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创新的深度与广度

刘海涛

摘要：2020年中国优秀的“类型小小说”体现了作家们在文体形态、方法技巧上的新探索，出现了科幻体、历史体、诗化体、散文体等多种小小说新文本，小小说的文体形态走向了更广泛的“跨界创新”。作家们将小小说特有的技巧方法，如笔记体、故事体的悬念、反转、突变、空白等传统技法做了更精美的运用。用小小说的文体可以生动地描写底层普通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可以通过人物独特的动作细节勾勒单线条式的人物特征;如果写出了二重组合式的人物性格，则使小小说人物实现一种文学上的特征型丰满;如果通过意识流等现代技巧来写深层的人性内涵，则可通过人物的性格变化来揭示或隐喻时代的转型和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小小说;文体技巧;文体形态;人物描写

自从2018年冯骥才的笔记体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获评鲁迅文学奖后，中国的小小说创作好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正向推动力，探讨这种文体独特写法的研究多起来了;展现这种文体的新颖构思和深度立意的作品大量涌现。在2020年的《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上刊发的1800多篇小小说佳作，明显地出现了质量好于往年的喜人态势。

一批写过优秀中短篇小说的老作家继续深耕小小说，拿出了达到或超过他们以往创作水平的新作：冯骥才接着“俗世奇人”系列又创作了18篇新作;孙春平、聂鑫森、陆涛声这批充满着创造激情的老作家，2020年出手了不俗的小小说力作。以主攻小小说而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申平、秦俑、戴希、侯德云、万芊等一批“小小说专业户”，迭代推出了显示他们创作高峰的作品。还有年轻的作家新秀，如刘浪、超侠、王溱、蒋冬梅、胡玲、刘永飞、柴亚娟等，以一批敏锐地反映转型社会的新现象和特定时代的人性内涵的新作，让人们刮目相看。

一、回看小小说潮头的视野与角度

回看2020年小小说的视野和角度应扣紧这种文体的审美规律和文体特征。根据小小说特别讲究的“速率审美刺激”和“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本质特征，盘点小小说的年度创作，应以“文学创意的速率生成是否新颖深刻”“人物塑造的单线条形象是否特征丰满”“创作方法技巧是否具备创新性和多样化”等三个角度来创立观测点和分析切口。

人们在欣赏小小说时获得的第一个审美印象是：在短暂的阅读中突然领悟到一种深刻新颖的文学创意;而作家在创作小小说的过程中，就是要追求在最小的艺术篇幅里机智地展现立意深度和审美力度。可以说，当今的小小说是新时代的一种文学创意艺术。小小说的文学创意从内容上来说，可以是转型时代里新的思想观念，可以是闪耀时代的特点主流风尚;可以是艺术地表达现实生活的某种人生哲理;可以透过日常普通人的言行洞察最隐蔽的人性内涵。这些政治观念、人生哲理和人性内涵都是读者在作家机智的文学构思、文学细节和文学语言的表达上体验到的艺术发现和审美体验。

作家能否“在单线条人物勾勒中实现特征性的丰满描写”呢？艺术篇幅的限制使得小小说在人物描写时，特别要求用具备“动作性+传奇性+情感性”等“人物三性”的高质量的写人细节，来突出小小说人物的某一种性格元素，用不同的侧面和时空情节来渲染这一个性格元素，以形成文学人物的“特征性丰满神态”。当作家用文学的思维和方法塑造了人物鲜明个性和独特命运时，当这种鲜明个性和独特命运可以概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种思潮和风尚时，小小说的典型人物就诞生了。一个小小说作家能够在精短篇幅里鲜活地塑造一个小小说人物典型，那可以说这就是他创作中的最高成就。

