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往来书信集》中胡适的出场

浙江 陈通造

1919 年，在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波诡云谲的时刻，约翰·杜威（John Dewey）夫妇来到中国，开始了逾两年的中国之行。当他们尚在中国各地旅行、演讲之时，1920 年，他们的女儿伊凡琳·杜威（Evelyn Dewey）就将收到的家书结集出版，题为《来自中国与日本的信》（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几年前，中国大陆出了这本书的第一个全本中译本，题为《杜威家书》。

近来有机会得读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编纂的《杜威往来书信集》，稍加对照，发现即便是《杜威家书》的“全本”，也是相对于经伊凡琳删削之后的正式出版版本而言。若与杜威夫妇的原信相比，《杜威家书》真是不折不扣的“洁本”兼“节本”。大约是担心给仍在中国的杜威夫妇惹麻烦，伊凡琳把信中所涉众多中日两国人物的姓名隐去，相关的评骘人物的字句段落甚至整个儿删除。杜威夫妇，尤其是杜威夫人对眼前人、事往往有好恶分明的断语，这些当然也都不保。

有了这个发现，反倒让我对《杜威往来书信集》月旦人物的部分特别感兴趣。首先自然是杜威学说东土第一传人——胡适。这里我们先从《杜威往来书信集》中摘出胡适第一次“出场”的内容，略施笺注，抛砖引玉。

胡适第一次出现在《杜威往来书信集》中是在“1919 年3 月13 日杜威致子女”一函中，主要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两位中国绅士今天下午来访，他们取道美国前往欧洲，其中一位是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们想知道能不能由他们到哥大疏通，以使我们明年待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和其他公立机构讲学。显然他们将向哥大提议我到中国当交换教授，哥大来付我的薪水，他们派去哥大的人则由中国出薪，若此议不可行，那就请哥大准我离岗，由他们付我薪水。

……

我忘了说，这些中国绅士想让我在三四个中国城市谈教育问题。显然，他们的主意是让这些城市周边的教育人员过来，由我来给他们作讲话。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胡适（SuhHu）写来的友好信件，你们也许还记得他。两位来访者说胡适一身多用，以致没有太多时间专攻哲学，不过他已经有一本关于中国哲学的书即将出版。他与其他一些人一道致力于改良中国文学以及戏剧演出，翻译了易卜生、莫泊桑（还有我不知道的什么人）等人的作品，他还率先以白话而非文言写诗——总而言之，他是新派中国文学家的领袖——此外他还主讲一门课，将一些古代中国哲学家与实验主义加以比较。

“SuhHu”是胡适1921 年之前姓名的英文拼写，据赵元任先生所说，这是拼读上海话的发音。此处需要交代一下背景。两位中国绅士指的是郭秉文和陶孟和，他们得知杜威夫妇到了日本，就起意让他们顺道访问中国并讲学。

陶孟和另有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交代了这次拜访的详情。这封信的节本曾刊于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鲜有人引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信文如下：

适之吾兄鉴，

今早到东京，午后往访ProfDewey 于新渡户家。彼询兄之近况。恭以教授而外复从事于新文学译剧等事。彼甚喜。彼极赞兄之论文。恭告以现著有《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乃根据于前论文之研究更扩充之。

Dewey 夫妇定于五月来华。拟先到广东，然后转到南京、北京，可在三处演讲。并云拟不日复兄之信。在三处时只需LocalExpenses。至ExchangeProfessorship，彼亦甚赞成。惟今年恐不能再华久留，以九月间拟回美授课也。顷与郭君商好，吾兄可函询梦麟及陶知行君，为一共同之举动（蒋陶已由郭君专函告之），函请Dewey 来华。至办法经费，可由三君商量。此时彼又赴帝大演讲。彼自谓此行专为观察风景。在东京只参观女校一处云。

这里的“恭”是陶孟和（原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的自称。两相对照，杜威转述陶、郭二人的话可谓留声机一般原原本本。从中不难看出，即便只是听陶、郭的描述，杜威也已经对胡适归国两年的成绩印象深刻。

杜威信中“你们也许还记得他”一语也值得加一注解，请看《胡适口述自传》里的这一段：

那时候杜威和他的家人住在纽约河滨大道与西116街的南角。杜威夫人每月都有一次邀请杜威的朋友和研究生去他们的公寓举行一场“家中”聚会。在这些聚会场合，我们这班学生很高兴也很荣幸见到杜威的一些朋友，纽约文化圈里的一些异士，拖着长发的男人和留着短发的女人。能受邀参加这些“家中”星期三下午之会，这是杜威的学生最珍贵的特权。

正因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年常有到杜威家中参加聚会的经历，与杜威的家人有过直接接触，杜威才会在家书中对孩子们说“你们也许还记得他”。

陶孟和信里又说，杜威“拟不日复兄之信”。这里有待回复的胡适原信似已不存，而杜威的复信果然很快就发出，时间为郭、陶二君拜访后的第三天，即1919 年3 月16 日。这封信的原件现存于社科院胡适档案中。有趣的是，在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中有这封信的节译本，而从用词和语气判断，很可能就出自胡适本人手笔。这封信也少见人论及，信文如下：

胡适教授：

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可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原定讲演八次，已讲了六次，本星期可以讲完。他们要译成日本文，所以要我把讲义写出来，因此我竟不曾有很多游览风景的机会。

