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徒步旅游中的情境体验与人际互动：一种通过仪式

卫银栋 徐英 谢彦君

引用格式：卫银栋， 徐英， 谢彦君. 西藏徒步旅游中的情境体验与人际互动： 一種通过仪式[J]. 旅游学刊， 2021， 36（9）： 28-45. [WEI Yindong， XU Ying， XIE Yanjun. Situ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on Tibets hiking trails： A rite of passage[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9）： 28-45.]

[摘    要]徒步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户外旅游方式，发展迅速，并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青睐。但目前关于徒步旅游的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发展，尤其是关于徒步旅游体验中情境体验与人际互动的探讨。文章在对西藏墨脱、冈仁波齐转山、甘丹寺-桑耶寺3条不同徒步路线的徒步者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以扎根理论为分析方法，结合仪式理论对徒步旅游体验的仪式内涵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徒步旅游体验相当于一种通过仪式，这种通过仪式发生在逆转阈限中，包含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个体通过表现为徒步者经历原始生存体验、记忆刺点、未知体验、沉浸体验、在场流动性体验和“成瘾”体验后，所获得的个人成长，其高峰体验为个体畅爽体验。人际通过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在互助氛围、群体激励、逆转人际交往、本性暴露、熟悉/陌生人际变化的交往考验后所实现的人际关系上的积极或消极变化，其高峰体验为群体共睦态体验。经历认知、情感、意志的磨砺与考验的西藏徒步旅游体验，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符号性通过仪式，是一种实质性的通过仪式。

[关键词]徒步旅游;通过仪式;个体通过;人际通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9-0028-18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9.008

引言

徒步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等地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对人的异化，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并渴望通过接触、回归大自然，来获取身心的休养与调节[1]。德国的徒步旅游人数已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2]，美国户外运动的参与人数已接近一半。徒步在西方已成为普通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相对而言，我国的徒步旅游起步较晚，受“长江漂流”等民间探险及野外科考活动的影响，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逐渐普及。目前，全国各地的徒步组织与徒步大会不断增加[3]，但相应的徒步旅游研究则发展缓慢[4]，并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探讨、产品开发、区域旅游发展和乡村徒步旅游等层面，整体来看，关于现象描述与对策提出的表层研究较多[5]，关于旅游体验等基础理论的探讨仍然较少，并且已有理论探讨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发掘[6]。

在仪式研究领域，随着学界对仪式认识的不断深化，仪式研究开始突破人类学的宗教范畴，不断拓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发展背景下，Graburn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旅游仪式论[7]，主要关注旅游作为一种仪式所产生的旅游体验。相应地，国内相关研究在历经30余载的引介、述评[8-11]之后，开始关注仪式理论在旅游体验领域的延伸与拓展，并将仪式领域的“互动仪式”“反结构”“共睦态”等概念与旅游体验领域的“旅游场”“旅游情境”“旅游氛围”等概念相结合[12-13]，使相关研究得到了初步深化，但目前关于仪式理论中的“通过仪式”“反结构”等范畴在旅游情境中的深度诠释及旅游仪式论内生理论体系的完善仍存在较大的发掘空间。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尝试从仪式的视角对徒步旅游体验的理论内涵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徒步旅游的“深度性”所在，明晰“自虐一族”“苦行僧”的痛并快乐的内在涵义，同时推动旅游仪式论中“通过仪式”的范畴发展。

1 文献评述与问题聚焦

1.1 徒步旅游体验

徒步作为人类个体重新找回与自然相连接的独特且有效的户外运动，在西方已成为人们追寻个体幸福和身心快乐的一种方式[14-15]，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讨。

国外有关徒步的研究涉及多种主题。按照Nordb?等[16]的归纳，大体可以分为4大主题：（1）环境影响和保护问题，包括徒步对环境的影响[17]、自然灾害对旅游者徒步体验感知的影响、徒步与环境的关系等;（2）医药和健康问题，包括徒步对脆弱人群的影响、与徒步相关的疾病和伤害、徒步者的营养等;（3）风景规划和管理问题，包括徒步道和徒步设施的规划与管理[18]、徒步者的监管[19-20]、空间竞争问题等;（4）徒步旅游体验和行为，包括徒步旅游的动机、需求和意义建构等问题。从问题的广延性来看，徒步研究已经属于一个跨学科问题域。

单就徒步旅游体验方面而言，多数研究所依赖的理论主要来自旅游学的一些传统理论模型，其中，尤以旅游动机的相关理论最为显著。例如Riley指出，徒步者通过徒步旅行的方式暂时逃避社会和工作上的压力，他们旅行的重要动机之一是追求自我独立、自我成长和升华[21]。Svarstad将徒步旅游的动机分为3类：一是休闲，主要指在徒步中获得身心放松;二是简单的户外语境（the simple outdoors discourse），指生活在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之外，逃离现代都市与生活方式，回归自然环境;三是归属感，是指回归旧有乡村生活方式，找到归属感[22]。Collins-Kreiner等则主张，徒步旅游在动机上分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前者强调个人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后者强调对某种社会价值观的巩固[23]。这些表述都包含了现代人在城市化推进中，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联结[24]，提升个人快乐与幸福[25]。

而在具体的徒步旅游体验构成维度上，Shaffer认为徒步旅游是美国年轻人的一种必修成人仪式，是擴大视野与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但并未对这种仪式的内涵进行进一步划分[26]。Hockett等通过对澳大利亚格兰屏国家公园徒步者的研究发现，有两个关键维度影响徒步体验，分别为地理因素（geographic-factor，G-factor）和心理因素（psychologic-factor，P-factor）。尽管在该文中作者并未加以明确，但该维度划分仍能给人这样的启发：地理因素涵盖所有影响徒步体验的环境元素，是一种外部力量的干涉性浸入;心理因素则专指体验者个体基于内在生理和心理条件所形成的影响其体验的因素，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组织力量，反映了个体认知对个人心理特质和经验的依赖。显然，徒步者的徒步体验是通过徒步者与地理空间环境的互动及浸入而表现出的对内心深处的、即时的感情和情感的凸显[27]。这一结论，事实上也呼应了格式塔心理学对旅游体验的解释：旅游体验是处在物理场中的体验者通过将其心理场融入物理场从而构建一个动态的心物场而展开的身心浸入过程[28]。但目前对徒步旅游体验的关注，仍缺少从这一视角切入，这也成为本文范畴建构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徒步体验的过程并不是静止的，这一点可以借助传统的体验理论模型加以解释。Hulliv等的研究认为，人们不只是渴求单一的体验结果，而是“想度过一个有兴奋高潮点缀的一系列的放松感受”[29]。Lee和Shafer也认为，体验“是动态的，通过参与者沉浸在情感和认知层面的互动过程而产生”[30]，这与Patterson等用体验模型来表达体验的变化过程的宗旨是一致的[31]。Borrie等则进一步指出，在场体验由3个不同的阶段组成：进入（entry）、沉浸（immersion）和退出（exit）[32]，虽然这种体验常和荒野体验相关，但并不局限于荒野。Breejen对具有不同经验的长途徒步者的研究发现，经验丰富的徒步者，其愉悦感水平在整个徒步过程中保持很高水平，且变动不大;中等水平的（intermediate）徒步者的愉悦感变化恰与在场体验的三阶段模型一致，经历了进入（愉悦度低）、沉浸（愉悦度高）和退出（愉悦度低）3个阶段;而初级水平（beginner）的徒步者的愉悦感变化幅度最大，甚至在徒步结束时仍保持极高的愉悦感上升水平[33]。这一结论清晰地阐释了徒步体验的动态性、多阶段性及其发生学上的自然属性[34-35]。不过，人们就徒步体验的这种特性的研究，往往还没有走向实证的层面，对这些特性的内在机理还缺乏深刻的解剖。正如Spencer等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徒步旅行者的行为特征的研究仍然特别欠缺[36]。显然，徒步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深度旅游体验，对其体验过程的动态变化展开研究，有利于丰富相关领域的知识内涵。这一认识也构成笔者展开本论题研究的基本动力。

