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媛媛



清代初叶至中叶盛行帖学,康熙因酷爱董其昌的书法,使董书身价倍增,成为书家们争相模仿的第一书体。到了乾隆时期,圆腴丰润的赵子昂书法取而代之,以翁方纲、王文治、刘墉、梁同书等为代表的书家们又将赵书奉为圭臬。嘉庆以后,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中国社会开始经历急剧的动荡与变化,晚清书法艺术也在社会政治变革、文化思潮变革和书法艺术思潮变革等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多风格、多流派、多名家的局面,碑学书风、碑帖融合等思想由此开始兴起。
早在帖学盛行之时,金石书迹被越来越多的发现,一些书家在研究摹拓后,审美视野更加开阔,书法界由此产生了一股重视碑刻书迹的潮流。阮元、包世臣等人纷纷开始撰写崇碑理论。到了光绪时期,作为政治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六万余字的专著《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清代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崇碑不仅见于理论,也付诸于实践。他在研究魏碑的过程中,摒弃了自己早年熟练的“馆阁”欧式楷书,即使行草书也全出碑志,书体气势开张,笔势恣纵,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浑穆大气,十分有阳刚之美。
康有为 行书五言对联(圖1)内容为:“析理辨昭昧,秉心崇塞渊。”上款为“敏修仁兄”,下款为“康有为”。款下有钤印两方,一方为白文方印“康有为印”,另一方为朱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