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这样一来，胡适就算得了杜威的“允许”，可以为他操办来华和留华事宜了。其间应该有些电报往来，今已不存，但1919 年5 月3 日杜威刚刚抵达上海，就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去信请假，其中也提到了胡适。

这封信的措辞非常讲究，颇可见出杜威为人行事的风格，译其大略如下：

我在日本时曾致信Woodbridge 院长谈了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询问我是否有可能在下一学年受邀到中国并留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我说如果此事可以安排妥当，我很愿意前去。之后胡适博士想已给您去电（他已来信征得我的同意）。我抵达此处时，他从北京来接我，还有此地和南京来的一些教育家。他们都觉得当此中国教育与思想发展之紧要关头，一个代表着世界思想尤其美国思想的人能起到的长期作用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大。就我自己来说，我极看重这个了解远东思想与状况的难得机会。故而我希望，您能允准中国教育部即将向您发出的正式请求。有了这次经历，我未来对哥伦比亚的用处会更大，我也希望附带可以促使日本和中国到哥伦比亚求学的学生人数有所增长。当然，您一定时常听说哥大当前在中日的影响力甚巨，尤其是在中国。这里有一个大约四十人的哥大校友会。很多人向我保证，哥大人当前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美国或欧洲大学都要大。

这封信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更喻之以哥伦比亚大学长远的在华利益，杜威与“领导”打交道的本事不可谓不高明。

但杜威行程的安排远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因为他来得巧，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城里闹学潮，北京大学上下也是一片混乱，校长蔡元培甚至负气出走，直接从北京到了杭州。

这就使负责张罗此事的胡适为之大窘，因为他虽有一点名声和人望，实际并无相应的职权，此事说到底还要由北京大学和北洋政府教育部出面。他的窘状完全体现在一个多月后他写给蔡元培的信中（1919 年6 月22 日）：

杜威（JohnDewey）博士的事，最为使我难为情。我五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收到Columbia大学校长Butler 先生复先生的去电，说“杜威给假一年”。十五日又得一电，说“前电所给假是无薪俸的假，速复”。两电来后，一个月内，竟无人负责任可以回电；也无人负责任计画杜威的事。袁次长去职后，更无人替我分负责任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杜威夫妇，更对不起Columbia 大学。后来那边又来一电，问何以一个月不复电。（我已用私人名义回电了。六月十七日发。）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

之后杜威讲学和留华的费用大致就依照胡适这个“共认”的办法解决了。

当然，杜威本人未必清楚这件事背后的曲折，他大约觉得中国之行与日本之行并不会有多大差别，早在1919 年4 月22 日，他就在给家人SabinoDewey（撒比诺·杜威）的信中确定了自己之后的通讯地址，他说：

请转告Lucy 一定要给我们寄一张明信片，交北京国立大学胡适博士转。

……

当我们到达时，胡教授将从北京赶大约一千英里的路到上海来接我们。

5 月1、2 日两天，杜威夫妇联名给孩子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胡适的部分恰好有删改。下面我打算将伊凡琳删削过的信文列出来，将删去的内容补齐，用方括号标出，伊凡琳自己所加的话用下划线表示，我们且看看她的“良苦用心”：

有一个欢迎委员会来迎接我们［其中包括胡适，他是赶了三十六个钟头的路从北京来接我们，还有一位南京师范学院来的人，以及一位上海本地的教员，姓蒋，他大约一年前在哥大师范学院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委员会由几位中国绅士组成，他们大多数都是归国的留美学生。在这里，“归国留学生”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别，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站起来了，美国大学也会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分享一份荣光［而哥大师范学院也将享有应得的一份］。

这封信是以杜威夫妇交替的形式写成，上面这段话出自杜威夫人，信的后半部分，又出现了胡适，出自杜威笔下，而且饶富趣味。到上海才两三天，杜威与这班留学生的交流显然已经颇深，开始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接着杜威夫人前文中提及的参观工厂见闻，写道：

你们妈妈说这间工厂里只有那位领班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讲实话，胡适就接话说，扯谎就证明道德意识在觉醒了，因为此地本来是连对错之心都不曾有的。他和他的朋友已经放弃了政治，我认为他们把政治当作一件坏事看待，他们把全副力气都花在他们所谓文学革命上，而这个文学革命并非听起来那样纯粹关乎文学，因为其用意是使用当前的口语来写作，非如此则现代的问题就没法真正得到讨论。我肯定你会很有兴趣读一读8 月中那一期

Millard’sReview

，读上面一篇胡适所写的谈文学革命的文章。看起来他们对文学革命的热情与他们对政治的颓丧正相当。

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杜威真正进入了1919 年中国思想界的空间。他认为胡适等人对文学革命的热忱背后乃是对民国初年现实政治的彻底失望，这也为我们理解胡适所谓“二十年不干政治”“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等主张提供了一个“旁观者清”的珍贵视角。

①约翰·杜威：《杜威家书》，刘幸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②John Dewey.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1871-1952I-IV

.此系数据库电子档，无页码，下引该书直接在行文中标明日期和收发件人，不另出注。

③《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3 月27 号。

④HuShih：

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HuShi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版，第93 页。此处译文系自译。

⑤《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3 月28 号。

⑥胡适：《胡适全集（第2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