此外，很多研究还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徒步旅行的高峰体验及其获得途径方面。Ewert等指出，户外活动的冒险行为因其不确定性及潜在的伤害本质，反而可能给体验者带来强烈的认知及情感融入[37-38]。在这种活动中，参与者只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将其他可能分心的事排除在外，便可增强控制感，体验活动也会自发地、轻松地展开，无需意识的介入[39]。Robinson也认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探险旅游可以激起参与者强烈的知觉和情感唤起[40]。显然，这些体验在徒步旅游的特殊情境（如迷路、受伤）中时有发生。不过，大量研究表明，徒步的真正魅力在于旅途中困难的克服和旅行终点的抵达。例如，Breejen在对苏格兰西部高地之路的徒步研究发现，徒步者的愉悦体验一般是在行程的最后达到高潮[33]。但现有研究仍缺少对徒步旅游高峰体验的系统论述，尤其是对徒步旅游中个体、群体高峰体验的分类阐述，因而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虽然，徒步体验的主要过程是一种在场体验，但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对体验主体产生显著后续效应并且与不同情境有关的体验。在这方面，Vidon和Rickly通过对徒步和攀岩旅游者的研究发现，在接触大自然的活动中，可以有效降低人的焦虑感及疏离感[41]，重拾与人交往、与大自然接触的亲密感  与归属感，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和激情。这一认识框架本质上是基于这样的本体论观点：人类的存  在性本真（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常与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相伴随[42]，正是本真性的虚幻性（the fantasy of authenticity）这种矛盾的辩证性关系，让人们永久地保持着对存在性本真的寻求。因此，借助徒步旅行体验所获得的存在性本真体验，自然会消解个体的存在性焦虑，重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Vidon和Rickly的研究还指出，在徒步中有些徒步者会故意离开步道（off trail），以便在刻意的迷失（lost）中找回自我[41]，这与徒步旅游的特殊情境有关，并且徒步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往往对同一体验会有不同的描述。例如某些与徒步过程相伴随的焦虑感或痛苦感，在徒步后回忆起来又每每觉得有趣，并被视为某种生命力的表现。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徒步现象中，说明对徒步体验的研究需要结合在场体验与事后回忆两种方式，也需要对其中独特的迷失或寻求未知的体验进行分析。

可以说，徒步旅游在国外旅游学术界所获得的关注在规模上已经构成了旅游研究的重要一脉。不过，这种情况在国内的旅游研究中还有一定差距。尽管徒步旅游作为自助旅游的一种，受到越来越多国内游客的欢迎，并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但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学术界对徒步旅游的研究则开始较晚，迟至2003年才开始出现有关徒步的学术文献[2，4，43-44]。通观这些文献，不难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45-46]、徒步旅游线路开发[47-48]、乡村徒步旅游发展[49-50]、徒步旅游的安全体系建设[51-52]以及具体案例地对策研究[53]等问题域，并且以规范性的对策研究为主。在这些研究中，触及理论问题的一些讨论，其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徒步旅游的参与性和体验性、运动健身、自助性和生态环保[2]等几个方面，强调徒步旅游者在走近自然或原始人文景观的过程中，通过身体上的深度体验来获取精神上的愉悦，以及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练。在这方面（也包括背包旅游中的徒步旅游研究），黄向对国内外徒步旅游发展特点的比较[45]，肖胜和基于需求层次的徒步旅游动机与体验效应分析[54]，余志远将背包旅游体验视为一种成己之路[55]，金乔对中国徒步旅游的整体回顾[2]，谢彦君和樊友猛在身体视角下的徒步旅游体验研究[56]，朱璇对中西方背包客真实性体验的对比[57]，李萍等对徒步旅游满意度的研究[58]等，取得了较为深刻和新颖的成果，成为徒步旅游、背包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先行者。不过，由于徒步旅游领域总体上仍然是规范性研究居多，关于徒步旅游体验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缺乏，甚至存在将徒步旅游简单地当做背包旅游、自助旅游的一种形式看待的现象[5]，因此，有关严格意义上的徒步旅游体验的理论探讨仍处于匮乏状态。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特别地将研究问题集中于对徒步旅游所引起的个人体验、人际交往方面，对两类徒步旅游体验进行理论探讨。

