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布及其走向（下）

陕西 古远清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有给人迟到之感。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它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这发展，虽然远未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毕竟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也为大中华文学圈注入了一股清流。

作为南半球孤立存在的澳大利亚，直至1768 年英国殖民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将其“发现”，才了解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到了20 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开始飞腾起来。也由于澳大利亚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这种避风港的环境使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1901 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为摆脱英国统治迈进了一大步。时间跨进20 世纪70 年代，澳大利亚实行“文化多元主义”。迈向90 年代时，当局提出“走向亚洲”的口号，甚至强调澳大利亚是一个被亚洲同化的国家，这和大批来自东方的移民有关，中国留学生也得益于此融入亚洲的政策而大量涌进。其移民除来自中国大陆外，还有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来自上海的作家刘观德创作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道出了新移民为求在欧洲发展所历经的艰辛，塑造了一代漂泊者举债留洋、有惊无险的历程。这方面的作品还有海伦的《留澳日记》。这日记不是作家的起居注，不带私密性。相反，它“公开”了在澳洲生存的新移民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其中有眼泪，也有笑容；有失败，也有成功。

在澳大利亚，英语为第一语言，所幸中文与德、希（腊）、法、日为第二语言。但由于使用中文的人口少，只有70 万左右，故华文文学的读者面不广。到20 世纪末，移民逐渐增多，澳华文化的发展也水涨船高，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发表园地方面，有留学生创办的《满江红》《大世界》，两者均为月刊，影响广大。《华文周报》虽然是民办，但设有副刊乃至杂文专版，使诗歌和纪实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创作繁荣起来。

澳洲华文文学的大本营为悉尼、墨尔本，昆士兰和南澳也不可忽视。澳华作家先后出版了《澳洲华文文学丛书》《澳洲华文文学方阵》《大洋文丛·澳华文萃》《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这是澳洲华文文学异军突起的标志。这些作品的生活背景离不开澳大利亚，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澳洲，其中五卷本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文体丰富。诗歌方面有《大洋洲鸥缘》，散文方面有《渴望绿色》，报告文学有《男儿远行》，杂文随笔有《人生廓桥梦几多》。小说方面最具地域色彩，因为澳大利亚袋鼠多，故书名为《与袋鼠搏击》。作者不仅有老一辈的文人，也有后起之秀，共有103 位作者420 多篇作品。要了解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新貌，这套书是难得的参考资料。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不以小说创作见长，但仍有沈志敏、心水、张奥列、刘奥、吴棣、李明晏、英歌、刘放、田地、陆扬烈等人在辛勤笔耕。他们的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种澳大利亚风味，其中长篇小说有毕熙燕的《绿卡梦》。从澳大利亚重返母国的汪红创作的长篇小说《极乐鹦鹉》，写的是留学生外出打工的生活，夹杂有跨文化的婚恋内容。其特色是情节诡异，语言精致，表现文化冲突时配之以心理图景，显得耐读。这时出现的女性作者多用性别视角投向异国他乡的现实生活，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她们把自己与中国本土出现的私人化写作区分开来，“下半身写作”在那里难以看到。甚至和20 世纪90 年代澳大利亚本土的短篇小说也表现出一种异质性，这体现在注重澳洲社会所发生的划时代变化，包括所谓“全球化”，或反映澳大利亚与东方国家的良性互动，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方面的作家主要有林达、金杏、海曙红、施国英、刘海鸥、王世彦、萧蔚、毕熙燕等。

纪实文学与诗歌创作，在澳华文坛是一支劲旅。主要描写商场的拼搏，带有商业性和功利性。而诗歌创作较为超脱，它主要出自诗人抒发内心感情的需要，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观照。突出的有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所“上演”的悲剧。这一事件，连同顾城本人在中国出版的遗作《英儿》，在澳大利亚华人圈乃至中国大陆引起激烈回响。故事中的另一主角后来又到悉尼定居并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所造成的波浪持久未能平静。这时期的主要诗人有黄雍廉、欧阳昱、冰夫、庄伟杰。杂文方面，有八位男留学生共同创作的《悉尼八怪》，这是跨越文化的产物，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微笑。尽管在逆境中生存，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无不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用微笑看生活。这里有玩世不恭，也有愤世嫉俗。桑晔的长篇纪实作品《龙来的这一年》，着重叙述“新华人”移民澳大利亚后所经历的严酷的生活状态和复杂的心路历程，获得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主流社会读者的好评。

