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考

2021-09-24 16:17张生玲刘琨
中国经济报告 2021年4期
关键词:能源转型绿色

张生玲 刘琨

一、“双碳”目标促使中国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就应对气候变化面向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態文明整体迈进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经过20年的绿色发展探索与实践,绿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成效已经显现。未来“30·60”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必然将绿色转型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

(一)强大的制度优势助推绿色转型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日益强化,我国开启了以顶层设计结合试点示范的实践模式。从2010年开始,先后启动了各类低碳试点,推动落实政府所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通过以点带面的政策示范效应,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发展低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策设计逻辑,体现了强大的政治执行力,经过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不懈努力,有效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极大地改善了环境质量。

(二)抢占技术制高点,主导新一轮能源革命

绿色转型实质上是黑色工业革命转向绿色工业革命的必经过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能源等要素推动能源革命进程,建立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经济体系。中国的优势表现在:一是发展绿色能源的资源丰富,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二是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产业体系,绿色能源产品消费量和产业规模世界领先;三是绿色能源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显著增强;四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能源的战略地位,国内发展环境相对稳定。凭借自身优势,中国有能力及时抢占技术制高点,主导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在能源领域实现“超车”。

(三)树立崭新的国际形象,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共同命运体”价值观,在谋求本国发展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难度极大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不仅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各国低碳减排的信心注入了强大动力,更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

二、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依然“荆棘丛生”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客观上仍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双碳目标约束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发展和演变趋势,中国的绿色转型依然困难重重,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增长依赖工业化,产业结构转型压力大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结果,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四成以上。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传统“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比重高,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存在产品附加值低、生产率水平低、能耗物耗高等劣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普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减弱等发展难题。

(二)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高碳化石能源比重大

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征塑造了长久以来煤炭为主、高碳化石能源比重大的能源消费结构。2019年,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85.14%,其中煤炭消费比重为57.64%,远高于美国、欧盟的11.98%、11.18%。加快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和推动“去煤炭化”进程势在必行,但其背后涉及煤炭行业退出成本、维持经济稳定和就业保障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必将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

(三)碳排放量巨大,碳中和形势严峻

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比重28.76%,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和,并且仍未达峰,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进入下降期,距离碳中和目标普遍有50-70年的过渡期。中国在碳达峰基础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渡期仅有30年。考虑到发展阶段、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客观因素,中国用30年完成发达国家50-70年的减排任务,其难度显而易见。

(四)绿色发展理念仍需强化,政策体系与机制亟需完善

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传统型消费习惯,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到生产和生活方式中,成为绿色转型的一大难点。与之相关的减排技术、绿色金融、碳交易、碳税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尚处于研究和试行阶段,经验和措施有待完善,无法满足大范围、深层次、全国性的绿色转型需求。

三、找准政策着力点,破解“绿色转型之困”

绿色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必须统一思想,制定科学可行的中长期方案。一要明晰中央、省级、市级等多级政府的权责划分,强化政府引导和规制能力;二要完善绿色金融、碳交易、碳税等市场机制和手段;三要全力保障国家经济稳定、能源供应安全、新能源技术领先等战略要求。现阶段破解绿色转型之困局,应更加重视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应用。

(一)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市场运行进程

我国启动碳交易市场建设已历时十年,通过七个试点和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20多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在碳数据收集、领取发放配额、参与交易和完成履约等方面取得了实践经验。2021年,全国碳市场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碳交易市场通过碳价格信号在提高绿色发展效率和促进区域碳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构建覆盖所有高碳行业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统一的碳市场交易规则和自上而下的控排体系层面,要落实各相关主体减碳责任,建立碳账户,明确违规清缴处罚力度,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开发绿色金融工具,引导资本流向清洁生产领域

绿色金融政策是市场激励政策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分配金融资源,引导资本流向清洁生产领域,增加绿色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绿色企业的融资难度。另一方面限制重污染产业的资金来源,对产业结构起到倒逼作用,最终达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三)推动能源转型,激励技术融合创新

通过绿色低碳项目专项补贴、绿色信贷等支持政策,引导投资进入绿色低碳产业,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发展和培育绿色能源产业。同时,促进绿色能源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新业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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