1.2 仪式与旅游体验

Graburn率先将仪式纳入旅游体验的理论范畴，并从仪式的视角出发对旅游动机、旅游本质及意义、旅游体验进行研究，把旅游视为一种“神圣的仪式”，使人身心得到休养与恢复，并通过打破日常生活的等级、规矩约束，实现对例行生活的弥补[7]。随后，国外学者对旅游仪式论做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Gottlieb认为，逆转现象普遍存在于美国度假者中，中上及中下层级的度假者渴望在旅游中做一天王后或国王，中上及上层阶级则期待在旅游中做一天农民[59]。Ravenscroft和Matteucci研究了西班牙圣佛明奔牛节中游客及本地居民对日常生活的逆转行为，人们可以安全自由地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而不会被认为不合规矩[60]。Harris和Wilson认为，女士单独旅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异托邦，它提供了一个通过修正做女人意味着什么的脚本来超越或违反性别意识形态[61]。此外，还包括游船租赁旅游者[62]、沙滩度假旅游地[63]、酒店旅游[64]等的研究都属于旅游仪式论中逆转现象的讨论。也有学者关注旅游中的仪式性阈限体验，Fairley研究了追随专业体育团队的粉丝群体的汽车旅游，因为匿名性的原因，群体成员交流的方式与日常生活不同，同时也更乐于尝试日常生活中不会尝试的事物，这种类阈限的特征使日常社会习俗被中断，让个人有机会尝试扮演不同角色[65]。Preston-Whyte认为，阈限阶段是无法确定、难以捉摸且模糊的，它处于超越正常社会、文化限制的类中间空间，旅游者在这些空间里可以发现短暂的自由片刻[66]。Pritchard和Morgan研究发现，受到匿名性、浪漫、冒险因素的影响，酒店也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短暂中间地带，旅游者可以脱离日常限制与义务，在这里正常的社会规则和义务被抛弃，旅游者会随意使用、丢弃毛巾，在床上偷吃东西[64]。此外，还有关于旅游中仪式的真实性[67]、神圣性[68]等问题的探讨。

国内学者于20世纪末开始对旅游仪式论进行大规模的引介[8]、述评[9]，随后也有学者做了拓展性解读[69]，并初步尝试进行理论探索与推进，并将研究范畴延伸至空间性[11]、互动仪式[12]、共睦态[13]等层面，但关于通过仪式理论在旅游体验中的延伸等的探讨仍然极其有限，相关研究仍然局限于通过仪式的三段论。因而，本文尝试通过对徒步旅游体验的研究，对其中的通过仪式内涵进行挖掘与整理，从而促进对旅游仪式论范畴下通过仪式的认识。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分析。扎根理论是由Glaser等[70]于1967年提出，经由Glaser[71]、Strauss[72]以及Strauss和Corbin[73-74]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一种在经验材料搜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相对于定量研究通常采取的演绎逻辑，该方法更加注重归纳法意义上的“发现逻辑”而非演绎法意义上的“验证逻辑”[75]。因此，也更适合对徒步旅游体验的复杂情境以及相应的人际互动进行探索性阐释。在操作过程中，首先针对徒步旅游者的徒步体验过程尤其是关键情境和显著人际互动过程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丰富的访谈文本资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循扎根理論的资料处理策略进行三级编码，最终依据这些编码结果进行理论描述和抽象。

2.2 研究对象的确定与数据收集

西藏位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因长期的交通阻碍，西藏保留了原始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及善良淳朴的人文氛围，以其“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76]的想象与定位，吸引着大批现代社会的旅游者前去找寻现代社会所缺失的自然与人文的真实，西藏旅游甚至被称为一种“世俗的朝圣”[77]而广受欢迎。很多徒步旅游者被西藏天然原始的自然景观以及虔诚淳朴的民俗风情所吸引，用双脚丈量大地，通过各种考验，从而实现去往“一生必去的旅游目的地”这一心理夙愿。然而，典型的西藏徒步旅游对于个人或群体具有何种精神意义，对于徒步旅游体验又有哪些理论启示，值得深究。

拉萨是西藏的交通枢纽，也是大多数游客往返西藏的中转点，山南是藏文化与藏民族的发源地，拥有众多号称西藏第一的寺庙及拉姆拉错、羊卓雍错等自然景点。为了深入参与观察西藏的自然、宗教、人文景观，同时大量接触徒步游客，本研究小组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10月21日、2018年8月4日—30日对西藏的拉萨、山南进行了为期52天的调查。除走访西藏知名的自然、人文景点，对西藏旅游概况形成初步认识外，重点对拉萨东措青年旅社、西措青年旅社、平措青年旅社、尘埃落定青年旅社、安久拉青年旅社、南措之风等10余处青年旅社以及八廓街、大昭寺、布达拉宫广场等游客聚集地的徒步旅游者进行了长度为0.5～2小时不等的深度访谈，并在获得受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其中，首次调研对15位徒步旅游者进行了访谈，二次调研对31位徒步旅游者进行了访谈，最终共获得46个访谈样本（在文内用H，即Hiker进行编号）。整体来看，徒步者中男性25人，女性21人，年龄涵盖70后至90后，地域覆盖广泛，包含来自四川、重庆、江苏、浙江和广东等不同省市，职业包括公司职员、学生、自由职业者、企事业单位人员等，涵盖了主要代表性职业。将访谈录音转化成文本后，共获得46篇19万字的访谈文本，其中，40篇用于编码，6篇用于饱和度检验。

受访者的徒步路线主要分为3大类：第一类，西藏墨脱徒步。墨脱徒步线路号称中国十大徒步线路之首，全程78千米，途中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多雄拉雪山，穿过蚂蟥区，并要随时做好应对塌方、泥石流的准备，但随着墨脱公路的开通，这条线路也将逐渐消失。第二类，冈仁波齐转山徒步：冈仁波齐是苯教、藏传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公认的世界中心，每年吸引大量朝拜者前来朝圣，全程56千米，他们用徒步或磕长头的方式走完全程，表达对神山的崇敬，神山每年吸引大量旅游者前来转山观光，徒步者需适应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所带来的高原反应。第三类，甘丹寺-桑耶寺徒步：甘丹寺-桑耶寺连接了两座著名的寺院，曾有僧人、藏民徒步的足迹，是著名的朝圣之路，途中经过河谷、湿地、雅鲁藏布江等不同景观，对旅游者来说是一条有宗教意义的徒步朝圣之路。由于受访者徒步线路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基于长距离徒步者（即徒步距离在50千米以上的徒步者）来展开对徒步旅游的强烈旅游体验、增强体质、锤炼意志等特性的研究[45]。

