殿阴，雀声愁北林。众宾还城邑，何用慰我心”。针对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江淹本人的身世浮沉，尽管渴望建立不朽功业是当时社会的主题，但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慨叹亦是江淹对人生境遇的抒怀。曹丕的原诗中尽管也对人生短暂发出感慨，但并非完全悲观的基调，而是只要能称己心意，便有一丝安慰。江淹的拟作则完全是一种无以“慰我心”的孤独苦闷，一个“阴”字与“愁”字写尽了个人的哀怨之情，这种创作者自身的哀怨伤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同样，表达离别的哀怨与忧愁的作品在他的拟诗中也不在少数。如《张司空华离情》写男女相似离别之苦，《潘黄门岳述哀》述伤夭悼亡之痛，《王征君微养疾》谈病中的寂寞惆怅多是借伤感的情愫引起江淹个人的感情共鸣，抒一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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