澳洲华文文学评论家有萧虹、何以怀、欧阳昱、张奥列、钱超英、朱大可、庄伟杰。在文学团体方面，有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媒体有欧阳昱创办的跨语种的文学杂志《原乡》，以及从中国广州移民澳洲的何以怀主编的《澳洲新报·澳洲新文苑》。

在文化议题方面，澳洲华文作家以锐利的种族和性别反思，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建构起跨文化的身份和视角。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均在努力完成蜕变，成为“亦东亦西”的异类。

总体说来，澳华文学的特色在于表现了身份的焦虑，扩展了文学母题，塑造了一小批有特色的文学形象。施国英、林达等人在语言革新上，则体现出中英语言的混杂性，另有一种自由变体，

漂洋过海的澳华作家，初衷是摆脱他人的宰制，找到真正的自己。这种自我的寻找自然十分艰难，但他们不惧陷身于种族和性别造成的牢笼，一直致力于将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与学术研究进行实力联结，以成为整个华文文化圈的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台港澳文学

中国大陆文学是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世界华文文学”一词系从“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概念演变过来，故不少大陆学者认为，已有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专门研究大陆文学，如果把大陆文学也当作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实力而且精力上也不堪重负。其实，这不是“不堪重负”的问题，而是因为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乃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中国大陆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它拥有数量最大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编辑队伍、出版队伍和广阔无边的读者群。五千年来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不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必然跛脚，而且大陆本土与海外作家的对话，就不可能实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大陆文学应加盟于华人地区作家的对话。这对话，有时可能是各唱各的调，不可能很快达成共识。但不管怎么样，均应突破国别文学研究的局限。把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因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重点毕竟是中国境外文学，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文学。

先说台湾文学。如果将跨海而来的台湾文学分成现当代两大块，那从20 世纪20 年代初《台湾青年》创刊到1945 年8 月结束殖民统治，是为现代文学期。光复后至当下为当代文学发展期。鉴于光复后本土作家存在着从日语向中文转换不熟练的问题，故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严重歉收。台湾当代文学真正开始是在1949 年底大批外省文人踏入宝岛后。屈指一算，恰好走过七十年的历程。

台湾文学呈“竹节式”发展：20 世纪50 年代以“战斗文艺”为主旋律，60 年代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潮，70 年代乡土文学，80 年代后现代文学，至90 年代女性文学、后殖民、同志书写多元发展，到了新世纪因出现政治斗争而带来了各种文学乱象。

这里要特别提到台湾的女性作家，尤其是那些姐妹作家均受张爱玲的影响。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既有华丽的一面，更有张爱玲式的苍凉手笔。本省籍的施叔青、李昂（施淑端）姐妹，在受张爱玲影响方面各有不俗表现。无论是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还是李昂《杀夫》及后来写的《彩妆血祭》，均结合历史和国族论述，勇闯禁区，创造了新的话题。

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由于北部和南部不同政治板块的形成，造成文学上南北分野的现象：一是以台北为基地，在城市现代化的导引下，延续中华文学的传统，创作具有中国意识的作品和色彩缤纷的都市文学；二是南部延续乡土文学的传统，用异议和在野文学特质与带有泥土味的台语创作小说、散文、新诗，书写他们的所谓“独立”的台湾文学论。

与新的政治生态有关的是和“中国文学系”平行的“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继世纪末后在许多大学纷纷建立，“台语文学”在南部广泛推广。在小说创作上，对台湾的政治乱象反映最得力的是陈映真和黄凡。在政党轮替、眷村围墙瓦解后，新世纪还出现了一种承继眷村文学精神的“后遗民写作”。所谓后遗民，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两蒋时代的遗民；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信奉大中国主义，不甘心被“去中化”思潮俘虏的年轻一代。这群充斥身份认同焦虑与精神流亡的作者，在政治上虽然退出中心，但在小说界却居于主流地位，代表作家有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另有不属外省族群而专写畸零者、残余者、幸存者的舞鹤。张大春勾画20 世纪前半段民国时期现代史缩影的《聆听父亲》，也有广泛的读者。在文学奖遍地开花，书籍出版量惊人的当下，“无论是重返乡土的写实主义路线，还是延续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新世纪的小说仍在似曾相识的回路上摸索徘徊”。

综观跨海而来的台湾文学，从“战斗”走向现代后现代，从文化自觉走向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化焦虑与两派恶斗并存，七十年来这个曲折进程积累了不同于大陆文学的自身经验。