3 范畴挖掘与模型构建

3.1 开放性编码

扎根理论所使用的编码技术，是将资料予以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78]，其间包含着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阶段。在开放性编码阶段，首先要求对原始材料逐句、逐行、逐段地分析，通过仔细检阅，从资料中发现可以表征概念类属的各个意义单元（即原始符码）并加以标注[79]，同时，为这些原始符码取名字形成概念。通过对访谈材料进行两次开放性编码及两次小组讨论，逐渐删除无意义的概念，将最能体现徒步旅游特征的概念予以合并、聚拢、收敛，最终得到376个基本概念。接下来，通过比较概念间的异同，将指涉同一现象的概念聚拢起来[80]，并根据概念之间的属性、结构、逻辑关系，将相同属性的概念归入同一范畴之下，最终抽象出16个范畴，分别为：原始生存体验、记忆刺点、未知体验、沉浸体验、在场流动性体验、“成瘾”体验、环境逆转、活动逆转、人际逆转、精神状态逆转、互助氛围、群体激励、本性暴露、熟悉/陌生人际变化、个人成长和人际成长。开放性编码示例如表1所示。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所形成的分散、模糊的范畴进行进一步联结、整合的过程，通过对开放性编码所形成范畴的不断比较，根据原有范畴的相互关系及逻辑次序[81]，进一步合并类聚，提取主要范畴。同时，返回文本，用原始材料进行反复验证，使其能真实、有效地反映实际资料的主题。通过持续比较与不断问问题的方法，将16个范畴进一步归纳为4个主范畴：个体通过、逆转阈限、人际通过和成长体验。各个主范畴与下位范畴及所包含概念的关系如表2所示。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挖掘核心范畴，建立其与其他主范畴、范畴间的联系，并以故事线形式表达整个现象与脉络，最终建构新的理论架构，并逐渐得出命题性结论。分析上文得出的主范畴及其间关系，本研究确定核心范畴为：通过仪式。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总结为：徒步旅游是一种在逆转阈限中发生，包含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的成长型通过仪式，由此本研究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由通过仪式主导的徒步旅游体验模型（图1）。

具体来看，徒步旅游因其深度体验特征，包含了个体与人际两种通过。在个体通过层面，个人通过脱离现代社会提供的便利，在行走、求生等原始生存的逆转阈限体验中，感到活着，获得身心平衡与满足。突发事件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形成记忆刺点，让人印象深刻。迷路、泥石流等未知事件刺激身心，但又带来自我拓宽，构成未知体验。在专注脚下的徒步中，个体也投身在各类身体痛感、情绪涤荡中挑战自我，获得沉浸体验。以上这几类体验，都包含于在场流动性体验的预备进入、身心沉浸、极度消耗、完成时刻、退出阶段等不同时段。在个体的各类深度体验中，极易达到“畅爽”的个体高峰体验，这种高峰体验推动形成行为惯性，并使徒步者“成瘾”。正是通过以上种种典型的个体体验，个人收获认知、情感、意志等不同层面的成长，从而实现徒步中的个体通过仪式。

在人际通过层面，徒步群体内常共享互助氛围与群体激励，这样的体验不同于日常生活环境，表现出人际交往在等级、关系等层面的逆转，也正是在这种逆转的阈限中，个人暴露出本性的自我，从而发生熟悉/陌生的人际关系变动。在徒步群体内也常常共享群体交往中的平等、团结、息息相通、荣辱与共的“共睦態”群体高峰体验，这也是徒步者“成瘾”的一个因素。在经历以上种种典型的群体互动体验后，徒步群体获得人际关系上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成长，从而实现徒步中的人际通过仪式。

总之，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是通过仪式的表现形式，逆转阈限是通过仪式发生的场域特征，个人成长与人际成长是通过仪式最终达成的目标。可见，通过仪式的核心范畴起到了统领各个主范畴的作用。

最后，用剩余6篇访谈文本对建构的模型进行饱和度检验，没有新的范畴和关系产生，说明关于徒步旅游作为一种通过仪式的模型已经发展得较为丰富，因此，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已经达到理论饱和。

4 通过仪式：徒步旅游体验的探讨

法国民族学家Gennep最早提出“通过仪式”概念来强调人在社会中的阶段性通过，他认为“分离-过渡-组合”这一普适性的仪式分析模式可以用来分析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阶段性变化[82]。美国人类学家Turner深化了其中的阈限（过渡）阶段分析，提出了共睦态、反结构、逆转等概念，他认为反结构、逆转是一种对社会结构人为束缚的释放，它们可以为结构生活注入活力，社会生活正是在结构-反结构间循环往复[83]。此后，Graburn将仪式理论引入旅游研究，提出了“神圣游程”的旅游仪式论，认为旅游如同一种仪式化停顿，可以为日常生活的规矩、单调带来弥补与平衡[84]，旅游又如同一种通过仪式，过去传统仪式的许多功能由旅游来代替，如毕业旅游、新婚旅游、辞职旅游等代替了原有的某些阶段性通过仪式。但目前，关于旅游中通过仪式的探讨仍然有限，本文拟在现有仪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徒步旅游体验的扎根理论分析，对旅游中的通过仪式在范畴、命题上作进一步的构建和推动。

4.1 个体通过仪式

个体通过仪式是在个体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进入徒步旅游阈限，并经历原始生存体验、记忆刺点、未知体验、沉浸体验、在场流动性体验、“成瘾”体验的种种考验与挑战后，最终获得个人在身体、心理上的成长。

4.1.1    原始生存体验

行走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表现在原始人类的迁徙、谋生及现代人的游牧、商贸中，行走也作为人类的一种无意识需求隐藏在脑海深处[85]。当现代社会提供的衣食住行等各类支持系统可以使人不必长距离行走时，人类的生理指征变得不适应，并表现出空虚、迷失，因而人们渴望在行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等各类生存体验中重获与自然的连接，并满足意识与心灵深处的渴望，重获体力与脑力付出上的平衡。“人已经在食物链的顶端了，你没有生存的问题，但是当你把自己扔回到自然里去的时候，你又面临了一些生存的问题，这个时候你biological（生物的）东西就会重新被激发，你就会feel alive（感受活着）。”（H33）但是，现代社会一方面加速了各类事物的移动性，另一方面交通工具的便利却弱化了人类的身体运动，徒步旅游因而成为人类在“后现代悖论”中重获意志、精神、品质等意义[86]及原始需求的一种最佳方式。徒步旅游中的原始生存体验表现在行走、做饭、搭帐篷、找柴火等方面。

4.1.2    记忆刺点

徒步中记忆刺点的形成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因冰雹、暴雨等极端气候的影响，使该次徒步不同于往次，形成记忆中的独特体验，从而构成一类记忆刺点。二是，徒步旅游不同于普通观光旅游的舒适、安逸，会在深度体验中碰到更多身体、心理上的挑战，突发事件便为挑战的一种形式。在遭遇脚抽筋、丢手机、泥石流等突发事件后，徒步者会将注意力、意志力等心理、意识活动全部集中于突发事件及其解决中，他们的情绪变得紧张、焦虑，但随着突发事件的成功解决，徒步者的心理紧张得以释怀，情绪也转变至惊喜、兴奋、欢畅，这种心理状态由负面最低点向正面最高点的转变，让其中的个人感到幸福、快乐至极，并珍惜所有，这时的他们会用敏感细致的神经去体会感知周围的事物，平常不起眼的小事也会被赋予意义，这种因心理、情绪迅速转变而形成的细致入微的幸福体验现象并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延将变得逐渐淡化，但是这种因突發事件及其解决而带来的情绪、情感变化体验则因其剧烈、深刻的特征而长留在个体记忆中，形成另一类记忆刺点。这些记忆刺点也构成了深度体验的一个方面。