審视小小说是否创造了多样化的文本形态和使用了创新程度较高的技法技巧，那是因为小小说是文本形态最丰富、创作技巧最多样的小说文体。一个作家在一篇小小说中采用新方法、新技巧创建了一种并不多见的文体新态，使用的新手法、新技巧又贴切圆满地表达了作品的文学构思和创意，这种艺术形式上新颖，又为小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现象和新的研究材料来总结、更新小小说的文体理论。这种小小说的文体创新具体展开就是：作品在文学构思上有没有一种出奇制胜的创作思维？人物描写有没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材和用材？作品的意外结局有没有让已有的小小说情节理论无法归纳和解释？小小说文学创意的产生有没有超越隐喻、象征、重复、悬念、反转、留白等传统技法？这些创意表达、人物描写、情节构思、叙事方式等方面使用的一些创新程度较高的方法技巧，就是我们回看2020年中国小小说的一种艺术视角。

二、探索文体新态和方法创新

立足上述三个角度，我们发现2020年来中国小小说相当明显的文体形态的创新景观是：笔记体、科幻体、历史体、诗化体、意识流体以及使用频率最高的故事体等均有代表性的佳作，它们达到了这种“类型小小说”目前所能达到的艺术新高度。

超侠的《战士石》（《解放军报》2020年4月29日）是科幻小小说的创新尝试。在一个仅一个战士坚守的小岛上，已有4位战士被敌人的“高能降速石化射线”射中而先后化为了4块海边的大石头，即使是化为了岩石，他们依然默默地耸立在海边，向祖国传递着守岛信息。这对一个守岛战士的寂寞生活和由这种漫长时间带来的变形的科幻意象，以及战士们即使被石化后也仍然有着坚守祖国领土的意志，全部化作了科幻式的文学叙述。这篇科幻小小说的选材新颖独特，科幻人物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战士情怀和爱国情结，“新科幻+深立意”，使这篇科幻小小说给读者既提供了新鲜的阅读审美刺激，也彰显了一种“寓教于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为这种超现实的科幻小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新鲜文本。

蒋冬梅的《大湖》（《山西文学》2020年第8期）是象征型诗化小小说的文本形态。鱼把头和他的师傅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在冬季追捕大鱼的过程，工人们在凿冰洞前的猛灌洒和手颤抖的动作细节，作家均用了诗化的文学语言做了描述。而人们想象中的大鱼以及人们为捕获大鱼而立足于浓郁的东北捕渔风情的壮观场面，实际上隐喻着人们是为着一个理想和初心而坚韧地活着，努力地奋斗着。诗化的创意，两代捕鱼人的动作描写以及用诗化文学语言讲述的写实故事使这篇作品达到了诗化型小小说的较高水平。它创造了一个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同时转载的新记录。

孙春平的《灭毒》（《天池小小说》2020年第6期）是一篇在抗疫背景下写“缉毒”的故事型小小说，作家把声东击西和意外结局的创作方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事的目击者在爆发疫情的南方某城坐火车软卧回家，看到了一个女看护关照男病人的温馨场面，根本就没有料到，他（她）们是假扮病人与看护的缉毒警察，最后突然把20号上铺的毒贩和接头人缉拿归案。作家娴熟的小小说故事技巧实现了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既出意外，又在情理”的创作构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行时讲警察的“灭毒”故事，水到渠成地创建了一种文学上的“双关寓意”。

聂鑫森的《鸡司令》（《小说月刊》2020年第8期）利用小小说文体的新闻时效性敏捷地反映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不仅是传统的养鸡业有了从鸡种遴选到养殖替换再到形成品牌等生产方式的巨变;更有了老一辈的技术能手加入了年轻新人的创业团队的人物关系的颠倒描写;还有着过去是想着自己的小家、自己的产业的农民意识转变提升为具备想大家、学技术、有气魄的现代农民的胸怀。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从农民土地意识的转变到人物关系的重组，均在作家老道的人物个性描写中，展现出一种小小说文体反映现实生活的敏锐和作品创意的新颖深刻。

