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波
五四时期,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创办报刊的热潮。在当时众多报刊中,《晨报》及其副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晨报》的很多举措甚至引领了当时的潮流,比如开办“马克思研究”专栏、宣传十月革命、翻译介绍马列经典著作等。目前学术界对于《晨报》及其副刊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代表性成果有:耿春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典型文本研析——以〈晨报副刊〉为中心》;王宪明、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等。本文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晨报》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报刊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出版热潮。据学者周策纵估计,在1917年至1921年这5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189页〕而据杜波在《五四時期期刊研究》一书统计,1915年至1923年9年间,共创办期刊约1800种。其中,上海创办期刊476种,北京创办期刊301种。(杜波:《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105页)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其间,北京地区涌现了大量新文化报刊,仅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就有三四十种。其中,《晨报》及其副刊是这些报刊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报纸。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