另外，突发事件、极端气候等因素可能是影响游客体验的负面事件，也可能会成为加强游客幸福体验的反向助推事件，徒步者会因负面事件的发生而沮丧，也会因负面事件的解决而快乐加倍，徒步旅游正因其难度较大，包含不可知的突发事件、极端气候等特点，而给其中个人增加了记忆深刻的刺点体验的可能。总体而言，这些记忆刺点存在于过去，但它会瞬间使潜藏于记忆深处的痛苦或快乐激活并重现。

再者，因为西藏地区平均海拔较高，一般在4000米左右，冈仁波齐的海拔超过5000米。低气压、低含氧量的环境，使初到高原的人容易产生心跳加速、胸闷、头晕等高原反应的症状，这类高反症状一般休息1～2天即可缓解。而在徒步中，因涉及爬山、长距离行走等高强度活动项目，会深层次地强烈感受到头痛、呼吸困难等高反症状，严重的还可能出现意识模糊、脑肺水肿等。为了完成徒步旅游，徒步者需强迫自我克服高反症状，这不仅需要体力的付出，还会面临心理、意志的考验，这种西藏独特的体验也会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徒步者在旅途中遇到的磕长头转山的朝圣者，看到他们克服自然环境、意志力等多重考验来实现宗教理想，而感到震撼、不可思议，有时甚至会让他们反思生活的本质，这是除自然环境体验外的神圣人文体验，因而高反和神圣宗教体验成为西藏徒步旅游中的一种伴随式刺点体验。

4.1.3    未知体验

徒步旅游中的又一挑战来自未知事件，因徒步旅游需深入自然、人文风景，远离现代社会的支持服务系统，并且在徒步中，个人因体力、节奏的不同，大群体往往分散成若干小群体或单独个人，因此，这些小群体或个人就需独自面对迷路、走失、不明路程等未知事件。未知事件常常伴随着恐惧、焦虑等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境下因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使徒步者也变得刺激、兴奋，这有助于调动身体各机能寻求突破解决之道。在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时，个人会感到绝望、失落，在问题解决时，个体又获得极强烈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在应对未知事件时获得的个体身心的高度唤起，以及在解决未知事件的过程中获得的情绪、心理状态在积极正面与消极负面间的来回往返，使人感受极为强烈，置身其中，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挑战”。虽然未知事件的发生使得徒步者惧怕危险，产生不敢再徒步的想法，但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徒步者正是寻求这种迷失（lost）或未知体验所带来的新鲜、唤起感受，在徒步路上不断故意走失、“迷路”，重获找回自我的活着的感受。

“等你做长了就会，你会想找一种新鲜感，你的comfort zone（舒服区）会增加，有时候未必是正确的感觉，但是你去走一条新的trail（路线），有种探险、未知的刺激在里面，也不用跟别人去share（分享）什么东西，就会更容易放松在里面。”（H33）

在对未知事件的应对或解决中，个人舒适区得到拓宽，潜能得以发挥，在未知情境中激发出的个人潜能常超越自我所认定的极限，最终使个人能力、自我认知得以拓宽。

4.1.4    沉浸体验

不同于一般的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所追求的舒适、便捷，徒步旅游者则寻求自我挑战与磨砺，这点从对他们的称呼中也可以看出，如：“暴走一族”“驴友”等。他们在徒步中放弃现代化的便利工具，用“双脚丈量大地”，从“走马观花”转变为“下马赏花”。然而，放弃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高强度的行走。在行进途中，徒步者往往融入周围环境，欣赏风景的同时，专注脚下，忘却世俗生活，放空自我。但是长距离的徒步也会带来对自我极限的考验，个人情绪也会经历从希望-绝望-希望的复杂转变，这时伴随的还有疼痛、极度疲惫等身体痛感。

“一开始我是很有信心的，肯定能完成，然后中后段吧就有一段很累很累，脚也很疼，就是走得有点，快崩溃了，再往后你就看不见（天黑了），又比较远，坡也挺大，那段确实是特别特别绝望，就在怀疑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再后来虽然也很绝望，但觉得我肯定能完成，一步一步往上挪，我肯定能挪到。”（H6）

但也就是在这种长距离步行考验中，个人潜能在极限考验中得以发挥，毅力得到磨练，“你所认为的自我极限根本就不是极限”（H7），自我认知得到拓展，自信也得以提升。在这种个人考验中，个人沉浸于周围风景或身体痛感、情绪的跌宕起伏中，在周围的物理场，融入了个人即时感知的心理场，形成各类情绪杂糅、身心浸入的心物场，并发生动态变化。

不过，这种心物场，并非只有痛感体验，在动辄10小时、20千米以上的徒步中，个人经受了剧烈的体力付出、意志磨砺及心智考验，在中途停顿或休息、回望的某一瞬间，徒步者也会产生自我与周围万物融为一体的美妙感受，这时周边的风景及其建构的客观物理场，与徒步者个人在“历尽艰辛，释然”后建构的主观心理场，融为一体，并产生了一种短暂的情境性心物场，即“偶然境遇”。这种境遇带给徒步者一种情境性弥散体验，使其实现景我合一并产生一种体力付出后独有的高峰情境体验，即“情景交融式体验”。

“我坐在北坡休息的时候，是凌晨，我记得是两点多吧，下去的时候是黑天，那天大概是下弦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空无一人，我感觉那个整个山、整个山谷唯我所拥有，任何人……突然看到月亮从东边那个山坳升上来，哇，那个感觉，那是一生我应该最好的感觉，整个山谷整个宇宙好像都属于我……”（H35）