刘永飞的《无名烈士》（《广西文学》2020年第9期）用悬念、留白、巧合等故事型常用手法写出了一个长达70年的寻找烈士和亲人的动人故事。刘昌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场战争中，受地下党的委托处理一个已牺牲战士的后事;他为这个无名烈士守坟，50年里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他都没有一刻松懈;他也有一个当解放军、后来在战争中失联的小儿子刘广济，他像守护亲儿子一样守着这口坟，直到1999年刘昌林把寻找无名烈士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小儿子刘广济时，才有确实的消息：他守了50年的无名烈士正是他的大儿子刘广盛。解放军和老百姓的军民情、父子情，在这个长达50多年的传奇故事中，被艺术地做了文学的象征和隐喻，营造出了感人的文学力量。

王溱的《摇摇床》（《辽河》2020年第5期）的特别之处是写一个人的心理意识和心理幻象与现实世界发生的强烈冲突。一个加班了两天两夜后即将失业的“他”，晚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入睡，他困得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但脑子里却闪现同事们找老板算账的吵闹声;他脱掉衣服再上床，仍然想到的是要交房租的事项，更无法入睡;此时他听到一位年轻妈妈哄孩子入睡的歌声，于是他终于安神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后去找房东问哼睡眠曲的妈妈是谁，房东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带小孩的女性租客。原来解决他失眠问题的竟是一个“心理幻觉”。这个“心理幻觉”的产生，一是含蓄地反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带给人们失业的焦虑;二是深刻地暗示着纯美的母爱和婴儿世界可以抚慰因失业而焦躁的心灵。这篇意识流小小说的意外结局，不仅有趣，而且还有深度地隐含反映人们产生焦躁的原因和解决焦躁的方法。

侯德云的《1860年的战争·北塘》（《微型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是历史小小说的新写法。它的选材来自真实的史料;但叙事的形式却是个创新。从一个国外士兵的眼中和心灵里来看待200多年前清朝政府和军队与八国联军的那场战争。这个叙事角度比较特别，完全不同于历史典籍和长篇历史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带着战争场面残酷的血腥味和硝烟味的个性化叙事，构成了用小小说的文学方式概括地反映了清末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反思了中华民族在与八国联军战争中失敗的根源，侧写了落后愚昧的文化心理里还包含着的一个民族不甘战败受辱的精神气节。

柴亚娟的《颠倒》（《椰城》2020年第5期）用散文式小小说的构思和写法，讲述“我”去医院就医遇到的当前医患关系的真相：医术不精、看病马虎、靠打小报告而生存的一类医生，能吃得开并得到提升。而医术精湛，能替病人着想的好医生却被“小人”中伤而被迫退休。这种“正反颠倒”的事实，是对当前医疗界某类人、某种现象的真实概括。把日常生活的真实现象做真实的讲述，并在讲述中集中对比了不同人物对同一事实的判断和做法，促使思考这一生活颠倒产生的根源，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感悟和想象的空间，这种鲜明的文学创意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知体验。

以上列出的有代表性的优秀“类型小小说”的创新写作，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中国的小小说作家在努力探索小小说在文体形态、方法技巧上所能出现的小小说新文本的可能性，和所能实现的审美创造的艺术新高度。小小说是一种比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更加讲究叙事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小说文体。2020年的优秀小小说，有的创造性地引进、使用其他类型小说的写作方法，创造了诸如科幻体、历史体、诗化体、散文体等多种小小说的新形态，使小小说的文体形态走向更广泛的“跨界创新”。也有的作家将小小说特有的技巧方法，如笔记体、故事体的悬念、反转、突变、空白等传统技法做了更为深化的运用，使小小说特有的创作技巧走向更精美的深度。文体形态和创作技巧的深广度的创新试验，把小小说在艺术上所能达到的各种可能性都做了有效的探索，小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和文体魅力，在新时代里得到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与赞赏。

三、重绘新人形象与人格底色

2020年的小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有较大的收获：一批真实的活灵活现的、接地气的底层人物出场了;特别是一批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史上还未见过的人物典型诞生了;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出现了更多的一些可圈可点的小小说写人技巧。

