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之争最后四个月大致情节梳理(上)

2021-09-29 07:51安徽吴礼明
名作欣赏 2021年13期

安徽 吴礼明

问题与方法

汉四年(前203)八月,刘、项签定鸿沟和议以后,更具体地说,从项羽归还刘父、刘妻的九月开始,直至汉五年(前202)十二月项羽最后被灌婴消灭的这短短四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但《史记》《汉书》等书所记都比较简括或付之阙如,需要细梳才能明了很多为人所忽略的细节。除了寻找和整理相关已有的史料外,还需要对不少貌似不相关的史料进行再思和重构。只有不断汇聚更多的细节,刘项之争的整个事件才能逐渐呈现其清晰的眉目。

楚汉之争最后阶段时间发生在深秋至隆冬,从固陵算起到垓下时间是三个月,而陈下到垓下的空间距离在500 里左右,因此,此次刘邦对项羽的追击以及围歼的难度都不小。有人说“楚军缺粮已数月,士兵饥饿,久战疲惫,军队甚至根本没有半点补给”,“楚军刚从广武前线上撤下来,多为夏秋季装备,寒冷饥饿,士气溃散”,这些大体如此。但要说“孤军十万”,则有问题。又说“汉军联兵约七十万,且精力饱满、粮食充足、士气旺盛”,这个只能有一半的准确率,明显高估了汉军人数、补给和作战状态。

固陵之战与项王困局

汉四年八月,刘、项“鸿沟分割”,九月项羽归还刘父、刘妻,然后项羽东归,天下暂时获得安静。但是,刘邦却用张良、陈平计策,没有撤军西归,而是紧随尾追项羽,认为乘势将楚国消灭的绝佳时机到来了,于是又掀起新一轮较量,直至最后分出输赢而作罢。但这中间情势复杂,需要展开并爬梳有关情节与人物,才能窥视事件面目。

在十月,《史记·项羽本纪》(以下不另外注明,皆出自《史记》)说“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为什么追击暂停了下来?而《樊郦滕灌列传》说樊哙“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说明刘邦集团在阳夏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但在阳夏南“止军”,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都没有说,也看不出什么行迹。但《魏豹彭越列传》则明确说及“汉王败”云云,并回应了《项羽本纪》里关于向韩彭发出“会兵”的要求:“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

原来刘邦之所以“止军”,是因为吃了败仗,且亏面不小,以至于想到要倚靠属于自己的两大力量——韩信、彭越。于是,他赶紧派人联系,希望二人能够出兵相助。尽管前面尾随项羽占了一些便宜,但两军一旦正式相接,项王的轻疾和犀利马上又显现了出来。

但对项羽来说,此次与刘邦达成“鸿沟和议”(所谓鸿沟以西归刘邦、以东归项羽)实在是形势所迫。重大的问题当然是军需粮草问题(还有天下形势的变化,下文再详述)。项羽与刘邦前线对峙时,曾一度夺过敖仓,这让刘邦陷入恐慌;而后来在京索—荥阳一线反复争夺,也使得粮草的形势并不那么乐观。糟糕的是,就在刘、项荥阳一线纠缠对峙之时,野泽草寇王梁地彭越动作很大。“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魏豹彭越列传》)虽然这期间(即在韩信潍水之战刚结束不久),“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但是,“汉五年(实际上是汉四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时,彭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搅扰,“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并且“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

本来在刘项对峙时,项王就已经“兵罢食绝”,现在自然不敢恋战,故而在阳夏南大败刘邦之后,还是继续撤退。但时局已经相当糟糕。除了彭越在后方搅扰外,特别是自韩信潍水之战之后,天下的形势已经出现重大的转折,项羽的大后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这些,都是这位喑噁叱咤的王者最不想看到的。

我们看,尤其是汉相国韩信做了齐王后,随即派遣灌婴南下作战,加强存在,并逐渐向西推进,以打通与刘邦的联系。《樊郦滕灌列传》具体展示了这一过程:“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如此看来,仅灌婴一人已使西楚国难以招架,不仅其首都彭城已陷落,而且其中东部大片领土也都丢失。更有甚者,项声、薛公、项佗这些项王的股肱依撑要么战死要么被俘,或者是亡失,一下子让西楚霸王感到了空前的艰难。

现在项王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继续东归?显然,粮草军需已经被彭越所毁坏,而都城彭城也已经陷落,即使重新夺占过来加以恢复和修整仍需时日。从战局情况看,南线、西南线都还属于自己的西楚国。当务之急的是要解决“兵罢食绝”这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近选择一块地盘,以解决兵源、粮草,并让久疲不堪的部队获得必要的休整。眼下陈郡(陈县)是一个不错的歇脚处。