4.1.5    在场流动性体验

长距离的徒步，会随着徒步路程的行进，表现出心理、情绪状态的明显变动，这种变动即为在场流动性体验，一般在徒步经验较少的初级徒步者身上表现最为显著，统观而言，徒步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预备进入、身心沉浸、极度消耗、完成时刻、退出阶段（图2）。每个阶段的体验不同，并随时间推移呈现出流动性变化。在预备进入阶段，身体各项机能处于逐渐适应状态，而表现出放松、舒适的感觉，初级徒步者因对自我体力是否能完成长距离徒步保持怀疑而表现出未知、焦虑的心理状态。随着行程的逐渐推进，到达某個中途节点后，所有徒步者的信心都有所提升，身体机能也已适应，体力付出与已有挑战达到平衡而产生身心一体、酣畅淋漓的畅爽感受，此阶段的体验，如同Csikszentmihalyi所言，“很多活动的乐趣都不是自然天成的，它需要我们在开始时作一些并非心甘情愿的努力。一旦个人技巧得到回馈，互动开始，自然就会产生值得的感觉。”[87]随着徒步行程的继续推进，所需要的体力付出已经超过自我常规的储备而需要用意志力来推动，此时进入极度消耗阶段，该阶段的个体除了有强烈的身体痛感，如极度疲劳、腿疼等，初级徒步者表现出后悔、绝望，“我干嘛要折磨自己，就是我们干嘛要这样子啊，怎么不好好地躺在家里”（H20），该状态的持续推进，使得初级徒步者开始挑战自我的极限，而表现出进一步的濒临崩溃，乃至最后放空、麻木、机械行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持续一定时间后，到达最后通过终点的完成时刻，这时一部分人会在内心表现出欣慰、释然，另一部分人则会将这种感觉外放表现出来，与朋友击掌，欢呼雀跃，来庆祝获得的成功。这时徒步的在场体验并未结束，直至徒步者返回家中，他们仍会讨论、回味这次徒步的感受，并在随后的几天、一周或一个月内又渴望再次体验。“走完大家累得要死，然后说再也不来了，但是你看第二天，或者一个星期以后，又决定下次也要参加，完全忘记了在最后那几公里，质疑自己为什么要来。”（H22）不同的人可能出于对回归自然、放空自我、磨练意志、感受活着、结交朋友等不同目的的追求。

初级徒步者的在场流动性体验，不同于一般的在场体验模型，仅包含进入、沉浸、退出三阶段的一次高峰，而是包含了多次高峰、多次低谷的起伏跌宕，个人的情绪、心理、意志都在这种强烈变化中得到极深刻的磨砺，这也是徒步旅游体验不同于一般旅游体验的深度表现之一，其中原始生存体验贯穿于在场流动性体验的整个过程，记忆刺点、未知体验处于中后段，沉浸体验位于中段及后段，最激烈的体验往往位于行程的中后部分，因为这时需要调动意志力来推动前行。这些体验都构成了流动性体验的一部分。不过，随着初级徒步者徒步经验的增加，对整体线路的熟悉及掌控感的提升，这种在场流动性体验会简化为进入、沉浸和退出三阶段，或者与初级徒步者相反，表现出临行前兴奋、徒步中淡然的特点。处于不同层次的徒步者，其在场流动性体验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徒步旅游体验总是表现为一种在场流动性体验，而非单一静止体验。

4.1.6    “成瘾”体验

以上所描述的徒步中的各类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需要身心的高度唤起，当这样的高度唤起与自我发挥出的潜能相协调时，对于个人而言，极容易产生个人畅爽高峰体验，对于群体而言，则因为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唤起，容易产生情感高潮狂喜的群体共睦态高峰体验。徒步中的这两类高峰体验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正向鼓励作用，感受到徒步带来的精神愉悦后，行为个体会表现出“还想再来”“非得去”等想法，在多次徒步后形成一种行为惯性，并发挥着“徒步-快乐-徒步”的正向循环，使徒步旅游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可以说，徒步者对徒步“成瘾”。这里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徒步中的个体与群体高峰体验的形成路径。

（1）个体高峰体验

畅爽体验是指当人们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时，所收获的乐在其中、极致愉悦的心理状态，该体验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提出[88]。当畅爽体验产生时，事情会进展顺利，几乎毫不费力，像自动发生一样，而意识却高度集中，其提到畅爽体验的产生包括9个要素：明确的目标、即时的回馈、挑战与技能平衡、行动与意识融合、不受干扰、不惧失败、自我意识消失、遗忘时间和活动本身有目的。对畅爽体验的达成，最关键的挑战与技能的关系，以及因二者关系变化而产生的体验变化（图3）。

从图3可以看出，畅爽体验的产生（图3中右上角“畅爽”）来自挑战与技能的平衡，并且这里的挑战与技能分别指向高挑战与高技能，相反，低挑战与低技能的平衡只会产生平静的淡漠感受。从图3左上半部分可以发现，挑战高于技能，则会产生担心、焦虑、唤起情绪，反之，从图3中右下半部分可以看出，技能高于挑战，则会觉得无趣、放松、掌控。

徒步旅游体验，如图3中上方虚线所示，因深入旅游地，常需要体力、意志上的高投入，而表现出较高挑战，相较于以休闲、舒适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旅游体验的较低挑战（图3中下方虚线所示），徒步旅游更容易产生焦虑、唤起的感觉，相应地，徒步旅游中产生畅爽体验的概率也大为增加。这也解释了徒步旅游为何更深刻，因为其高挑战总是会带来担心、焦虑或唤起的感觉，在高挑战激起个体潜能的发挥后，则容易产生挑战与技能平衡、行动与意识融合的畅爽感受，普通的大众观光旅游，因为挑战普遍较低，因而更容易产生无趣、放松、掌控的感觉，这也就相应降低了畅爽体验的发生概率。换言之，畅爽体验的获得需要承受较高的挑战，以及与挑战相适应的技能或被挑战激发起的与挑战相平衡的潜能。如Csikszentmihalyi所言，“我们的潜能被恐惧、低自尊和传统的束缚所埋没、隐藏或禁锢了，我们常比自身认为的拥有更深厚的潜能。”[87]徒步旅游提供了一个高挑战的外部环境，这种环境使人不得不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以应对挑战，当挑战与潜能的发挥相平衡时，个人就感到畅爽，这即是徒步旅游体验中个体高峰体验的发生原理和路径。这也说明了为何徒步充满艰辛，却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2）群体高峰体验

共睦态是指在脱离社会等级、规制结构束缚的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平等同质、息息相通、荣辱与共的认同情感状态[90]，在旅游中则表现为因在场角色扮演而达到的共鸣式移情体验。在徒步旅游中，所有的群体成员以一种匿名（微信名）的称呼进行互动沟通，所有的社会标签，如职业、收入、阶层等都被暂时抹平，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砥砺前行，在路途中互相激励、帮助，共同应对危机，并在行程结束后一起筹备聚餐、聚会，达到平等、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的伙伴情感及同甘共苦的认同感，从而达到共睦态的群体高峰体验。

“徒步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就像现在的这个微信群，有这么多人，一起走山也结下友情了，同伴之间互相帮助，会给你印象很深。还有队友看到你上来之后给你鼓掌、欢呼，你会很开心。”（H43）

