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2021-09-24 06:05徐保昌李秀娟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年4期
关键词:对外开放双循环

徐保昌 李秀娟

关键词双循环 国内市场分割 对外开放 企业成本加成

一、引言

过去多年,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双轮驱动,特别是外循环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优异的重要解释因素(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当前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依据新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作出的一项主动选择、长期谋划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钱学锋和裴婷,2021)。但国内国外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15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即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地深入推行,加之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的冲击,提高国内需求规模与质量、推进国内大市场建设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推进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即针对中国的扩大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论述(裴长洪和刘洪愧,2018),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顺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人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应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由此可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是应对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当前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背景下,依托国内循环、融入国际循环显得更加重要。为此,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前途作出的重要战略布局,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以往消除国内市场分割与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总是存在对本国和本地企业竞争力的担忧。国内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异质性样本中其影响又是否一致?本文旨在有效解答这一系列问题。

企业竞争力代表着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与盈利能力,众多学者认为企业的成本加成的内涵丰富,可以有效地测度企业竞争力。一方面其可以反映企業市场势力(De Loecker&Warzynski,2012),另一方面又可以反映企业的贸易利得(钱学锋、范冬梅、黄汉民,2016)。因而,企业成本加成被认定为衡量企业动态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因此为众多研究者所推崇和使用(盛丹和王永进,2012;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推动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已成为实现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关键问题。那么,在中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国内市场整合与对外开放是否能够推动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呢?上述问题的厘清,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内国外大循环的理解,还可以为现阶段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效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面对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国内市场分割、对外开放以及详细制造业企业信息的数据库。以此数据库为基础,本文从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循环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体层面上,国内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而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通过设计严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基于生产要素类型差异,国内市场分割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成本加成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成本加成,但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影响尚不显著。基于技术水平差异,国内市场分割对中高技术企业和中低技术企业的成本加成均显示出抑制作用,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中高技术企业的成本加成,但对中低技术企业的影响尚不显著。基于所有制的差异,本文发现国内市场分割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成本加成均是负向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加成,但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同时展开对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的双视角的研究,研究结果和经验可以为当前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2)通过系统可靠的实证检验厘清了异质性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差异性,这一工作为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与解决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旨在分别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异质性检验,旨在验证不同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差异性;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推进国内循环不仅要提高国内需求的规模与多样性,而且要加快构建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市场。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过度保护增加了国内贸易的壁垒,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关于国内市场循环对企业竞争力的直接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梳理了市场分割与市场整合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相关文献。较早研究中,Bottasso和Sembenelli(2001)基于欧盟实施的单一市场计划,探讨了受计划影响的企业成本加成的变化。研究发现内部企业并未因市场扩大而受益,反而因促进竞争效应的提升抑制了区域内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部分国内学者就中国的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尝试展开研究,高宇等(2018)在理论分析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的基础上,利用省级层面的市场分割数据与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对国内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呈“u”形,换言之,超过一定强度的国内市场分割有助于国内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与之不同,李晓萍和陈侃(2018)同样就市场分割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展开分析,发现国内市场分割促进了企业加成率提升,并且市场分割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负向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和正向的竞争效应得以实现,而这两种效应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除受企业产权影响外,还受行业层面的利润率和要素密集度影响(高玉强和秦浩钦,2019;李聪、刘喜华、姜东晖,2020)。

除此之外,部分學者分析了国内市场整合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毛其淋(2012)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与之类似,刘洪铎等(2013)基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视角研究了市场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他们认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提升整体出口技术竞争力。雷娜和刘妍(2019)同样研究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即只有国内一体化水平超过一定强度时,才能跨越门槛,实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其中,部分研究者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毛其淋和盛斌,2011;赵甜和方慧,2019)。毛其淋和盛斌(2011)发现对外开放与市场整合均能显著促进省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他们研究发现对外开放与市场整合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部分研究者则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加入国际循环对竞争力的影响(Mayeret al,2014),余淼杰和袁东(2016)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然而,钱学锋等(2016)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仅在短期情形下对企业成本加成产生抑制作用。部分学者以“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契机,分析了对中国企业的具体影响(高玉强、周明珠、卢盛峰,2021),发现对外开放政策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由上述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已有文献为国内市场分割、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然而,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待拓展:(1)现阶段直接分析国内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的文献依然较少,相关问题仍然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予以明确;(2)现有文献尚未有效厘清异质性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和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致力于从以上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三、计量模型、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计量模型

为厘清双循环格局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本文依次检验了国内市场分割、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在具体模型设定的过程中,考虑到已有研究中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相关因素以及现有模型的设定经验,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二)变量设定

