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千年未有之变局” 下的保守派

【摘要】 晚清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全新的知识系统并向西方学习，而另外一部分则继续坚持原有的世界观，成了保守派。本文试就保守派的行为、动机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变局;保守;义利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46-03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不得不与外国发生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不少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伴随着对外认识的深入以及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文化上的优越感开始削弱，早期的如林则徐、魏源，其后的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前者在对外方面开了个小口，后者则是进一步拉大。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它受到多方面的挤压，顽固派、清流派、甚至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改良派也对其有非议。

本文主要就晚清国门洞开之后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以及分析洋务运动期间保守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略做分析，以展示在变局前部分中国人矛盾的心理状态。

一、鸦片战争前后对外认识的变化

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东、南面被海洋所阻隔，西面被山脉和沙漠所阻，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明和外部世界的交流。

另一方面，就东亚文明内部来讲，中华文明一直处于向上的趋势，且周边并没有一个能与之发生同等对位的文明体，有的只是中华文明对周边的辐射。

这种情况就使得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来的冲击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消灭，因此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连续性和民族性。“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1]“就语言和文化的一贯性和独特性而言，它的历史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2]

然而被卷入近代以后，开始有了新的变化。长期以来在中国中心主义思想下所形成的天朝上国、天子和四夷的观念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发生了变化。

在儒家文明熏陶下的中國政治有自己独特的治国理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采取内圣外王的方式，内以修圣人之德，外以行王道之政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不难看出，这种方式立足于人的主观世界，着眼点是个人内心道德素养的高低，围绕这一点中国的先贤们进行了千百年的讨论，与之相对应的儒学也发生了变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到汉武帝时期被确立为官方学说，经过魏、晋玄学，唐代佛学的影响至宋时形成了理学，南宋理宗时确立为官方思想，后至明出现了心学，清又出现了考据学。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讨论对于人主观世界的研究已经到极致，但是与之相匹配的客观世界却没有如火如荼的发展，对于周边的世界是知之甚少，对外部世界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在最初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不免闹笑话，不知道其所处地理位置为何处“中国官服，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3]。认为其来华的目的是为了通商，“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4]。对于其军事能力也存在着错误的估计，认为其只能海战，而不能登录作战，“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5]。“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6]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不成熟的观念在面对坚船利炮后开始转变，开始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7]。

林则徐的这种认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跳出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开始去研究西方，组织了一批翻译西方书目的人士，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四洲志》，此后才有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由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转变到关注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养兵练兵之道。但是其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20年后才将束之高阁的书籍拿出来指导洋务运动。

二、保守派的产生及其影响

洋务运动的产生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央的奕、文祥，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一个与大清完全不一样的国度，开始摒弃过去那种鄙夷西方人的自大心态，获得了在经史子集中所没有的思想和知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逆夷性同犬羊”[8]不过他这种在当时达成共识的观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有所改观，由阅历和观察，却颇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更趋向于一种理性化，由理性化发端就与传统的保守派之间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就会产出争端。洋务派和保守派之间最为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天文算学馆的设立。

同治五年（1866年），奕奏请在设置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科甲出身的人员，并聘请外国教师教授。这是“师夷”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途径。

从直接购买外国的军事装备到自己培养新型人才，其目的是为了做到自主研发和生产，并且此举也能节约成本。但是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向西方学习就是用夷变夏，就是不守祖宗成法。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发难认为“朝廷官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9]

紧接着理学大师倭仁上奏，站在“立国之道”的高度对洋务派进行攻击，任坚信中国的礼义可以战胜外国的枪炮，他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而不再技艺”[10]。

他们是最忠实的卫道者，是当时的社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的号召下，对于新生事物和所熟知事物的選择，绝大部分人选择的后者，继续以一种卫道者的姿态去看待被他们斥为乱人心事物，坚决反对师夷长技和输入西法，始终高唱天不变，道亦不变，反对一切对封建文化的改变，对于西学是从心里抵触。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坚决的反对向西方学习呢？在当时来说学习西方确实是增强国防最为快捷的方法，是怎么一种心态驱使他们走向极端呢？

（一）保守派的定义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能如旧时一样延续下去，成为当时大多数人中的一个疑问。在这个“千古未有之变局”，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持肯定态度，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传统文化观念;拒绝学习外部，逆近代化潮流的集团。在后来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保守派。“政治上极端反动和思想上的极端保守落后，维护一切黑暗势力，仇视和排斥任何进步的新生事物， 愚昧落后，而又故步自封，拒绝学习，贫弱衰败而 又自我欣赏，夜郎自大。”[11]