冯骥才的《焦七》（《收获》2020年第1期）现身了一个天津卫的“文混混”，这是冯骥才新写的18篇“俗世奇人”系列的一个奇人的典型。他用砒霜肉肠毒死邻居胡老大还能逍遥法外，这个阴毒人物的个性、语言、行为被冯骥才还原为一种真实的、立体的描写，狠毒的心肠与睿智的语言才华有机地构成了那个时代这一类奇人的二重性格。故事讲述人在叙述这个奇人时，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叙事方法，用独特的已获得艺术生命的第三人称叙事者的视角和夹叙夹议的叙述语言，将焦七的阴毒个性和毒死邻居的故事叙述得合情合理，鲜活地塑造了当代文学史上一种极为少见的人物典型。

陆涛声的《古玉·古盘·古砚》（《百花园》2020年第1期）用“系列小小说”来支撑起了中国当代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这三篇小小说的艺术构思、人物描写和叙事风格基本相近，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对世间人际关系和内心自我有了一种清醒的认识，他开启了一种自省、反思、内疚、自责的灵魂拷问。在《古玉》中，舒启正还回真古玉、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后却察觉出自己灵魂还藏有隐垢;《古盘》里当已中风的徐福元得知自己的礼物是假古董而表现出的自责行为却让舒启正的精神为之升华;《古砚》更是写出了舒启正还回姚斌的假古董的艰难过程时再次写出了他追责自我的拷问。这三篇系列小小说，在还原古物真相的大起大落故事情节中，深刻描写了有如“温玉人格”的中国老年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一种洁身自爱、感悟忏悔的人性之光和人生境界。这样的一种老年知识分子的自责、忏悔的形象，在当代小小说中凤毛麟角。

秦俑的《如果猫会数数》（《山西文学》2020年第8期）在一个特别的小小说场面描写中写出一种乡下老人深厚深层的仁慈与大爱。一个濒临生命终点的老人，还惦记着在屋外严寒中待产的小猫;还牵挂着已死去40多年的老伴和早年夭折的孩子;而小辈们为满足老人的愿望，轮番去扮演老人想见的后辈和娘家人。这个普通乡下人生死离别的场面描写，带出了中国农村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历史和亲情关系，渗透着这个家族几代人在社会变迁中相濡以沫、抱团取暖共同应对天灾人祸的人类亲情。作品的艺术构思和选材用材非常巧妙，结尾还捎带出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志愿者关爱滞留家中宠物的新闻，在精短的篇幅里实现了抒写人类大爱的创意。

胡玲的《杯中舞》（《小说月刊》2020年第9期）则非常朴实客观地讲述了一个两代人“后浪拍前浪，前浪让后浪”的现实故事。这个人物和隐涵在这个人物性格变化中的创意，对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是一个精准的概括：肖婉兮和吴曼曼可以说是中国干部队伍的两类人物的代表，能够引发各行各业创业者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歌舞团老团长肖婉兮为了事业的发展，主动培养并让贤给吴曼曼;而吴曼曼当了团长以后，却以自我为中心，不再注意发现和培养“后浪”。肖婉兮一番关于杯中绿茶绿叶的隐喻说辞触动并改变了吴曼曼。杯中绿茶绿叶的隐喻非常富有诗意和文化情趣，这个经典的诗化写人细节，既有效地刻画小小说人物，也能扩展小小说的文化内涵。

陈毓的《阿朱和阿碧》（《香港文学》2020年第3期）用个性化的文学叙事语言讲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爱情主角。阿朱和阿碧平静地、毫无波澜地办理了离婚手续，一个月后因为阿朱为阿碧的生日做了一餐饭，两人就又住在一起了，成为一对离了婚但却长住在一起的特殊夫妻。这种特殊类型的婚姻揭示了现实生活里相当普遍的爱情哲理。在婚约限定的家庭生活中，双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个性行为可以充分地表现和张扬，以至双方无法兼容而产生矛盾冲突;在解除婚约、双方的个性行为回到朋友关系时，双方开始尊重对方的性格个性和生活习惯，这种尊重和包容，才使得两人在家庭中和谐相处。因此，这两个富有特别个性的阿朱、阿碧，其实也是暗含了一种以朋友关系尊重对方、包容对方来重建家庭的良方。