4.2 逆转阈限

徒步旅游发生在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阈限中，该阈限是对日常生活的逆转或仪式化停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规矩、等级、约束的中断，让人在“逆转”的阈限中感受自由、平等的不同氛围，而实现对结构化例行生活的弥补。在这类逆转阈限中，徒步者的个人体验与群体体验都不同于日常生活。具体来看，在周边环境层面，徒步者一般选择不同于日常的自然或人文环境徒步，通过移动[91]逃离嘈杂的现代环境，在差异化的地方获得内心平静。在活动内容与精神状态层面，个人也不用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复杂事物或人情往来，而是从日常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单纯地专注于当下的行走中，获得片刻的赋闲与放松。在人际交往层面，由于没有结构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更易撕掉社交中的“面具”形成一种本真的感情交流，流露出人性美的一面，如乐于助人、关心朋友、无私付出等，以真诚、淳朴的感情相待，从而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难以获得或缺失的一种真实的人际体验。无论是个人体验或人际体验，徒步旅游都发生在一个不同的阈限内而表现出對日常生活的一种逆转。这样的逆转阈限为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4.3 人际通过仪式

人际通过仪式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经历互助氛围、群体激励、逆转人际交往、本性暴露、熟悉/陌生人际变化后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间的积极或消极的变化。

4.3.1    互助氛围

徒步作为一个逆转的阈限空间，在此空间内的每个人都会展露自我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温情美好、乐于助人的一面，这一方面是受到周围互助氛围的影响，如碰到陌生人的提醒关怀帮助，以及亲眼看到的各种帮助事迹;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得到过他人帮助，希望传递这种互助的传统。长距离徒步因为高强度、高难度特性，在队友出现体力危机需要帮助时，自我也几乎处于体力的极限，“患难见真情”，危机状况下的帮助，无论是信息沟通、情感安慰或生命救助，或大或小更显可贵，也更易于培养“战斗”感情，升华友谊。这种互帮互助的友好、默契是徒步中人际互动的一个方面。

4.3.2    群体激励

除了互助氛围外，徒步中的人际间因强大的体力付出乃至意志支撑，也表现出群体激励的氛围。徒步中的群体激励包含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两个方面。前者发挥着直接的、正面的激励作用，后者则表现出间接、侧面的激励作用。

显性激励。包括（1）情感激励，指的是队友、陌生人个体在痛苦前行、筋疲力尽的状态下通过情感交流与鼓励，给予的一种自信心的激励，如“你肯定行，加油”“你很棒”等鼓励欢呼行为。（2）组织激励，是指通过徒步组织定期举办活动、交流经验等而实现的对个体惰性的克服与积极性的增加，以及组织内个人的行为对周围个体产生的提高情绪状态，加快技能提升等的激励。（3）场激励，指的是徒步中各个年龄段的人表现出的徒步的积极性、挑战的热情、孜孜不倦的态度而营造的一种正面向上的客观氛围，而使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一种自我期许或对其产生直接激励，如“妈妈带着小孩”“老太太、孕妇和全家人”“专业徒步者”等会对个体产生一种直接激励。这些激励是徒步群体中人际交往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激励中有助于感情的建立，相互认同的提升及友谊的建立。

隐性激励。一类指徒步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个人活动情况（包括文字和图片介绍），而对其他朋友产生的一种隐性激励作用，“我朋友圈都是我的原创，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那些朋友看到后很羡慕，也都开始走，不用去忽悠、说教。”（H20）另一类是指徒步个体对同行者的节奏参考，双方互不服输，通过暗自较劲，提高了双方速度、节奏的过程。“我走多快，他走多快，我走多慢，他走多慢……那段路两个半小时就走完了。”（H46）隐性激励也是徒步中人际互动的另一种方式，它是徒步中的一种隐性人际交往，有利于带动徒步氛围。

4.3.3    逆转人际交往——本性暴露

如逆转阈限一节所提到的在徒步旅游的阈限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去掉了社会角色扮演的成分，而以真实面目相待。而徒步中精力的消耗，使人无力隐藏，加上突发状况的发生所表现出的应激真实，使得徒步中更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本性，这样的真实既包含好的品格，也包括某些不良品质。在自然属性层面，一个人的体能状态，如心肺功能、体力等各项身体机能在长距离的徒步中得到真实展现，“谁可以连续爬坡，谁喘得不行，心肺和身体跟不上都能看出来。”（H6）在社会属性层面，一个人的意志力，如是否能克服困难，坚持实现目标，可以得到明确的展示，意志力不强的人会选择中途退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品德因为逆转阈限的作用得到真实展现，会不会照顾他人，是否乐于付出、顾全大局，抑或只是自私自利、袖手旁观，可以得到很清晰的展现。这样的本性暴露，尤其是人格品德方面的暴露，会对关系进行“考验”，并影响人际交往的走向。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所说：“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行。旅行时最劳顿麻烦，叫人本性毕现。经过长期艰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结交做朋友。”[92]

4.3.4    熟悉/陌生人际关系变化

在互助氛围与群体激励作用下的徒步中的人际交往，具有逆转的特征，这种逆转导致了人性真实一面的暴露，这样的人际互动，对人际关系是一种通过式考验，考验的结果可能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也可能使关系趋向冷漠。除了逆转因素的作用外，徒步中人际关系的变化也与熟悉/陌生有关（图4）。

熟悉的人际交往有其积极的一面，相互之间了解、默契、融洽，彼此步调一致，“知道彼此的极限，可以挑战难度更大的地方”，（H13）也可以得到忠实的照顾或陪伴，“不是亲朋好友，最后大家体能都很差的时候是很难去等的”，（H22）相互之间互动频繁，更易实现共睦态。但熟悉的群体内，也会因为徒步中暴露出的一些不良品格，而产生冲突、被群体排斥。陌生人间的人际交往，虽然存在拘束、尴尬、隔阂等情况，容易产生紧张情绪，但是通过与陌生人交往，也会结识新的朋友，开拓自我的眼界。“如果来个陌生的人的话，你就可以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聊着聊着就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你很难找其他类似的情况来获取这些信息。”（H19）除了上文所述的互助、激励、逆转、本性暴露等因素影响人际交往外，熟悉/陌生程度对人际交往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不过，熟悉/陌生并没有一定好坏标准，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辩证对待。

4.4 成长体验

经历种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剧烈个人体验与人际体验后，个人也将收获个人或人际层面的成长。从个人层面来看，这种成长表现为在经历各类身心磨练与自我挑战后，压力的释放，体质意志的增强，自我的拓宽，也表现在与大自然重新连接后，收获心灵的净化、心胸的开阔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从人际交往层面来看，受到“本性暴露”作用的影响，这种关系推进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积极层面来看，在徒步中通过共同奋战，真实、轻松的人际交往，而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也会通过认识新朋友，而开拓自己的视野，陌生或熟悉朋友都会因共同的经历而使关系变得更进一步。但消极层面表现为，因为徒步旅游中逆轉阈限的作用，在暴露出本真自我后，而带来的感情的削弱和信任的减少。