(1)国内市场分割(segment)的衡量过程中,考虑测算方法的可靠性等问题,本文借鉴张昊(2020)等现有文献中的可靠做法,采用价格指数法测算的市场分割指数衡量。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粮食、纺织品、燃料等9类产业作为国内市场分割测算的原始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可反映中国国内市场建设水平。

(2)对外开放(open)的衡量过程中,考虑到本文对外开放的内涵更多的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本文选择借鉴李羽中(1998)的变量设定思路,同时考虑了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组成的整体影响,选择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对省级层面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反映中国企业的国外市场融入程度。

(3)企业成本加成(markup)的衡量过程中,本文借鉴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使用的生产函数法测算企业成本加成。

(4)控制变量集合x设定过程中,本文参考余淼杰和袁东(2016)等以往相关文献的一致做法加入了企业规模(scale)、企业年龄(age)、企业资本劳动比(KL)、企业工资水平(wage)、企业补贴收入(subsidy)、企业盈利水平(profit)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集合x中各变量的具体设定过程如下:企业规模(scale)主要通过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对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对企业规模进行表示;企业年龄(age)往往影响企业运营情况与市场势力进而可以对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采用现有文献中的通行做法,采用年份与企业注册年份之差对企业年龄进行表示;企业资本劳动比(KL)直接影响企业运营过程中的资本要素成本供给,进而影响到企业成本加成的大小,本文采用企业资产总值与企业员工人数之比的对数对其进行表示;企业工资水平(wage)决定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其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劳动力要素对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采用企业人均工资的对数对企业工资水平进行表示;企业补贴收}k(subsidy)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决策以及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采用企业补贴收入的虚拟变量对其进行表示,具体来说,企业存在补贴收入则设定其为1,否则为0;企业盈利水平(profit)影响企业的总体收入可以直接对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年度利润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企业利润水平进行表示。

(三)数据处理

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数据库:一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二是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包括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样本。考虑到这一数据库的原始指标中存在的企业代码缺失、样本混乱、指标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首先采用与Loren Johannes和Zhang(2012)相一致的样本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逐年匹配。其次,在此基础上,采用与Cai和Liu(2009)相一致的样本处理方法,对企业样本中存在异常值等问题依据标准流程进行处理。最后,本文删除了所有非制造业企业数据,且保留的样本期间为1999-2007年。

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对企业成本加成指标前后1%的样本企业进行截尾处理,同时,对其他指标前后1%的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其中,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由表1可以发现,企业成本加成的均值为1.414,这与其他学者测算的结果十分相近。同时,也应该看到,企业成本加成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值显著,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的确存在较大差异。

四、實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就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展开回归分析,下页表2报告了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这一回归结果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添加一直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原因在于国内市场分割降低了本地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导致企业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经营战略,从而降低了企业从事研发等生产率和市场份额提升行为的概率,最终从整体层面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同时,还需要指明的是,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能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与此相反,进一步融入国内市场大循环,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企业升级与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可行路径。

表3报告了对外开放对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至模型(7)中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推动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对外开放提升了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可以提高企业的危机意识,刺激企业实施研发创新等改善生产率以及抢占市场份额的行为,进而促使企业不断完善自身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最终实现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这一研究结论说明,当前中国推进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于企业贸易利得和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中国企业要进一步“走出国门”,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进一步提升外循环的地位。

在其余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这与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过大的规模导致企业更为关注其整体利润,较少关注其单位产出的效益,进而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成本加成并不会因为企业年龄的变化而呈现统一趋势的变化;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余淼杰和袁东(201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中原因在于较高的资本密集度降低了资本要素获取的成本,进而有助于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企业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是契合的,工资水平越高则导致企业人工使用成本越高,不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企业补贴收入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并没有推动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其生产率和市场份额提升,因而也无法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企业盈利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在于企业盈利水平越高,则企业单位产品获取利润的加成也将随之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为进一步控制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成本加成之间,以及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之间分别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来控制反向因果问题可能导致的回归偏误。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选择过程中,考虑到工具变量的条件要求,本文采用本地区固体废物的未去除率作为国内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下页表4报告了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至模型(7)均通过了LM检验和Wald F检验,这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具体回归结果方面,模型(1)至模型(7)中国内市场分割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国内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这说明在有效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国内市场分割同样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外开放工具变量的选择过程中,考虑到工具变量既要与本地对外开放相关,又不直接对本地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影响,本文选择本地对外开放的滞后1期作为对外开放的工具变量。表5报告了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至模型(7)均通过了LM检验和wald F检验,这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回归结果方面,模型(1)至模型(7)中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表明在有效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对外开放依然有效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与上文中的回归结果一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添加,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依然保持稳定,这进一步表明本文模型设定的可靠性。

