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阳[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从发生学角度考察民族起源和流变,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文学话语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里,大多数成员间也无法见面甚至知晓,但每个成员都能想象与他人的交流”。而文学作品“为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其中的一种手段就是景观书写。景观不仅是观赏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被解读的文本。它是一种审美、习俗和意识形态秩序的体系,在政治、文化和民族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人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共同体的存在和揭示其真实的状态:通过考察其诗意的空间,通过追述其黄金时代。第一种方式涉及景观,第二种方式涉及历史。前者将共同体植根于鲜明的地域之内,而后者记录了共同体的起源以及英雄时代的繁荣时光”。在史密斯看来,“民族景观是由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两部分组成的。历史景观总是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历史景观之所以成为景观是因为它被自然化了;而自然景观也不纯粹是自然景色,在这里自然景色被历史化了,被赋予了历史意义”。因为景观包含着民族成员共同的经历和共享的记忆,所以它能成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