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树旭,韦樟清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区域性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加之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各国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程度日益增强,以致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日渐演变为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从而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严重扰乱了各国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秩序。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重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方面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特别注重应急实践经验积累。2003年SARS之后,我国形成了包含应急预案、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在内的“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实施。随后,政府在两会等重要会议、决议情境中也多次谈及“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各级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1]。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概率明显增大,在经历汶川地震、H1N1甲型流感及玉树地震等突发公共事件之后,我国各级政府的应急治理能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面对新冠肺炎如此重大的突发疫情事件,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制定的防控策略,迅速整合地方的人、财、物等资源,深入辖区摸排人员流动情况,采取区域封闭式的应急治理模式。但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纵观各地方政府应急治理实践的变化,因地方应急治理资源的有限性,各地方政府之间衍生出大量诸如自保式的、差异化的感性治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