再说分五个阶段发展的香港文学：

一、“南来作家”包办文坛

自1842 年开埠至20 世纪30 年代，香港的文学乏善可陈。到了抗战兴起，“南来作家”大批来港。1949 年后，另有大批居民跨过罗浮桥。这时的香港文坛，成了右翼文人的天下，当然，这并不是香港文学的全部。尤其是散文和诗歌，还有不少怀乡作品。

二、现代主义居主流地位

20 世纪60 年代的香港，港英政府没有提倡作家用英语创作，对华文文学创作同样不鼓励，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无民主但有高度自由的治理方式，形成了香港“公共空间”的特色，使年轻一代可以抛开左右两种势力的支配而追求自己的独立发展。正是这种既不封闭也不保守的环境，加上资讯的先进和四通八达的运输网，使香港接触外来的新思潮比内地甚至比台湾有更便利的条件，以至于现代主义已位居诗坛的主流地位。

三、本土意识抬头

20 世纪70 年代后，内地政局的变化和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那些抱过客心态的文人，逐渐认同了这个“既非异国，亦非故土”的香港。在文化上，一种将香港与海峡两岸的文化加以明确区分的“香港意识”已经出现。和这种趋向相联系，许多作者努力反映香港社会的变貌，如西西的长篇小说《我城》。新移民作家陶然的《表错情》，反映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世态炎凉。

四、过渡时期的文学

自1982 年9 月22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开香港前途会谈的序幕以来，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香港文学从此也迈进了过渡时期的新阶段。

香港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虽然难于跟台湾、内地比肩，但在某些文体方面仍有“单打冠军”，如金庸的武侠小说、董桥的散文。新诗也不甘落后，如本土诗人也斯经常出入于中西文化、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他在题材、形式和语言上做了多种现代实验，在咏物诗、颂诗及都市诗的探索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五、香港文学的主体性仍存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文学创作的势头并未减弱，其香港特色不但没有消逝，反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元。综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坛，并未因“九七”回归导致“大中华文坛一体化”和香港文学主体性的消失以及创作自由的失落，反而由于有“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刊物、作品集的出版显得更加丰富多元。

最后讲澳门文学。

现代的澳门文学，应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再加上中葡建交，影响到澳门社会从闭关自守走向开放。1987 年4 月，中葡有关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草签，使澳门的前途明亮起来，澳门文化由此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说来，澳门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迎来了修建自己文坛的春天，以富有特色的创作迈进了世界华文文学之林。

大陆通称“台港澳文学”，其实，澳门文学的背景不仅与台湾不同，就是与香港也有巨大的差异。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上，澳门比香港约早300 年，但由于其港口条件欠佳，再加上人口少，对外交通离开香港寸步难行，故在经济发展和受欧美影响的快捷和深广方面，均比香港逊色。另一个不同点是澳门没有出现像香港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财经小说大家、名家。

广义的澳门文学，不仅指澳门华文文学，还应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创作的文学。土生文学所用的是葡语，其作品风格也非中国而是葡国式的。这方面的作品最重要的有飞历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后者还被改编成电影。飞历奇写的均是发生在澳门的爱情故事，作者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东方人的爱情婚姻，表现了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过程，具有较强的澳门地方特色。

最后，谈谈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

学界有人质疑比较文学不能独立存在并声称它会死亡，同样世界华文文学也有人如中国香港学者梁锡华认为华文文学“必死无疑”。华文文学众多研究同仁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精神和思维方式的世界华文文学，并不存在消亡的危机。相反，近年华文文学的发展呈生机勃勃气象，说它消失或灭亡并不符合实际。

梁锡华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华人下一代普遍不学中文改学英文或居住国语言，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像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其华人下一代确实把英语看得比华语重要，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忽视华语的学习。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华文出版社在新加坡照样发展。不错，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虽然在1980 年被解散了，但还有“南洋理工大学”，虽然后者的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前者比，但毕竟还存在。华人教育在新加坡以及在东南亚不少国家，仍在曲折中成长发展。

华文文学之所以不会“死亡”，是因为新移民作家一直有增无减。虽然也有像虹影等人回流，但毕竟移民作家进多于出。这些新移民作家，其下一代对于母语不可能像上一代那样毫不动摇地坚守，但比起东南亚华人的下一代，他们对华族文化仍然向往，不可能与以华语为代表的华族文化彻底告别。