对于保守派的评价是持有贬义，出于民族情感的考虑，在评价这一派时会有这种观点。保守派在晚清不同的时期（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所作所为都是对于近代化的阻挠，在应该“变”“学”之时，他们无动于衷，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始终慢人一步。

（二）保守派出现的原因

首先，从义利观的角度出发。《论语》中讲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整个社会也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级，工匠和商人处在末端，农为本、商为末，讲的是重义轻利、口不言利。

长此以往，在这种教条框架下，对于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事物都会以一种鄙夷的心态去对待，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下，任死守着封建正统观念，“只知应坚持国家民族大义，而不知如何捍卫这种民族大义，最终大义也不可保，流为空谈。”[12]

这种僵化的义利观背后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惰性，介乎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因此这种观念在当时任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主要是由于旧的社会机制没有被破坏并存在深厚的社会根基，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就处在主导地位。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内部近代化滞后，近代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全球扩张的活动的被裹挟到近代化的潮流，名义上中国是进入到近代，实际上是伴随着西方的冲击，中国国家性质上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清政府所实际管辖地区依旧是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管理机制和社会结构，以此来看中国内部机制并没有踏入近代化。观念是过去的，机器也是陈旧的，可是时代却发生的变化，这种时代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就是对于外部世界的错误估计，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此时的封建文化是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13]所以在当时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所产生的排斥感是由于千百年来文化的积淀，当然并不是否认这种文化的存在，也不是否定这种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这些“保守派”也并不是不爱国，相反他们对于民族大义的追求是相当坚定，但多流于空谈，以至于误国。

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广州城“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英法联军炮击广州时“叶相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14]。且在战争的布局上也无所准备，当联军再度攻城时他居然在占卜问鬼神，“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当时确实是以叶名琛这类为代表的倔强的死硬派，在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更多表现的是由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是非理性的，由非理性会转向盲目，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对外学习的过程是艰难的，代价是沉重的。

其次他们对于外国事物的排斥可以利用心理学进行解释。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对包括机器生产在类的一切西方事物进行抵制、反对。这种非理性的反对，是因为经过战败的耻辱，由这种耻辱所演变出的扭曲的心理状态，非常憎恨外国人。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释：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是与现实发生的冲突和矛盾（战败），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焦虑和痛苦，但是他对通过某种形式进行转移从而实现自我的调节，当时顽固派所采取的是一种“否认”方式（有意或者无意地拒绝承认那种不愉快的现实以保护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按照这种理论他们当时的行为也是可以讲得通，因为被机器大炮所惊吓，所以对此类事物会产生抵触感，在这种心理的趋势下不得不进行辩护，并会编造出看似很有道理但却于事无补的理由。

比如：“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国内也有这种的人才，所以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在国内部寻找长于科学技术的人才” ①且中国也没必要向西方学习，就军事技术来讲对于每个国家的意义非同重大;“外国人是不会真心实意将军事技术教给中国，都是过时的和成就的残次品” ②况且如何用别人教你的东西去打败他呢？“学生以计谋胜过先生？” ③“为什么不使用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人多，引进会造成失业，为什么不修建铁路，因为中国人守不住铁路，最终只会资敌。” ④

客观地来评价守旧派的行为，他们既错了也对了。错是因为阻挡了近代化的脚步，对是因为他们坚持的是民族的大义，坚持的是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是，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局于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15]

在众多保守派的攻击下，洋务派遭受了众多非。议奕被称为“鬼子六”;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李鸿章晚年讲到这段经历，无不感慨“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郭嵩焘在一片谩骂中出使外国，《使西纪程》被烧，死后还有人奏请开馆戮尸。

但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反对西化的观念，在之后进入20世纪时有了变化，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亡国灭种时刻提醒着国人不能忘记传统，这种观念对于激进的西化主义起到了修正作用，在“保守”的影响下，对当时的文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对动作用——国粹派，新儒学的出现。

注释：

①（清）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48，第24页。

②（清）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48，第25页。

③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353页。

④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351-353页。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64.

[2]（英）李约瑟.四海之类——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5.

[3][4][1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95-97，521，229.

[5][6]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5：676-765.

[7][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52-114.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湖南：岳麓书社，2011：60.

[9][10]中国史学会.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9-30.

[11]李侃.中国近代史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2.

[12]任九光.义利观与晚清保守主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01）：101.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

作者简介：

马喆，男，陕西汉中人，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