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不同的改革路径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中国政府所推进的改革就与前苏联有很大区别。

关于产业政策，我个人不太理解美国的产业政策，美国过去也尝试过运用产业政策来振兴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产业政策的基本假设是，政府里的人要比市场中的人更聪明，能够更好地识别下一个可能会成功的产业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产业政策有用的原因在于，在某些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政府通过补贴推动了新事物的形成，因此产业政策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比如美国过去修铁路，铁路是由私人企业建造的，但是政府给予很多补贴，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政府必须要补贴这些私人建造商。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可以真正决定到底应该做什么。市场的本质就是竞争，比如电脑的发展，有的企业家觉得人们可能会对电脑有需求从而生产电脑，但最终产品是否被市场接受、企业能否挣钱，并不是由企业家决定的。所以我认为，政府里的人并不会比市场中的人更聪明，美国的经验已经说明过多的产业政策其實是不利的。而且用不用产业政策、用多少产业政策、给市场多大的自由度，政府很难划定这个界限。

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也不是一个中国专家，所以我的回答可能会基于我所能看到的一些事实。美国国有企业其实有过一些比较糟糕的经验。在美国，如果你去非国有企业苹果公司，或者去国有企业邮政局、加州车辆管理局、铁路公司等，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些国企被私有化的话，你所看到的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苏联还未解体之前我曾去参观过那里的国有企业，他们的国有企业就让我想起了美国的国有企业。亚当·斯密曾说，提高效率的办法就是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贸易会提高效率。110年前，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但今天再看，阿根廷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了。所有人都认为阿根廷的现状是糟糕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政府不断干预贸易和市场，关闭了自由贸易的渠道以保护当地的垄断企业，政府甚至还拥有很多企业（也就是国有企业）。阿根廷政府打着平等、让国民生活更美好的旗号做这些事情，但结果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例子跟阿根廷一样。

关于金融领域刚性兑付和政府隐性担保，首先，我认为企业违约和破产是正常的，一个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很快消化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不能还债的人破产，提供信用的机构承担损失。这样人们会明白，市场化运作更有效。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与此进行斗争。实际上，如果你看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也存在系统性差异，中国的政府在处理不良贷款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政府不可能管理预期。原因很简单，人们会关注税收和监管政策，不仅仅是当期的政策，还包括未来的政策。比如政府未来对投资将采取何种税收政策，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那么这些人必然会预测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无法避免这一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如何准确地知道人们的预期，从而影响预期。最根本的一点是，政府应该有一个决策机制的模型。政府可以通过实际行动以及其如何协调这些行动来影响人们的预期。

（吴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