从历史看,在此经营的有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及秦末的陈胜,他们都在此建都,作为据点,向四面辐射。

陈郡治所在陈县,即今河南淮阳。该地区自春秋以来都是地域经济和文化中心。《货殖列传》云:“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商业发达,概因处于“楚夏之交”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中原与东南的水陆通道。其西有宛、大梁、洛阳,其东有寿春、广陵。所以其又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国郢都被秦将白起所破,于是“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徙都于陈,继续与秦对抗,直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东徙都寿春”,前后作为楚国都城的陈,还是存在了二十余年。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于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起义反秦,向西发展,随即占据了陈县,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张楚政权,然后再向四面派兵作战,亦可见其战略地位。

于是一路向南,目的地是陈郡陈县。这大概就是项羽为急于摆脱困局的一个就便的选择。

刘邦冒险与“张良计”出

再回头说汉军,不在阳夏南待命等候韩、彭两支人马的到来,而是继续冒险尾随项王,结果出了更大的问题。

“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项羽本纪》)这次项王明显是想给汉王一个沉重的教训,而结果也确实如此。刘邦措手不及,军情立时紧张,刘、项对阵的形势于是逆转直下。

前面说刘邦尾随项羽是一次冒险,一则因为刘邦从未有过这种主动追击的经历,一则是刘项荥阳、京索一带对峙时,刘邦就占有地利与军需上的优势,从而牢牢地将项羽“扼制”在这一带,使之再也无法向西。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因为项羽身后屡屡告急,需要时时抽身回到西楚国中东部去剿敌,那么刘邦最终能否扼守荥阳、成皋一带都成问题。而现在,地理和军需(就近取食于秦时所设的天下粮仓——敖仓)上的优势并不存在,刘邦一下子曝露于项羽跟前,形势的危险程度无须多言。

查看“阳夏(南)”和“固陵”两个地名,都在今天河南太康一带,距离并不远;考虑到项羽行军速度不快(因为前次作战几乎未获休整,且“兵罢食绝”的状况几乎未得缓解),如果从阳夏到固陵这前后的时间并不长,在此短短的时间内刘邦要求“信、越之兵”前来相会,除非这两支力量就在附近,否则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如果这前后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超出半个月至两旬,则较合乎正常的心理期待。因为前次潍水之战后,项羽鉴于彭越“下梁地,绝楚粮”,于是跟曹咎等人交代“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以此推算,则刘邦动请韩、彭二人的时间大约与此相当。将派人报信与二人带兵前来的这一个来回时间定在半个月,大致就是刘、项二人从“阳夏南”到“固陵”的时间。这是以刘邦距与彭越之间的距离进行计算的。而对于韩信来说,他的别将灌婴已经非常靠近刘邦,只是目前尚未会合。就在这个当空,项羽采取闪击,“大破之”,其取胜的面积自然很大。

此次,刘邦是在优势兵力之下(不多于项羽则肯定不敢追击),且相对条件(主要是军需和兵源)要大好于项羽的情形下仍被打败,再次品尝到了威风八面的项王的厉害。其实项羽有多厉害,包括制定策略的张良和陈平等人在内的汉军决策层应该是很清楚的。刘、项之间多少次对决、拉锯和反抢,尤其是彭城大战、荥阳成皋的易手战,还有记忆吗?应该考虑到的,为何如此冒失尾追呢?而这种冒进,一旦失策,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需要提及的是,后来有高级谋士陈平保驾于身边的刘邦,在平城面对匈奴冒顿单于时竟再演了一次“冒险”的体验,终于创下了帝国下及数代的“白登山耻辱”。

由于刘项刚签了鸿沟议和协议,现在毁约追击,遭遇反杀,能怪谁呢?只好做缩头乌龟,“入壁,深堑而守之”。如果没有外援到来,如果项羽再强攻猛击,恐怕刘邦不能支撑多长时间。所以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走投无路的刘邦,顿时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但也只有听从“张良计”而别无他法。

此次“张良计”,重点在解除项羽的围困,手段是利诱自家人,即所谓许诺实利分封韩信、彭越,催促快出兵。关于此计出台的前后,还需要再做一些分析。

给彭越的实惠,是将他由梁国国相提升为梁王,并为他划分了具体的疆域范围。这对于彭王来说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但如果追溯事由,此次为救急而应急的分封,自然属于补偿性质,因为前面彭越已经不是一次南下,深入西楚国,占领城池,抢夺军需粮草,给项王以重大打击。“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汉五年(实际上是汉四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更可怕的是,“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魏豹彭越列传》)。