由于中国国家实力在不断增强，世界上学汉语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即使某些国家华人的下一代中学汉语的人数在减少，但使用非华语的外籍人士学中文的却有增无减，这有利于改变华文文学生长的贫瘠土壤。学习汉语会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潮流。以汉语写作为主的海外华文文学，不仅不会“死亡”，反而会一步步走向强盛。

当然，也应看到华文文学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如华文文学的边缘地位，在长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全球大概只有新加坡华文文学能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包括马华文学要成为国家文学，仍遥遥无期或根本不可能。

在不少人看来，华文文学创作是一门行业，而研究者则认为它是一门学科。如果说它是行业，这行业的组成不仅有作家，还应该包括研究者。鉴于世界华文文学出现跨时空和跨文化、跨地域现象，其成分不但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也包括原则上属于外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便带来文学定义的不确定性，这来源于中国台港澳文学还有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制度的相悖逆。众所周知，中国台港澳文学不存在社会主义主旋律；海外华文作家既不在中国体制内，更不在居住国体制中，其成员也并非来自于作家行业的内部系统，绝大部分是外来的，其中有企业家、医生、军人、教师、打工者、流浪者或自由职业者，研究队伍也不像中国那样有专职评论家，而多半来自学院、报刊和出版社、自由撰稿人。组成人员是如此包罗万象，但无法否认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的作家和评论家，为华文文学的发展繁荣，为将世界华文文学从“研究方向”向一门“学科”转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文文学未来走向的一大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像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性异常突出，而北美华文文学由于作家多是从外地迁来，故其漂流性远比新华作家、泰华作家、菲华作家引人瞩目。澳华作家、欧华文学与本土的联系也不像东南亚华文作家那样紧密。无论是北美华文文学还是澳华文学、欧华文学，都不属于中国文学，可在存在方式上，“却常常‘介入’到中国台湾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之中，与中国文学形成一种‘交错’和彼此‘互渗’之势——这是北美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外国变体’的一个重要特点”。

世界华文文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出位”之思，即不为文化、语言所束缚的思考方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联合会2014 年曾举办过“聆听中国，对话全球”论坛。有一个题目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突围”，这“突围”表现在：

一是意识形态的“突围”。为使华文文学获得更大的市场，许多华文作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变成政治的图解或宣传工具。当然，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现实的，他们多半将意识形态隐藏在艺术形象之中，使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这里要特别提到女性主义视角的流行，其中固然有反父权的内容，但毕竟离政治较远，故这种作品的影响力比“政治小说”或政治抒情诗大许多。

二是文学流派的“突围”。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先是流行现实主义，后是流行现代主义，还有后现代、后殖民等不同名目。可有的地区尤其中国澳门的作家，没有赶时髦，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写作立场，这也是华文文学不被他人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语言的“突围”。在强势的英语面前，汉语写作有如“置身于文化的孤岛”。为摆脱“孤岛”的局面，有的作家改用英语写作，或在汉语写作中夹杂许多外来语。这种“突围”，有成功的，也有不理想的。不管怎么样，都体现了华文作家对文学信仰的坚守。

四是空间的“突围”。用汉语写成的作品，在使用汉语的地域最受欢迎。但也有作家不满足于华文市场，将作品输送到西方，输送到非汉语的读者群。这种追求华文文学在全球范围传播的“突围”，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重要走向。

在光复前，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光复后改用中文写作，20 世纪90 年代后则出现了所谓“台语写作”，但仍无法取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北京话写作。70 年代前的香港文学，作家的主体是“南来作家”，而后来本土作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华语写作在澳门文坛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九九”回归后“土生文学”的成长，让澳门文学出现多元共生的局面。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港澳文学和广东文学互相交叉、渗透，成为“大湾区文学”。至于海外华文文学，鸦片战争前的作家华人并不多；鸦片战争后，华人作家尤其是20 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移民作家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主力军。这些变化都说明华文文学一直处于生生不息的状态。它不仅不会“死亡”，而且将蓬勃发展。届时，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

①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3 期，第112 页。

②许秀祯：《新声回路》，（台北）《文讯》2009 年第2 期。

③泛指从内地到香港的作家。

④张叉：《真正的比较文学家是爱智者——龚刚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19 年第6 期。

⑤1993 年，梁锡华在暨南大学举办的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上云：“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必死无疑。”见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的前世、今生与来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 页。

⑥刘俊：《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花城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8 页。

⑦⑧王鼎钧：《海外华文文学的突围》，《羊城晚报》2014 年12 月10 日。本文吸收了他的某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