五、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剖析国内市场分割和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围绕要素密集度、技术水平和所有制进行如下细化研究:(1)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与徐保昌和谢建国(2016)相一致的样本划分方法,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2)基于企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中高技术企业和中低技术企业;(3)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与盛丹和王永进(2012)相一致的企业所有制识别方法,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一)异质性视角:要素密集度

近年来,中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的方向发展,这导致劳动要素收入偏低,可见,要素类型对要素回报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基于要素密集度对行业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下页表6报告了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均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相较于劳动密集型样本,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样本中更大。其原因在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自身竞争能力更弱,在国内市场分割的保护下,这些企业缺乏动力来提升自身企业成本加成。因此,应加快国内市场建设,促进要素与资源的流动,提高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外循环中的贸易利得。

下页表7报告了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要素密集度检验回归结果。由表7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资本密集型样本中,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而在劳动密集型样本中,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样本期间内,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仅在资本密集型样本中成立。其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不论其所在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如何提升,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并不会因此受到显著冲击,与之对应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能力相对较低,在对外开放的冲击下,这些企业对此较为敏感,因而更容易受到激励,进而采取措施以提升自身企业成本加成。可见,在国外市场循环中,资本密集型企业通过利用国内国外市场的资本实现竞争力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仍需要加快转型,以更好地融入国外市场。

(二)异质性视角:技术水平差异

技术水平一方面代表着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企业的学习能力与吸收能力。高技术水平的企业以较强的竞争力参与国内外市场循环,同时在循环过程中能較快地吸收新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企业成本加成。因此,本文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行了划分,并研究了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异质性影响。

表8报告了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技术水平的回归结果。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分技术水平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均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相较于中低技术水平样本,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抑制作用在中高技术水平样本中显著提升。其原因在于,不论企业技术水平多高,样本企业在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下均容易产生惰性,不利于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因此,摆脱地方保护及在内循环中加强技术融合与交流是中高技术企业与中低技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步骤。

下页表9报告了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技术水平的回归结果。由表9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中高技术水平样本中,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而在中低技术水平样本中,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主要在中高技术样本中成立。其背后原因在于,中低技术水平产业是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传统优势产业,此类企业不容易受到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与之相反,在对外开放的冲击下,中高技术产业更为敏感,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来推动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可见,在外循环格局中,技术持有方增强垄断力和竞争力及创新尖端技术是提高中国外循环地位的关键。

(三)异质性视角:所有制差异

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及时性较高,能更快地接受政策调整。而非国有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盈利主体,虽不具有“政治庇护”的优势,但会更加主动地践行国家政策,以推动企业发展(高玉强、束永康、孙开,2021)。可见,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差异会造成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与发展。本文比较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分割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企业成本加成的变化。

表10报告了国内市场分割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所有制的回归结果。由表10的回归结果可知,分所有制样本中,国内市场分割均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样本,国内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成本加成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其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所有制形式,长期以来习惯了国内市场分割对其带来的保护,其经营决策往往不受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则往往不依附于国内市场分割带来的保护而生存,面对更高的国内市场分割,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受到的影响较大,降低了较少实施研发等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行为的概率。因此,本文的实证检验说明,在内循环格局与国内市场扩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要依托国内市场需求进行创新性生产。

下页表11报告了对外开放与企业成本加成的分所有制的回归结果。由表ll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对外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而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样本期间内,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成立。其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独立性”使其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即便面临进一步的对外开放,非国有企业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反应。而国有企业对待进一步开放的反应会更明显,比如开展研发等活动以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资源错配可以帮助国有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国内市场分割、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并不利于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而对外开放对企业成本加成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该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高技术行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均显著。但对外开放仅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为现阶段中国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推动制造业企业争取贸易利得和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国际经贸局势不确定与国内国外双循环的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内对外开放和推进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提升极为关键,而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问题解决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应当积极推进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尽快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结果已经表明,以往认为国内市场分割有助于保护本地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想法是不可靠的,企业必须脱离地方政府的保护,主动求变,依托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此外,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推进规范化的营商环境改革,营造高水平并适应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第二,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集成全球资源,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环境。本文认为,从整体层面来看,对外开放是有助于企业贸易利得和竞争力提升的。因此,企业应主动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当中,增强企业在国际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与其他国家共享全球分工的益处,实现外循环赋能内循环,达到高水平的双循环。

第三,依据企业特征的差异性合理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在推进国内市场建设与对外开放过程中企业不因政策问题而导致竞争力损失。各行业应依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全球参与战略。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中高技术产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应积极吸收资金与技术,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实现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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