赵淑萍的《悔棋》（《天池小小说》2020年第6期）在讲述人物的个性和命运的背后，隐涵着人生的一个重要哲理。一种真正的爱情可以不必理会那些关于他（她）们的流言蜚语。作品主人公“我”发现了自己人生偶像姜伯伯与军军的妈妈有暧昧的来往，并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同学，于是关于姜伯伯与军军妈的流言蜚语在机关盛传。“我”像悔棋一样后悔自己的“告密”。但30年过后，姜伯伯和军军妈却活得自在、健康、美丽，那些“我”的后悔与他们美丽的人生对比，已变得毫无意义了。30年的时间，“我”的后悔意识的反转与姜伯伯和军军妈斜升式的美好爱情一连接，就折射出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美好的爱情不是活在他人的眼里和他人的误解中的。这就是通过成长中的人物创建了有内蕴的文学立意。

伍中正的《胡瑞鹤》（《短篇小说》2020年第10期）写了一个农村打铁匠的谨慎与开朗的个性和命运。胡瑞鹤打铁手艺在当地十分有名，但他和谷友山、刘丙生的交往却十分谨慎;正因为他的谨慎错失了与秦香的爱情;汲取了教训后，他和陈三秀组成的家庭便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决断。这个作品中的乡村人物写得非常真实和接地气。所选的3个写人情节，都是围绕着胡瑞鹤谨慎而又大胆的二重组合的性格来提炼他的语言细节和动作细节，这就是小小说经典的人物塑造方法了。

历数2020年中国小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发现：用小小说的文体可以写出底层普通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可以通过人物独特的动作细节勾勒单线条式的人物特征;小小说中如果能写出二重组合式的人物性格，则更使小小说人物能实现一种文学上的特征型丰满;小小说如果通过意识流和心理活动来写深层人性内涵，则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变化来揭示或隐喻时代的转型气象。人物的个性特征比过去更为多样;人物命运概括的时代内涵和人性内涵比过去更为丰富和深刻。一些将活在当代小小说史上的人物典型也发出了他们出生的第一声啼哭。

四、擦亮转型社会里时代与人性的亮点

2020年的一批小小说佳作能充分地发挥“文艺轻骑兵”的文体功能，迅捷地或正面或侧面地反映当前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现实;富有远见地触及党风政风民风建设中的严峻现实;富有亮点地反映着全国人民扶贫和奔小康的现实。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万寿山》（《人民政协报》2020年2月29日）从一个3岁的幼童巴特尔的视角来描写2020年中国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生活。当医生的爸爸需要他洗手，他照办;守着姐姐上网课的妈妈要他回家，他照办;正在别处隔离的爷爺和他视频，他照办;回不去的姑父与他在落地窗远眺万寿山和中央电视塔，而他的愿望则是这个电视塔的灯光天天亮着。如此富有情趣的构思和象征，是从一个孩童纯净的眼睛和心灵来展开的，把一场让人焦虑，把失去了正常生活秩序的“抗疫战争”，写得富有诗意和鼓舞人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和社会，才能把一场百年不遇的与病毒抗争做出如此有生活情趣的描写。这是一篇新颖别致的正面写中国抗疫并且充满正能量的小小说。

戴希的《柳暗花明》（《啄木鸟》2020年第5期）从另一个角度写了一对出征武汉的医疗勇士以大局为重、化解个人恩怨的故事。作品没有一般性地写请战、出征等表面的热闹，而是充溢着家国情怀，把国家的抗疫大事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让它化解个人误会，建立起和谐和睦的工作关系和家庭关系。作品真实地写到两位故事主角有大爱，有善心;但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也有个人的考虑和相互间的误会，但在逆行奋战的第一线，两人都净化了心灵，都在国家和人民共同与病毒激战中，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小小说人物故事，既真实生动又充满了正能量。