无论个人或人际，积极或消极，这些成长都是因徒步旅游不同于一般旅游的深度性而得以实现，这也是徒步旅游具有实质通过性的体现。

5 结论

徒步作为一种户外体育活动，不同于通常的散步，其目的性更强，也不同于传统的体育竞赛“竞走”，更具休闲性，更不同于“登山”“攀岩”等体育项目，它对技巧、装备要求较低[2]。但徒步又保留了体育运动的高参与性，具有其独特的体验特征。徒步旅游因强烈的身心上的深度体验，相当于一种通过仪式。这种通过既包括对个人身体、意志、情绪、认知在长距离行走中的磨砺与考验，也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在徒步交往中所表现的品行、情绪、感情的暴露或改变，简言之，这种通过仪式可以表现为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两个方面。

个体通过是指个体在徒步的逆转阈限中经历了让人感受“活着”感觉的原始生存体验、给人带来剧烈深刻印象的记忆刺点、使人即失落又焕发的未知体验、忘却外围环境产生物我一体感受的沉浸体验、在徒步不同的时间节点带来情绪“过山车式”变化的在场流动性体验以及因充实、极度愉悦的高峰体验而形成的“成瘾”体验等一系列身心的深度体验后，最终实现个人在身体、意志、情绪、认知等各方面的成长。个体通过中的高峰体验表现为个人在全身心地投入徒步时所产生的身心一体、物我两忘的极度愉悦的心理感受。

人际通过是指人与人之间在逆转的人际交往阈限中，通过危机状态下的互相帮助、痛苦状态下的显性或隐性激励、精力消耗无力隐藏状况下的本性暴露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人际交往等各种“患难”考验后，所带来的关系上的巩固或削弱。人际通过中的高峰体验表现为群体在徒步旅游中因共同经历形成的同等平质、息息相通的伙伴情感，通力合作的认同感，以及因角色扮演而达到的共鸣式移情体验，而最终实现的人际间的共睦态体验。

通过对徒步旅游中通过仪式的归纳，本研究尝试突破Gennep提出的传统的通过仪式“分离-过渡-融合”三段论，而将通过仪式分为“个体通过”与“人际通过”两个层面，并对徒步旅游情境下两类通过仪式所包含的具体范畴进行了梳理，使得Graburn的“世俗-神圣-世俗”的旅游仪式论不只停留在宏观概括层面，而是以具象的体验范畴为依归，同时Turner的反结构“阈限”理论也在旅游情境下有了具体的逆转表现层次。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畅爽体验，与Turner提出的共睦态体验以及谢彦君、徐英[13]提出的旅游共睦态体验指向不同的高峰体验层级，本文将两类高峰体验分别纳入个体通过仪式中的个体高峰体验与群体通过仪式中的群体高峰体验而对徒步旅游中的高峰体验做了总结。另外，徒步旅游中个体高峰体验的极易形成特征有其理论依据，文中结合“挑战与技能关系模型”对其成因机理做了梳理，徒步旅游的高挑战性与高唤起性是其中高峰体验容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通过对徒步旅游体验的研究，试图推动旅游仪式论中通过仪式研究的纵深化发展。目前，旅游研究中的通过仪式更多关注形式上的符号性通过，如去过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或者北京的天安门，即被视为一种通过仪式，至于实质上的通过，如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的考验和磨砺则讨论较少。徒步旅游体验包含了身体的锻炼、意志的磨练，通过身体上的深度体验来获得认知、情感、意志的历练或成长，因而是一种实质性的通过仪式。形式通过与实质通过的区分，无疑会加深对通过仪式的认识。当然，本文提出的通过仪式理论虽然为研究徒步旅游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仍有待更广泛的案例检验与理论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徒步旅游中的通过仪式与毕业旅行、蜜月旅行等纪念类通过仪式，以及“不到长城非好汉”等必游景点性质的通过仪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另外，Lemerise和Arsenio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认知和情绪的双重影响，认知过程即是对事物价值的判断，情绪可以作为情感因素介入[93]，由于人的行为受到认知以及因此产生的情感的交互作用，所以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经验的人因为有着不同认知而产生不同的情绪表现，未来也可以对徒步旅游中的不同性格、年龄、不同经验人群在情感、情绪、认知上的变化差异进行更细致的讨论，从而丰富对徒步旅游体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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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on

Tibets Hiking Trails： A Rite of Passage

WEI Yindong1， XU Ying1， XIE Yanjun2，3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3. Tourism Experience Research & Design Center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outdoor pursuit， hiking tourism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Chinese. However，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bout hiking tourism still lags behind practical development—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situ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such tourism. The present study wa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hikers on three trails in Tibet： Medog， Circumambulation of Mount Kailash， and Ganden Monastery to Samye Monastery. We adopted grounded theory as our analytic method; we combined that with ritual theory to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hiking tourism experience. We found that the hiking experience was equivalent to a rite of passage： it occurred on the reversal threshold and included both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passage. Personal passage is the personal growth gained after experiencing a primitive survival experience， memory prick， unknown experience， immersive experience， present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addictive” experience; its peak experience is the individual flow experience.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 individual feels animated： they obtain physical and mental balance and satisfaction b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veniences of modern society and experiencing the reversal threshold of primitive survival， such as through hiking and survival. The impact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extreme weather produces strong memory prick. Unforeseen events， such as getting lost and mudslides， stimulate the body and mind， however， they also broaden the self and constitute an unknown experience. When hiking，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feet， the individual throws themselves into the challenge of various physical pains and emotional cleansing， thereby gaining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 above experience types all involve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pre-entry， physical and mental immersion， extreme consumption， completion time， and exit stage of the present mobility experience. Among the various individual in-depth experiences， it becomes easy to achieve a “flow” individual peak experience， which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behavioral inertia and gives the hikers a sense akin to addiction. Interpersonal passage is expressed as positive or negative 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interpersonal tests in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assistance with group incentives， reversal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posure to nature， and familiar or unfamiliar interpersonal changes; its peak experience is the group communitas experience. At the level of interpersonal passage，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group incentives is often shared among hiking group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daily life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reversal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for example， rank and relationships. It is also on the reversal threshold that individuals expose their natural selves， leading to familiar or unfamilia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hanges. Hiking groups often share a communitas group peak experience of equality， unity， interconnection， and sharing of honor and disgrace in group communication： those factors indicate a kind of addiction among hikers. In brief， the Tibetan hiking experi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oning and testing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will; it differs from general， formal， symbolic rites of passage， but it is a substantive rite of passage.

Keywords： hiking tourism; rite of passage; personal passage; interpersonal passage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周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