现在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彭越在汉王第二次邀请时决定出兵会合?简单地说,好像是给了彭越以重利的许诺。因为前次汉王还在阳夏南时,派使者向彭越请兵,遭到拒绝,其理由是:“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这种“畏楚”的理由好像说得过去,又好像很勉强。因为彭越一直在反楚,故而“畏楚”并不存在。彭越在台面上的理由是,“魏地初定”,要加以巩固,担心一离开,地盘又会被西楚国夺去。也就是说为了护盘所以不想离开,这个理由似乎很充分。

细而思之,彭越与刘邦之间,尽管有友好合作的交集,于汉二年春“归汉于外黄”,而刘邦亦“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但随着“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自此以后,独立行动,则是与项王之间你来我往,周旋应付,让他吃尽苦头,使其军需粮草屡屡受扰;至于在军需物资上“损项益刘”,帮助了很多,恐怕是刘邦所没有想到的。对此,刘邦当以感激为先,但他并没有什么表示;这回遇到危机,却希望彭越会兵抗楚,所以后者做了策略性回避。而刘邦第二次的承诺,给了保证,大体算是挽回了第一次请兵的错失,体现了对彭越以往抗楚功劳的认可。而分封之举,算是给彭越上了名与利的双份保险。

但是,分封划界的做法,对于韩信来说,可能意义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有点多余。

因为前面,即在汉四年二月,已经正式册立韩信为齐王,并且是由始终受刘邦敬重的大智囊张良亲自带队前去确立的,已经显得很正式、很重视。而且韩信潍水之战之后,又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完全站在刘邦一边,并不存在背弃的任何可能。事实上,韩信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立场与态度:委派得力大将灌婴南下,将淮河两岸搅扰得天翻地覆,并一直往西推进,试图打通与刘邦的直接联系。可以说,最能够想刘邦之所想,给予刘邦在战场上支持最多的,始终是韩信。从开辟北方第二战场以来始终如此。

至于刘邦前一次催促,韩信没有动身,《史记》及相关传记文本没有提供信息予以说明。但韩信已派灌婴行动,可能是一重要原因。此外,稳定刚刚获得平定的齐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即使是出兵支持刘邦,也还需要时间来布置和调度;而不能说当日接到刘邦的要求,次日即带兵赶赴。再看刘邦的第二次催促,似乎是象棋中的将军和提醒;而于韩信而言,可能也考虑到军情危急,刘、项相持的后果,故而匆匆交代曹参之后,即亲率30 万大军前去救急。

但是,为什么在“张良计”里,韩信也被视为与彭越一样呢?这其中究竟藏有刘邦及其智囊的何种用心?是不是如后世所分析的,韩信与彭越都是“势利之徒”,不给好处就不出兵相助?

在《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里,司马光就对韩信发了这样一通意见:“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又发论道:“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在司马公看来,消灭齐国后,韩信没有及时回报汉王,却趁机为自己求王索地;而后来的固陵危机时,对于汉王的求救式邀请又失约不来,可见是“坐实”了一个势利之徒的说法。总是要仗势向君王索要什么,但刘项之争结束后又还能倚恃什么呢?因而战后刘邦对韩信的疯狂报复也就不值得同情。在此公看来,韩信简直有点活该的味道。果真如此?

当然,对于司马光来说,也似乎握有所谓依据,就是《淮阴侯列传》里那一段:“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然而无须细析文本,稍读即可明了此次问题当然是在刘邦。刘邦太过小人,一翻脸再翻脸之后,弄成了“撤假为真”的事实,能怨恨韩信吗?后者确实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没有任何违规越纪之处,可谓办事按程序且有理有据。而韩信这第二次应邀前来,如司马温公所言,是因为要挟了刘邦而让他怀恨在心吗?情急愤怒,都可以理解,但要说“高祖固有取信之心”,却并非出于韩信的过错,仍然是刘邦的问题。

如果照温公的理解,那么,这几乎是给韩、彭二人预设了前提,即前次(在“阳夏南”)不愿出兵是由于没有获得所谓的好处。那好,现在就给每人许诺一块从没给过任何人的“大蛋糕”以满足好了。于是给人的感觉,这利诱很勉强也很痛苦:为了保命,刘邦算是豁出去,再痛苦也得忍着。而且还给人以另外的印象,韩信、彭越这些人果然是“市井之徒”,终于逼着主人咬牙割下身上一块肉。所谓“乘时以徼利”,在温公看来,韩、彭这两个小人一时得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