申平的《老枪》（《北方文学》2020年第7期）在追查一个20岁的小伙无证持枪打猎的故事中，创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与今天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立意：从村到乡再到县，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杆老枪的存在，这实际是隐喻着他们遗忘了革命传统。作品用悬疑故事的讲述方式，一层层地推进追寻老枪的来历：问80多岁的太爷，他不知道;问60多岁的爷爷，他只知道枪是周总理亲手颁授但不知道在哪收藏;问50多岁的父亲，他说帮爷爷擦过枪但也不知道藏枪的地点。只有20多岁的重孙才找到写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对联的藏枪地点。这个饱含了叙述情趣的传奇故事，却揭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主题：老一辈革命者的初心和传统切不可在今天的时代被遗忘。这样的创意点铁成金般提升了作品的质量。

万芊的《孝道》（《昆山日报》2020年5月8日）写了一个特别而又感人的现实生活故事：镇上举办“陪老人走走孝道”的活动，大家都是儿子、女儿陪70岁以上的老人走完全程。而故事的主角却反过来了：83岁的陈妈妈推着坐轮椅的儿子陈刚走完全程的“孝道”，而这个脑瘫的陈刚克服极大的困难，每天编一个笑话要妈妈开心，还计划编写1000个笑话，这样即使他离开人世了也还能让妈妈读着他写的笑话而快乐。这个特别的故事描述了人们向往着的一种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生活境界，父辈子辈两代人互爱对方，都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对方克服困难和障碍，让对方开心快乐，爱是一种双方的付出，孝也是一种双方对等的敬重。

赵文辉的《黑羊白汤》（《安徽文学》2020年第3期）是一个典型的只写一个故事场面的写实型小小说，但这一个场面发生的故事却包蕴着现实和历史的多重内涵。一对多年前开过饺子馆的夫妇去县城小饭馆喝羊肉汤，看到了他们过去创业中千百次遇到过的麻烦客户和仗义老者，这写出了在当前商业社会中底层创业者们的真实生态;这个生态由多元的生活真相组成——4个挑毛病、找麻烦的中年顾客是前者在底层创业时经常遇到问题的概括;帮他们用轻声慢语解围的一对老夫妻也是底层百姓群像的代表;过去有同样经历的妻子听到顾客的叫唤声后立马转身变成像过去开饺子馆时的服务员……改革开放后底层创业者们的真实生存状态给人们心理带来了深刻影响，线上餐饮业的巨变带给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在这一个场面的叙事中得到了多元的审美的再现。

刘浪的《上不了桌面的桌面事》（《小说月刊》2020年第2期）则写了改革开放生活中人们的另一种生态。作品用小小说特有的“斜升式文学渲染方法”写出了下级官员因“畏官心理”而错失了职场进步的遗憾。这个悲喜剧实际上概括了长期以来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正常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中的隔膜和疏离。李副校长为给沈市长留个好印象，特意主动给市长夹菜，但一块最好的罗川脆皮烧鹅没有送到市长的碗里而是掉在台面上弄脏了，这一件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小事，却从此让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而沈市长并不因这件小事影响对李副校长的基本看法和评价，但人性的深层劣根生成的职场焦虑使李副校长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失去了自己渴望进步的机会。这个带点幽默喜剧色彩的“斜升反转”的叙事，启发着我们思考李副校长的悲剧根源。追溯根源，会开启我们建设正常的职场生态和干群关系的深度思考。

回看这一类直面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人们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内心矛盾的小小说，我们可以发现2020年的中国小小说，充分发挥了比一般长中短篇小说更快捷、更集中地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反映人性的文体优势。他们正面地多角度地写出了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抗疫战争，敏锐地捕捉了许多改革转型生活中，一些还没有被人們意识到的重大问题，深刻地发现了转型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那些看不见的烛微人性，使小小说这一时代的“轻艺术”和“微文学”在文体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上，迈出了种种有益探索步伐，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怒放了无数色彩鲜艳、气味纯美、形态斑斓的“微文学之花”。

作者单位：湛江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